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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
去冬今春的某一天，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先生来信说， 2016年是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去世四百周年，作为江西的出版社，他们责无旁贷，想出一本关于两位戏剧家的研究著作，以表达纪念之情。最后的意思是，希望我能共襄盛举，揽下这个活——写一本关于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书。
我有些动心，也有些犹豫。
动心，是因为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都是我喜欢的作家，对他们的作品，也比较熟悉。
平时，我就比较留意莎士比亚的研究动态，见到有关他的传记和论著，总是毫不犹豫地买下来。所以，莎士比亚的传记作品，我这里就颇有几种，关于他的研究资料和工具书，也比较齐全。
为何又犹豫不决呢？
最近两年，我将大部的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苦难与自由：重估俄苏文学》一书的写作上。我想对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做一番较为深入和系统的反思与总结。在我看来，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对“俄苏文学”亦步亦趋，几乎就是它的翻版，是它所投下的影子，是它所漾出的涟漪。所以，反思俄苏文学，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反思中国文学。
我在《名作欣赏》开了一个专栏，题目就叫“重估俄苏文学”，一月一篇。我的关于俄苏文学的文章，大都发在这个专栏上面。狮子搏兔，亦用全力，庸驽如我辈者，自然更须用志不分，毕力而为，如此才能保障专栏不致难乎为继，文章质量也不至于十分低劣。
而且，单是相关资料的搜集和阅读，就会花去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例如，为了写好《革命文学的“革命代数学”——托洛茨基文学思想批判》、《一双煮得半熟的靴子？——车尔尼雪夫斯基文学思想批判》和《一元决定论与灰色阐释学——普列汉诺夫的美学理念与文学批评》，我就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犄角旮旯翻了个遍，凡能找到的托洛茨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普列汉诺夫的汉译著作，全都细细地读了一遍。
于是，我便对秋林先生坦言相告，说我在写完《重估俄苏文学》之前，恐怕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做别的事。我告诉他，先物色别的人选，如果万一找不到合适的人，再说。
过了些天，他又打电话来，说找不到合适的人，还是想让我来。我依然没敢应承，只说“我再想想”。
四月十七日，我到上海，参加由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和复旦大学中文系主办的纪念《悦读MOOK》主编褚钰泉先生的座谈会。会后，秋林先生来房间聊天，再次谈到撰写纪念汤显祖与莎士比亚一书的事情，态度很是恳切，我就答应了下来。
回到北京，一切就按部就班地展开了。
第一步，就是阅读两位作家的全部作品。《汤显祖集全编》，六卷本，繁体竖排，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莎士比亚全集》，十一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些作品全都得细细地读，要边读边做标志和笔记。重要作品甚至要反复读。
第二步，就是梳理关于汤显祖和莎士比亚的研究史和研究现状。这一部分的阅读量更大。我对自己的要求是，重要的传记作品和研究论著，都要接触到，尽量不留死角和空白。非如此苛细，便无法保证研究的有效性。而征引准确和宏富，也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不仅有助于启发和支持自己的观点，也有助于读者了解更多的信息。
第三步，就是确定研究的思路和方法，构建全书的基本框架。我选择了比较老实的办法，即相互的比较和独立的分论相结合，以免仅仅根据几个僵硬的概念和牵强的判断，将汤显祖和莎士比亚强行扭结在一起进行比较，非得在相异处找共性，或在相同处寻差异。运用比较批评方法的时候，最怕“硬出意见”，强作解人。这种“强行比较”的典型个案，就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
梅列日科夫斯基是个才华横溢的流亡作家。他有作家的敏感和激情，但是，缺乏批评家的冷静和理性；善于捕捉和分析细节，但是，对作家的总体把握和判断，往往会有很大的偏差。他将托尔斯泰的小说界定为“身体的”写作，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写作界定为“心灵的”写作。托尔斯泰喜欢描写人物的外貌，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对此毫无兴趣。于是，他在前者的作品中，只看见对肉身的描写，在后者的作品中，只看见对心灵的描写。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大加赞扬，对托尔斯泰大加贬斥：“托尔斯泰的‘人物’，与其说是人物，不如说是牺牲品：在他们身上，人的个性还没有完全形成，就已被自发力量吞没。……作品的肌质，似乎也是像生活本身的肌质一样，既无开端，也无终结。”[1]这是一种骇人的“比较”。它完全是随意和武断的。这种普罗克汝斯忒斯（Procrustes）魔床式的“比较批评”，应当“悬为厉禁”，引以为戒。
