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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水照谈钱锺书手稿集

http://www.newdu.com 2017-10-22 文学遗产网络版 佚名 参加讨论

    《钱锺书手稿集》的出版应该说是文史学界的大事。我们知道这部手稿集共有三个部分,只有外文部分没出版。现在我们是否基本能够从《中文笔记》,到前几年出版的《容安馆札记》,到《管锥编》,窥出先生做学问的脉络和步骤?
    王水照:《钱锺书手稿集》共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容安馆札记》三卷,第二部分是去年下半年刚刚出版的《中文笔记》二十卷,第三部分是尚未出版的《外文笔记》,估计是钱先生为写作“西洋文学史”所作的准备工作吧。先生在清华念的是西语系,到英国、法国去留学,研究的是英国文学和法国文学,回来后在国立蓝田师范学院、西南联大、清华大学,都是搞外国文学的教学,他是有志写一部西洋文学史的。如果先生的西洋文学史能写出来,那肯定是能够和西洋人对话的西洋文学史,因为他是扎扎实实一部一部原著读过来的,不会是从西洋人的文学史翻译、改编的。先生的外文笔记共留下一百七十八册,三万四千多页,估计要编成四十卷。《钱锺书手稿集》初步估算大概有六十三卷,这应是我们目前所知的个人笔记中规模最大的一种。所谓个人笔记,当然不包括像“盛宣怀档案”一类的文件,而是由作者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或者用键盘敲出来的。这可以说是“空前”的,恐怕也是“绝后”的,以后的人估计也不会用这种方式来做了。手稿集不仅是数量大,更重要的是它的内容十分丰富,是相关学术研究的富矿。外文笔记我们尚未见到,从钱先生的中文著作来看,我们可大致梳理出三种著述形态,或者说治学的三个过程:
    第一是《中文笔记》,这是随读随记的产物,最能反映先生日常的读书生活,带有原生态的性质。
    第二是《容安馆札记》,我将它定位为半成品的学术著作,因为《容安馆札记》三大卷是经过先生编辑过的,共编成八百零二则,经过我们初步梳理,实际约七百九十则,里面有个别的缺码、空码。这几百则的书写格式是基本统一的,总是先记所读某部书的版本,次做总评,再选取具体作品边抄边评。另外,许多条目之间还相互关联,在谈到某些问题时会出现“参观第几则”等情况。可见,《容安馆札记》是半成品的著作,已不是原始的读书笔记,用杨绛先生的话来说,就是经过了一定的“反刍”而成的。
    第三就是《管锥编》。《管锥编》对十部古籍进行评论阐释,里面许多内容在《容安馆札记》中能够找到相对应的部分。杨绛先生也曾经举过例子,比如《管锥编•楚辞洪兴祖补注》十八则,在《容安馆札记》里读《楚辞》的笔记只疏疏朗朗记了十六页,两者篇幅差距很大。
    这三部书,一般来说,是从《中文笔记》再加工到《容安馆札记》,然后再写定为《管锥编》正式出版的成熟著作。其中也有交叉,因《中文笔记》的时间段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跨度很长,所以《中文笔记》里也有某些段落注明是补《容安馆札记》某某则的。两者之间时间有交叉,《中文笔记》的许多内容还写在《容安馆札记》以后。我们只是从著作形态或者说从研究过程角度来说,是先有随读随记的“笔记”,再有初步加工的“札记”,最后为成熟的笔记著作《管锥编》。
    关于钱先生,以前说他有“照相式记忆”,过目不忘。现在从已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反映出的先生日常的读书生活来看,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勤奋做笔记?
    王水照:确实如此。《中文笔记》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能够最原始地反映钱锺书先生的读书生活。而对于钱先生这一代学者来说,读书生活也就是他们的学术研究生活,我们阅读《中文笔记》就可以在大师的手稿中体悟他的治学之道。先生的治学道路与方法,和他读书的方法,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合二为一的。这是部分老辈学者治学的特点。我们现在来看,学术研究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当前的课题模式,先确立课题,以某种理论贯通,寻找架构,组织材料,写成著作。一种就是某些老辈学者,像先生那样,是从目录学入手,由目录而读书,一部一部地读下去,以此为基础,随读随记,从而得出某些观点。这是两种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不同的治学方法,我们暂且不予评论好坏。但先生这种治学方法在我们学术史上是具有很深历史渊源的,比如先生在《中文笔记》里抄的一部南宋黄震的《黄氏日抄》,就是抄书而成的著作。更有名的,则是顾炎武在《抄书自序》里所记其嗣祖父“著书不如抄书”的家训,顾氏秉承此训,四方访书抄书,以求从“多见”而“识之”,进而达到“知之”的问学之途,对其著成笔记名著《日知录》起到很大作用。
    从钱先生的家学渊源来看,钱氏父子,志在集部之学。钱基博先生担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时,在《光华大学半月刊》上发表《读清人集别录》,其引言中说:“儿子锺书能承余学,尤喜搜罗明清两朝人集。以章氏(学诚)文史之义,抉前贤著述之隐。发凡起例,得未曾有。每叹世有知言,异日得余父子日记,取其中之有系集部者,董理为篇,乃知余父子集部之学,当继嘉定钱氏(大昕)之史学以后先照映,非夸语也。”其中反映出先生在念书时即有笔记。钱氏家学强调读书,以目录学为导向,一本一本读下去,从而寻找研究道路。
    《钱锺书手稿集》是先生生命的外在形式,他并不是把学术研究当成职业,而是他的志业。“职业”与“志业”,一字之差却相去万里。如果没有这种立场,先生也不会留下《手稿集》这么一大笔学术财富。我可以举两个例子,在十六册有一部分是读柳宗元集的笔记,我第一次看到时十分吃惊,因为先生的手迹一般来说还是比较清楚的,虽常用草书,但基本规范,可是这一部分的字却写得歪歪扭扭,多在行格以外,猛看起来连小学生的字都不如。怎么先生的笔迹会这么乱七八糟呢?后来在书影下看到先生识语,这一册应当是在1974年至1975年间的笔记,“观《柳河东集》以后笔迹,可知‘流亡’期间,哮喘,急救后,大脑皮层受损,手不应心”。所谓“流亡”期间,指的是与邻居不和,迁居文学所办公室的那段日子。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先生在重病未愈时,便开始做读书笔记了,这种勤奋,这种毅力,是十分罕见的。另外一个例子,第十七册读郑孝胥日记,注明为劳祖德整理本。劳祖德整理本《郑孝胥日记》的出版时间在1993年10月。先生这条笔记一共写了四十页,篇幅是比较大的。而在1993年上半年先生动了一次大手术,摘掉了一个肾,1994年7月又发现了膀胱癌,进了医院就再也没出来。读《郑孝胥日记》的这四十多页笔记,就在他两次大手术中间,在这种身体状况的非常时期,他依然手不停抄,“日课”不辍。
    大家都知道先生学问博大,不管是崇拜他的人,还是质疑他的人,都公认这一点。这里面除了天赋的原因,即先生记忆力确实特别好,但主要恐怕还是勤奋。他连《红楼梦》、《水浒传》这样的常见书也大段大段地抄下来,这一方面可能是用以写作参考,因为他家是不藏书的,另一重要方面恐怕也是帮助他记忆。先生学问之博,记忆之强的谜底,正可在这里揭开。所以说这些笔记,是他生命的一种外在实现形式,这是令人感动的。
    您曾说过,先生最喜欢《西游记》,但手稿集中《三国》、《水浒》、《红楼》都有笔记,很奇怪,却没有关于《西游记》的笔记。
    王水照:这个原因还真不敢乱说。先生读《西游记》多达几十遍,《管锥编》也引及五十多处,《容安馆札记》在最后第八百则,是论《西游记》的,讲猴入马厩,可免马疫,因而孙悟空被封“弼马温”(避马瘟),但《中文笔记》中一时还未发现片言只语。《中文笔记》由残页、大本、硬皮本、小本等组成,残页保存情况不佳,有无《西游记》材料?或者散入他处?不妨举个例子。初版《宋诗纪事补正》第十一册书端书影,原有先生手抄李清照《金石录后序》、《词论》、《打马图经自序》、《打马赋》等文,整理者不知原委,一概阑入他的《宋诗纪事补正》。先生批云:“不要,这是我自己摘录供参考的,那时候没有《李清照集》也。”说明他抄书“摘录供参考”已成习惯了。类似李清照的这些材料,按其著述体例,可以归入《中文笔记》。
    您关心《西游记》,我则留意他的一首送夏承焘先生的七律。《夏承焘日记》1959年5月的记事中,有《自京归杭得钱默存示诗感近事奉报一首》,事关钱先生《宋诗选注》受批判、文学研究所请夏老撰文“平反”事。夏老在诗中以“是非易定且高枕”相劝慰,但实际情况相当复杂,阴晴不定,馀悸犹在,引起我追索钱先生原唱的兴趣,他一生是很少麻烦别人的。《中文笔记》保留不少《槐聚诗存》以外的作品,却不见此首。凡此都说明现有的手稿集并不是先生手稿的全部。
    从《钱锺书手稿集》看,您觉得先生读书有什么特点?他的兴趣好像特别广泛?