在我看来，将作者与作品结合起来的“人文互证”，是一个有效的研究策略，这意味着不仅要细读作品，要深入到文本的内部，探察作品幽邃的意蕴，还要以意逆志，尽可能准确地理解和把握作家的人格和心意状态；要“知人论世”，将作家放在他的时代里来考察，分析时代对他的影响，同时，还要结合当下的时代氛围和文化矛盾，分析作家的人格与作品对于现时代的意义；要充分认识文学语言的特殊性，认识到诗性语言对翻译的“不顺从”，从而尊重不同样态文学的价值，无须妄分轩轾，也无须汲汲于“走出去”，因为，对文学来讲，那种虚妄的“世界认同”和“国际奖赏”，除了能够满足某些人一时的虚荣心，此外的意义，似乎很是寥寥。
汤显祖四十九岁那年，写过一首题目很长的诗：《戊戌觐还过阳谷店，览丁亥秋壁间旧题，惘然成韵，示赵滕侯》。诗人经历了官场的倾轧，看透了世路的险恶，1598年春天，他来到十一年前的秋天曾投宿过的山东阳谷店，故地重游，内心充满了难以言说的悲哀和寂寞，和难以舒散的烦恼和郁结，于是，便世虑全消，心生归志。他在诗里写道：“伉伉南奉常，报秩此停驭。一言公府怒，万里辞春署。……身名良以悠，岁月何其遽。俯迹自沾衣，驱车从此去。勉矣后来人，当知心所语。”[2]
他想起了自己因为直言而受到的摧辱。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他的诗里自然就有股子愤愤然的不平之气。
这最后一句，在我读来，大有深意存焉，尤其耐人寻味。
是啊，披读前贤书，“当知心所语”。
在小半年的时间里，我时时摩挲着两位伟大作家的作品，用心倾听他们的“心语”。
我将自己所听到的，所领悟到的，都写在这里了。
请读者诸君也听我“心语”，且有以教我。
最后，还有一些感谢的话要说。
感谢张秋林先生和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对我的信任，感谢他们邀请我到临川拜谒汤显祖。临川归来，嗒然若丧，心情不怿者良久，遂赋诗一首：
谒临川清远道人（并序）
余所著《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行将蒇工，应二十一世纪出版社社长张秋林先生之邀，2016年8月17日，一行数人，以张国功教授为向导，欣欣然前往抚州临川，拜谒清远道人。讵料世事沧桑，万物改易，玉茗堂早已荡然无存，义仍墓也惨遭“红卫兵”掘发，唯旧时沙井，掩蔽于道旁。极目西望，遥见埃文河畔，莎士比亚庐墓依然，花草无恙；两相对照，感慨系之，怆然有怀。
半世倾心读巨著，
如归故里到临川。
旧居荡荡无遗迹，
新构洋洋有大观。
闻道坟茔遭毁废，
但余残片旧衣衫。
威廉西望多安好，
并世双星两重天。
好在，汤显祖活在他的作品里。在他的文字家园里，没有野蛮的暴力侵扰，没有寒冷的风雪欺凌。这里永远是春天。这里的黎明静悄悄。这里的黄昏无限好。
感谢我的朋友、文学批评家、白鹿书院院长、《秦岭》杂志主编邢小利先生。在最酷热难熬的三伏天，他安排我逃离北京，到照金避暑写作。没有在这里的二十多天舒适的写作，我恐怕很难按期完成此书。感谢我的朋友仵埂教授来照金陪我，并带我到旬邑乡间访古和观光。
我得特别介绍一下美丽的照金。此处地近长安，不到两个小时的车程，却别有洞天，是一个特别宜人的清凉世界，虽在盛夏，亦如三秋。
顺着宽缓的大路，步行十多分钟，即可到达山顶。山上风光之美，简直令人惊艳！开阔的山坡上，起伏有致地种着大片大片的格桑花；这是一种气质清雅的花，丰姿绰约，艳而不俗，没有罂粟花的妖异，也没有凌霄花的恣肆，不像蓼草那样直白，也不像蜀葵那样刻板。在色彩缤纷明艳的花海中，暗红色的自行车道，忽现忽隐地向东边延伸，将人们的目光，引向远处的丹霞地貌。
绿色的牧场草地，像一幅打开的扇面，点缀着几棵高大而依依的柳树，和十几匹悠闲地吃草的骏马。山风习习而来，风力恰到好处，吹着祥云一样的格桑花，吹着碧水一样的绿草地，将花和草的带着甜味的清香，吹得满世界都是，让人切切实实地体验到了“微醺”二字的意味。
山下的小镇，除了干净，还是干净，干净得简直使人有些恍惚，仿佛置身于地中海边上的索莲托。最不可思议的，是它的凉快。那宜人的温度，就像是上帝亲自调试好的。在别处气温高达四十度的时候，此间夜晚须盖薄棉被才行。真是一个难得的避暑胜地！可惜，知道它红色名字的人，或许不少，但知道它的美丽和洁净的人，知道它的无可形容的凉爽的人，确乎不多。
感谢胡平先生、张国功先生、周劲松先生、王军先生、方敏先生、熊炽先生、李蒙蒙女士、简小明女士，感谢他们对我的关照，对拙著的出版所付出的辛劳。
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感谢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资料室的工作人员，感谢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资料室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为我提供的耐心而周到的帮助。
感谢我的家人。没有她们的理解和支持，我的写作肯定不会这么顺利。打印和校对，都是极其琐细麻烦的事情，但内子视为己任，毫无怨言。
最后，我还要感谢我家名叫梦宝——女儿喜欢叫它瑞狗——的荷兰垂耳兔。感谢它带给我的生命与生命对视和交流的喜悦。初到我家时，它还是一个楚楚可怜的兔宝宝，比手掌才略大一点，现在，已经长成一个聪明而健壮的小伙子啦。书稿终于写完了，我可以好好陪它玩玩啦。
2016年9月18日，北京平西府
注释：
[1] 梅列日科夫斯基：《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卷一，杨德友译，华夏出版社，2009年，第229页。
[2] 汤显祖：《汤显祖集全编》（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51页。
《并世双星：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李建军著，二十一世纪出版集团，2016年1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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