    王水照:我们曾经对《容安馆札记》三卷本的内容分布作了一些初步统计,从传统经史子集四部来看,主要在集部文献;从朝代来说,主要集中在宋、清两朝典籍(如宋金元诗文有两百九十多则,达五百五十多页,明清诗文有一百七十多则,达五百多页,所占比例甚大)。这与《谈艺录》的情况是一致的。《中文笔记》有个好处,前面有目录,但我还没据以进行细致分析、统计,初步印象依然还是以别集为主,以宋、清两朝为主。所涉显得更广泛,可以说无书不读,毫无雅俗、难易、熟僻之别。先生说,先生读很俗很俗的书,也会读得哈哈大笑,很艰深很艰深的书,也可以一遍一遍兴致盎然地看。比如前面说到《中文笔记》里,连《红楼梦》也大段大段地抄。比如佛经,是比较难读的,义理的辨析也是很艰涩的,但先生也做了许多这方面的笔记。有的学者对中国“为学未有欢喜境界”表示不满,但是我想先生是达到“一片欢喜”这个境界了。他这么大量地抄写,一方面当然是做学问,一方面也是一种趣味,否则他不会不管什么书,只要是字写的东西,他都有兴趣。这是先生远离外部喧嚣世界,独立经营的一片精神园地。
    您曾谈到《钱锺书手稿集》的“私密性”,先生的读书笔记中哪些方面表现出这一特点?
    王水照:读书笔记的写作与将要公开出版的学术著作,显然是不一样的。学术著作有明确的预设读者,而读书笔记主要是留给自己查阅,因而里面很自然也就有极为私密的一些内容。这些内容包罗比较广泛,有些是很有趣味的。比如第一册中记载夫妻俩在牛津大学读书时,曾经争论孔子究竟最喜欢哪个弟子,是颜回还是子路?夫妻俩统一看法,孔老夫子最喜欢的是子路。又比如先生想蓄须,先生笑他装模作样,他也就只好剃掉了。这些家庭生活,多有记录。《中文笔记》中还反映出先生广泛的兴趣,比如先生看了南薰殿帝后像,他把那些帝后像的各种胡须、眉毛样式都描画下来,并且颇有兴致地评论一番,哪种样式好看。这些完全是趣味。
    另外一些私密性的笔记,是不太可能在公开场合发表的,比如说对章士钊《柳文指要》的批评。“文革”中,学术著作万马齐喑,唯有两部书流行,一部是章士钊《柳文指要》,一部就是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先生评《柳文指要》:“此书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同意相类,均为逢迎主意之作。”“主”就是指毛泽东了,毛泽东是喜欢柳宗元和李白的。接下来,先生引用了明代祝允明《罪知录》的一段话,祝允明是同时斥韩尊柳、斥杜尊李的,那就是说郭沫若和章士钊,加在一起也不过就是一个祝枝山。王士禛《香祖笔记》中曾经斥责祝枝山“肆口横议,略无忌惮”。先生对章氏批评得非常犀利:“为柳之佞臣已殊可笑,因而不恤为韩之谗人,则可笑且可厌矣,于韩之文、之人及一语尊韩者,莫不丑诋”,乃至以“恶讼师”谥之。最妙处在于,章士钊曾经说他一生学“柳文之洁”,先生就把他《柳文指要》的“总序”摘抄了一百六十多字,指出十条缺点,都切中肯綮。比如章序中有云:“夫学问者,不足之渊泉也。”先生评云:“秏矣哀哉,不通竟至此乎?学然后知不足、学无止境之意,忽欲翻新作词藻,遂成笑柄。”必欲以“渊泉”比喻“学问”,也应该是“不尽之渊泉”、“无限之渊泉”,“渊泉”之“足”与“不足”又如何分疏与理解?先生的“秏矣哀哉”,当然不如“呜呼哀哉”常见,但此语却非“翻新作词藻”,早见于《汉书•董仲舒传》,是有“来历”的。章士钊序中赞扬柳宗元“所用助字,字字叶于律令”,而贬斥韩愈之“泥沙俱下”。先生又巧妙地揭橥章序中自己使用助字之不当,“以子之矛,攻子之盾”,辩驳有理有力。我们知道,钱基博先生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中对章文有过甚高的评价,他说:“士钊既名重一时,出其凌空之笔,抉发政情,语语为人所欲出而不得出,其文遂入人心,为人人所爱诵。”父子俩对章士钊前、后期文章的一褒一贬,似都有文章以外的政情、人格因素在,赞扬的是对其“抉发政情”、表达民意的肯定,批评的是对“逢迎主意”的不齿。
    另外在《中文笔记》中,还能找到许多钱先生的旧体佚诗。他年轻时很爱创作,后来编选《槐聚诗存》,应酬之作不选,嘲谑之作不选,为人捉刀之诗不选,先生是反对人家在《槐聚诗存》以外再去找他的诗歌的。《中文笔记》中留下他的大量诗作,特别是他在国立蓝田师范学院时期的创作特别多,基本都没选入《槐聚诗存》。我们从研究角度来看,这些诗还是很有价值的,可以从某些方面了解钱先生的一些想法。比如有首《答效鲁见嘲嗤》:“石遗未曾师,越缦堪尚友。一长有可录,二老亦不朽。伊余陋独学,闻道生已后”,“无师转多师,守墨非墨守。惟有空依傍,或可虚尽受”。这首诗真实表现了先生对待学问广采博取、不主一家一派的态度,类似的材料还是值得我们去搜罗、研究的。
    《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出来后,《文汇报》有长篇报道,题为《心得尽在笔记取舍和材料钩沉中》,但我们如何才能有效地通过这样的著述形式去体味先生的心得呢?这好像比较难。
    王水照:《文汇报》的这个标题取得很好,抓住了《中文笔记》的特点。《中文笔记》基本部分是抄书,但抄书为什么抄这条而不抄那条,这种取舍确实蕴含着先生的读书心得。另一方面确实如你所言,这也是我们研究这部书最大的困难。在目前情况下,要读懂《中文笔记》,比读懂《管锥编》、《容安馆札记》更困难,毕竟《容安馆札记》眉目还是清楚的,先生的评语也还比较多。《中文笔记》许多地方就只有材料抄录在那里,我们恐怕是真的读不出先生的心得。
    就我目前的阅读感受来说,可以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中文笔记》里有少量的眉批和行间的短批,三言两语,文字虽少却很重要,这自然是了解钱先生心得的重要途径;第二个办法,就是充分利用钱先生自身著作之间的“互文性”,我们可以将先生留下的著作看成一个系统,中间有许多相关的问题相互勾连、相互映照,这则材料在《谈艺录》、《宋诗选注》、《管锥编》或者《容安馆札记》中,他是不是用过?如果用过,那么我们可能就会知道先生抄录的这则材料意义之所在,从而体会先生笔记的心得。
    比如,先生生病期间“手不应心”写的读柳宗元集,记下了柳宗元的《南霁云睢阳庙碑》一文。大家知道,韩愈写过一篇《张中丞传后叙》,里面有个人物叫南霁云,柳宗元这篇文章就是给南霁云写的庙碑。先生为什么要记录这篇文章呢?他有批语云:“骈偶之文。黄震曰:晦翁考为晚年所作,其自隳以从俗耶?”可见,先生记录这篇文章,其用意在于注意到了柳文的文体是骈文而非古文,这对于更全面了解韩柳古文创作与古文运动的关系,是有意义的。黄震自己的考证,认为这篇文章是柳宗元的“少作”,又引朱熹考证为晚年之作作为注文。很明显,先生把这些材料抄录在这里,是从古文与骈文的关系中注意到这篇文章的。
    又比如韦庄《秦妇吟》,共一千六百六十六字,大概是最长的唐诗了,先生将它全文抄录。关于《秦妇吟》我有更多的感受。当时我在文学所参加《唐诗选》的工作,一般唐诗选本是不选《秦妇吟》的,那时恰好政治环境相对宽松一点,我就提议《秦妇吟》可不可以选入。选入理由一是黄巢起义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在这首诗中得到较全面的反映;另外我国诗歌像这么大篇幅的长篇叙事诗比较少,它在叙事艺术上有所发展。后来钱先生对我说,中国的叙事诗,结尾好的不多。《秦妇吟》假托秦地女子,经历了黄巢动乱逃出来,遇到作者倾诉,全诗以秦妇的第一人称叙述下来,结尾突然说“避难徒为阙下人,怀安却羡江南鬼”。韦庄写作此诗时要投奔镇海军节度使周宝,这篇作品是要投献周宝的。从全诗来看,结尾是存在缺陷的。当时钱先生跟我谈的不多,这次看《中文笔记》,里面就说得比较清楚了。他抄录《秦妇吟》后,批了三条意见,首先是评结尾:“一味颂祷,浑忘已与此妇对话。参观少陵《石壕吏》‘天明登前途,独与老翁别’,香山《琵琶行》‘座中泣下谁最多,江州司马青衫湿’,两种结法。”先生认为《石壕吏》、《琵琶行》的结尾和前文是呼应的,《秦妇吟》的结尾完全脱离前文叙述。其他几条,这里不谈了。可见这些少量的评语,为我们了解他的心得,指示了途径。
    有些人认为《钱锺书手稿集》其实是先生咀嚼过的剩下的没用材料,您怎么看?从《中文笔记》中,我们能看到先生未完成著作的端倪吗?
    王水照:这是一个大大的误解。《中文笔记》绝对不是用剩的边角料,也不是咀嚼多遍的废渣,它仍然是一部具有独自内容和学术价值的著作。别的且不说,至少我们可以从中寻找“《管锥编》续编”。
    先生《管锥编》出版后,他自己在多个场合说过将有续编的,至少有《全唐文》,有韩愈,有杜甫。有的在《管锥编》里还注明了。比如论《全唐文》,我们在《容安馆札记》中摘录到十万多字。我想,在《中文笔记》中应该有更精彩的内容。
    先生说要写韩愈,从《中文笔记》中,我们发现他对韩愈的看法是非常独特的,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目前对韩愈的研究。韩柳古文运动,建国以后,一段时间内是充分肯定的。因为当时我们也强调文学要为现实服务,为政治服务,而韩愈古文运动的主要口号就是“文道合一,以道为主”。这个观念和当时政治上的文艺要为无产阶级服务,为工农兵服务,在某种程度上有契合的地方,所以那时对韩柳古文运动的评价是较高的。新时期以来,我们的文学观念有所改变,强调要回归文学本身,讲究文学的艺术特点等,所以对韩柳古文运动的评价,就低了些。一些重要的文学史著作,就把韩愈的古文运动,归结为功利主义的教化中心论,认为韩愈把文学当做政治的附庸,成为传道的工具,评价比较低。我原来有个看法,把古文运动定位为“借助儒学复古的旗帜,所进行的一场关于文体、文风和文学语言的改革运动”。韩愈当然是要传道的,但传道仅仅是他的旗帜,他的中心还是在传文。苏东坡《潮州韩文公庙碑》对韩愈的评价“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从文和道两方面对韩愈进行评价,文、道并举,当然是对的。在韩愈的主观上,是既要传道,又要传文的。但从他的理论本身和写作实践来看,他真正传道的文章并不多,主要就是“五原”,他大量的文章都是有感而发的。如果他仅仅是要将文章作为政治的附庸,那么韩愈的散文艺术恐怕就无法取得这么高的成就。这是我原来的看法。这次阅读《中文笔记》,看到先生的评论,我觉得有点底气了。在《中文笔记》第十册先生论韩愈道与文的关系,从李汉的《韩昌黎文集序》讲起,这篇序言一开始就说“文者,贯道之器也”,但李汉一路写下来,却只是推重昌黎之文而不及其道,他所谓“摧陷廓清”所言就是文,是“先生之文摧陷廓清之功”。先生又举了一些具体例子,昌黎的《答窦秀才书》里说自己“发愤笃专于文学”,《上兵部李侍郎书》里说“性本好文学”,《与陈给事书》里说“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最后钱先生说“皆分明主‘文’”,“可见昌黎为文学道,分为两橛”。先生论韩愈《原道》,称赞“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两语精甚”,接下来一段“辟佛语已透宋儒辟佛之说”:“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国家,灭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先生说“领袖之道,尽此数语”,意思是说韩愈举起辟佛的旗帜,也就只说了这么几句话而已。所以,韩愈在儒学上,并未独立成家。从这里来看,韩愈古文运动的性质,究竟是偏向“文”,还是偏向“道”,应该从他的写作实践本身来进行定位。
    另外,关于古文、骈文、八股文之间的关系,先生在《中文笔记》中也多有讨论。先生对于骈文是非常喜欢的,他隶籍常州,常州是清代骈文重镇。先生在给别人的信中,谈到他对常州先哲的骈文,多有能背诵的。他对骈文的起源问题,早在清华读书时,就有所论述,见于他的《上家大人论骈文流变书》。先生对唐代韩柳与骈文的关系,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说韩愈偶然也写骈文,但写得不好,“木强质滞”,柳宗元的骈文比较圆熟,但也“未有工丽”。原因在于,韩柳对于骈文的态度,有一些区别。韩愈虽写骈文,但是不屑为之。柳宗元能写,但是未能升堂入室。这个看法,与前人的见解多有不同,颇堪重视。关于骈文与八股,先生认为“八股实本之于骈俪之文”。他举了两个例子,一个是韩愈的《原道》,认为此文开八股之先河,这个观点在《容安馆札记》中已经有过,《中文笔记》里又出现了。《原道》开篇“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就是八股文中的破题。该文的篇章结构,也是符合后来八股文起承转合的标准的,暗藏八股结构。《原道》是韩愈第一篇传道之文,这篇文章在韩愈手里,讲究的还是表达方法。先生认为,八股之文,后来越来越僵化,自然不足道,但从八股文中抽象出来的“起承转合”的思维模式,逻辑推理的规律,从文章写作角度来说是对的。即使像《原道》这样的应用性文字,在先生看来,韩愈最讲究的还是在于文章写作本身,先生还是从文章审美的角度来评价的。另一个例子是柳宗元的《国子祭酒兼安南都护御史中丞张公墓志铭》,这篇墓志中有两长联,先生认为“中骈体长句,似为后世制艺中之二比”,也就是说柳宗元的骈文已有八股的气息。这样的观点,值得重视。先生读《全唐文》的一些论断,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
    由上可见,不是有了《管锥编》,《中文笔记》就没用了,《中文笔记》里有许多钱先生还没来得及写的好东西。
    从宋诗研究角度来说,您认为《钱锺书手稿集•中文笔记》提供了什么新东西?您阅读《中文笔记》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王水照:从宋诗研究角度来说,我首先关注的就是苏东坡。因为苏轼是宋代最大的诗人,但是先生除了在《宋诗选注》里给他写了个小传,《容安馆札记》里没有专门的读苏条目,而在《中文笔记》中却发现了多处评论苏轼的批注。比如他评竟陵派谭元春《东坡诗选》十二卷,谭友夏提出,当时有人认为“东坡诗不如文,文通而诗窒,文空而诗积,文净而诗芜,文千变不穷,而诗固一法足以泥人”,而他认为“诗或以文为委,文或以诗为委,问其原如何耳。东坡之诗,则其文之委也”。先生批道:“议论好。乃谓东坡之诗太尽也,自是的评。”之后,又引了许多古人的评论。先生这段批语,实际上牵涉到苏轼以文为诗的问题。我们一定对先生在《宋诗选注》中谈苏轼诗歌的比喻印象很深刻,特别是他谈苏轼《百步洪》中的“博喻”,比之如车轮战,让人应接不暇。这是从正面的修辞效果来说的。从反面来说,也就是“尽”,不留余地,这实是散文的写法。在《中文笔记》中,先生还对苏诗进行了一些考辨,也多有收获。
    还有一个诗人王令。王令是先生很喜欢的宋代诗人,本来文学史不是太注意他,但先生在《宋诗选注》中将他评为“宋代里气概最阔大的诗人”,在宋诗浪漫气息普遍缺乏的情况下,王令是比较特殊的。由于钱先生的表彰,我们在文学史研究中也就开始比较在意王令了,这是宋诗研究中比较重要的一件事情。但《中文笔记》里有这么一条:“阅王逢原《广陵先生文集》毕。古诗奇崛而优闲,极得昌黎之秘,但肌理逊其密致,辞藻输其古茂,遂如慢肤多汗耳。亦时时参以玉川、东野。近诗太粗直,文亦排奡而恨繁冗。死才二十八岁,诗中多叹老嗟卑语,又多老儒正襟危坐道学语。”从《中文笔记》到《宋诗选注》,对王令的评价,有同有异:诗风奇崛,学韩、孟等是一致的,但又从宋诗的整体风格中,突出他是“气概最阔大的诗人”,从这个着意强调中又可以体会他对王令评价的精进,永不僵化。
    我现在读《中文笔记》,最大的心得就是先生评论同一个作家,总是从不同的角度切入,许多都有细致的差别,甚至还有整个评价完全相反的,这当然是另有原因的。比如对华岳的评价,在《宋诗选注》中是完全肯定的,是“爱国志士”,但在《容安馆札记》中批评得很厉害。这个原因是很显然的,就是编《宋诗选注》时政治风气的影响。我感兴趣的是艺术评论,在不同的语境中,先生对同一个作家的定位大致相同,但仍然有许多审美批评上的差异,这些差异没有对错之分,而是由于切入角度不同带来的。举两个例子,一个是王安石,另一个是梅尧臣。我在最近《文学评论》上发表的《〈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与南宋诗歌发展观》一文里也谈到这个问题。先生在《谈艺录》、《宋诗选注》、重订《谈艺录》、《容安馆札记》、《中文笔记》等书中都对梅尧臣诗歌有所评论,而这些评论又都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比如《谈艺录》中以为梅诗不能与孟郊诗并肩,缺点明显;在《宋诗选注》中词锋犀利而揶揄,说梅诗“‘平’得常常没有劲,‘淡’得往往没有味”;重订《谈艺录》时,他又说读《宛陵集》“颇有榛芜弥望之叹”。在《容安馆札记》中,先生评梅尧臣的诗说:“力避甜熟乃遁入臭腐村鄙,力避巧媚乃至沦为钝拙庸肤,不欲作陈言滥调乃至取不入诗之物、写不成诗之句,此其病也。”也就是说,梅尧臣诗歌缺点之所以出现,是有其原因的,乃是他要力避甜熟、力避巧媚,不作陈言滥调,是要改革当时诗风而出现的。这是从诗歌发展史的立场上来评价梅尧臣,而不是封闭式地谈梅诗的缺点。虽然与之前的评价总体相似,但切入角度不同,这是相当深刻的。而在《中文笔记》中,他说:“宋诗之有宛陵,如唐诗之有次山(元结)……造语平质近拙,而意思能细折,直起直落,全无腾拏作势取姿之态,唐宋两代,绝无仅有。”这些评价,在之前是没有的。
    我们看先生的学术评论,有人疑惑究竟哪个观点是先生真实的见解,因为总是存在一些不同的说法,似乎总是在改变,他曾经开玩笑给自己一个谥号“钱文改公”,他的著作也不断地在改。我觉得,原因在于对象本身的多元性,也应该容许从不同方面进行解读,所以在他的学术研究中,没有唯一的结论,更没有最后的结论。他早年写《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就曾经强调文学无法定义,他说文学像“天童舍利,五色无定,随人见性”。这句话看上去玄乎,带有不可知论的味道,但实际上是深刻地把握了文学的本质,各种事物也好,文学现象也好,总不是单方面的,而是多方面的。这是我个人此次粗读《中文笔记》最大的感想。
    王安石是另一个突出的例子。先生在《谈艺录》中,总评王诗时有褒贬,但贬重于褒,尤其是对其“巧取豪夺”的指责:“每遇他人佳句,必巧取豪夺,脱胎换骨,百计临摹,以为己有”,可谓入骨三分。在《宋诗选注》中,那句“后来宋诗的形式主义却也是他培养了根芽”,分量很重,在当时的学术语境中,这一贬斥,带有毁灭性质。《容安馆札记》只见少许赏会作品之语,未见总体评骘意见。《中文笔记》第二册中却有一大段评述:“荆公兼擅各体,而五七古、七绝尤为粹美。其古诗凝而不生涩,有力,于欧逸,于梅劲,而能适未酣放耳。其以文为诗,直起直落,北宋无第二人。惟说理语、参禅语太多而不佳。五律雅有唐音,往往有似摩诘,拗相公恬淡如是,亦一奇也。七律对仗精切,一代无两,笔气矫挺。惜大半为句头所坏,纯粹者少。七绝则几乎篇篇可传矣。大体论之,荆公诗劲硬,是其所长,稍欠顿宕开阖,故笔阵轻疾稍单。要之是大作手,不下东坡,袁随园、潘养一辈正未知也。”这段一百七十字左右的总评,除个别处外,均是颂扬一片,这在先生的评诗中极为罕见,“不下东坡”的“大作手”之评,尤为醒目。将其与他的其他评论王安石诗歌意见“捉置一处”,对勘互验,更会引出一系列的问题:是视角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因而结论有异?是写作的具体时期、背景不同,评诗的标准有所调整?各处所言各有侧重,都非率意之笔,有其自己的理路与立场,但又如何综合考量?王国维评周邦彦,从词品拟为“娼妓”到“词中老杜”,至今仍是词学研究中的一道难题,先生似乎也提出了相类的新课题。
    王安石的例子,我在《〈钱锺书手稿集•容安馆札记〉与南宋诗歌发展观》一文也谈到了,现在读《中文笔记》又发现先生观点与《宋诗选注》、《谈艺录》甚至《容安馆札记》有所不同。限于时间,不再细说。总之,先生的观点,我们可以慢慢体会他是从什么角度提出来的,这些看法都要进行综合考量,各处所言,都有侧重,都有他自己的理路与立场。
    曾有一种说法,先生的治学只是为卖弄记忆,而不是真正的学术研究。您对这种论点怎么看?
    王水照:刚刚辞世的朱维铮教授,曾经长期担任上海电视台《大师》节目的顾问,他留下两句中肯的话:评价大师不要陈义过高,也不能谬托知己。我很认同这两句话,我们不能因为心存崇敬之情,而与研究对象黏合得太紧,但是,对先生留下来的学术遗产,我们又很难真正地贴近,很难真正洞悉他的底蕴。先生留下来的著作,绝大部分都是传统形式,《谈艺录》是诗话,《宋诗选注》是选本,《管锥编》是笔记。他的论文,从《旧文四篇》到《七缀集》,与一般的学院派论文也不在一个路数。虽然著作形式是传统的,但它们的内容却完全是新的,完全是用现代人的眼光对古今中外文学现象、文学资料的梳理、分析与阐发。在这些著作中,《手稿集》的形式是碎片式的,其内容及意义“所指”是不确定的,“能指”更是多意域、多向度的,怎样去接近先生创造的学术世界和达到的学术境界,是我们面对的严重问题。由于这些原因,《钱锺书手稿集》从学术上进行解读的还很少,是需要我们艰苦努力地去钻研的课题。
    几年前我曾应邀为台湾一家研究机构题词,写下了明代思想家王廷相的三句话:“潜心积虑以求精微,随事体察以验会通,优游涵养以致自得。”精微、会通、自得,当时我心中想到的就是先生的学术境界。先生的生命与学术是合二为一的,他的读书笔记就是他外在的生命形式,我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先生这样的学者才是在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而不是相反。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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