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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平教授著《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词学卷》，是复旦大学黄霖教授主编《中国分体文学学史》中的一册，与周兴陆著“诗学卷”、谭帆等著“小说卷”、罗书华著“散文卷”、刘明今著“戏剧卷”，一同筑起了一座崭新的气势宏伟的学术巨厦。 黄霖教授提倡的“中国文学学史”，是一门“有别于‘文学史’、‘文学理论批评史’，同时也与‘文学研究史’各有侧重”的相对独立的学科，属于学术史的范畴。这门相对独立的新学科在学术的总结性、开拓性和创造性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中国分体文学学史·词学卷》作出的回答，令人惊喜且心悦诚服。本书作者彭玉平教授长期致力于词学研究，对词学核心命题和“关键词”进行了“做足微观、适度中观、谨慎宏观”式的研究，已发表相关论文逾六十篇、出版专著多部，可谓硕果累累。丰厚的学术积累，为这一全新学科的探索与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无论是对“词”的本质属性的抉阐，还是词学概念的辨析，抑或是词学研究体系的改造与创新，作者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探讨，得心应手，游刃有余。 众所周知，“词”起源于隋唐燕乐，这对于词的体性的形成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但是，随着历史的变迁，音谱、词韵、词律等包孕在早期“曲子词”或者“倚声”中的内涵也一并消逝在学科之外，正如梁启勋《词学》所言“音谱失传，徒供读品”。作者深入词史文献的“书写现场”，重构词学核心概念“所指”与“能指”的历史维度。例如，历代学者对于“词学”的认知众说纷纭，很大程度上就是缘于概念混淆、定位模糊，作者在《绪论》中就明确指出：“如果诗学以‘诗’为研究对象，则词学自然以‘词’为研究对象。作为中国特有的‘词’，只有放在中国特有的学术背景下来考量，才能得到合理而有效的解读。”在这个意义上，词学“乃是指专门针对‘词’这种文体而形成的一家之学，她从本质上逸出诗学范围之外并与诗学形成双水并流态势”。作者归纳出“前古典形态的词学”、“古典形态的词学”、“现代形态的词学”这三种历史演进形态，由此界定相应的认知格局，打破了既有的平面罗列基本史实、按朝代年限平均着墨的著史方式，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过渡、演变的历史进程中把握住了词学发展的文体规律与内在脉络，创造性地构建了一个体大思精的“学史框架”，以具体的文体理论研究，实践了黄霖教授所提倡的“学术史”应为“学”、“术”、“史”三者合一的理论主张。 又如，关于“诗余”说，作者指出“诗余”是出现于南宋乾道（1165—1173）、淳熙（1174—1189）年间的“新名词”，而从文集编辑体例看，早在唐代就已将“词”附于诗文集尾端的现象，惜未命名。迟至南宋初年，诗文集附录“诗余”一项的体制方才固定下来，进而发展为事实上指称词体的代称。作者进而从南宋庆元年间出现的《草堂诗余》一书入手，深究南宋“诗余”之名的嬗递现象，发现南宋人是在行令唱词、说话故事两个方面认识与使用词作的，其目的就是便于提高说唱艺术的水准。因此，历代词论中“诗余”之“诗”虽然出现了指称《诗经》、六朝乐府诗、唐代绝句等等情况，而就文体形制来看，却都是“能歌”的“诗”，是音乐体性与文学体性的高度统一。这就从文体学的宏观层面，发掘出了“诗余”的本质属性。这一重大“发现”，力破历史上“余事”、“余力”、“剩余”、“余韵”等歧义性解说，为词学概念的正本清源工作作了一个极佳的“示范”。 中国千余年来绵延不绝的词学传统，形成了一整套特殊的表述体系和意象模式，这是需要精细绵密的思辨能力方能体味与把握的。本书抉阐词学概念与范畴，实际上突显了“概念史”、“观念史”的意涵与作用，为解读词史上的“以诗为词”、“哀感顽艳”、“尽头艳语”、“潜气内转”诸说以及民国时期“词”重新向歌唱转化等现象，提供了坚实可靠的历史依据与文体学依据，也对由概念判读深入理论阐述的整体性研究提供了极具参考价值的“进路”与“架构”。例如，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享誉学林已久，而对于“人间”一词的理解，诸说纷呈，莫衷一是。作者全面考察王国维的自述、诗词作品、友人信件等文献，认为罗振玉实为命名“人间先生”第一人，而王国维之所以接受这一称呼，与其长期研读《庄子》的阅读体验有关。王国维对《人间世》的“哀乐观”别有心会，这又极大地促进了《人间词话》“忧生”、“忧世”论题的形成。由于学界长期以来过于关注王国维的西学渊源和考据学渊源，而于其《庄》学渊源迄今无一字论及，因此，这一结论可说是发前人所未发，言前人所未言，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真实可信而又具有方法论意义。 本书在著史模式上进行很有理论价值的探索。这是一部总结性与开拓性并举的著作，如何寻找与建构历史形态与理论形态完美结合的写作姿态，也就成了作者不能不正面应对的重大课题。黄霖教授在《前言》中指出，既往的学史的书写，或以书为中心，或以人为中心，或以事为中心，或以时为中心，或以学为中心，今天看来不外突出“六点内容”，亦即梳理演变脉络、品评学术成果、总结治学方法、提炼学术思想、探索演进规律、追求当代意义。本书从词学发展历史的自然形态出发，“随物赋形”，或突出词集，或侧重专家，或考据史实，或论述派别，或溯源概念，总能以观念史为经，以学缘学脉为纬，交织成一幅立体多维的词学传承的历史画卷，彰显了著史模式的深度写书姿态，更凸显了“中国文学学”作为一个全新的理论创新工程应有的理论空间。 时下流行的数种词史、词学史，要么专注于具体词人的创作，要么侧重于词论、词话，而对于词学体系的整体把握犹有不足。我们知道，著史模式是以历史为主，还是以逻辑为主，是区分研究范式归属于史学形态还是理论形态的主要标志。本书结合词学史的发展来建构词学理论体系，又从理论形态的宏观高度来把握词学体系，以理论逻辑统率历史描述，使包容整合的理论格局和张皇幽渺的史料分析相得益彰。在作者看来，严格意义上的“词学”应该包括词的起源、词乐、词律、词韵、词人传记、词集版本、校勘、笺注、辑佚、评论多个方面，是一个多维一体的自足系统，因此，但凡涉及“词”的方方面面的内容都应纳入到研究与书写的视野中来。总体来讲，本书做到了以作家为本位、从创作思维来省察词学创作与批评，并以此作为词学研究的逻辑基点，一方面注意具体创作与理论表述的“互证”，另一方面注意发掘词学各有机组成部分的历史作用与理论意义。 早在20世纪八十年代，罗宗强先生著《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时就十分注意凡遇理论沉寂之时可借文学创作本身来演绎文学思想。这对时人著史方式的转型无疑有着深刻的启迪。本书关于唐宋间诗词转换问题的探讨，也有异曲同工之妙。学者多论述李白、李贺、李商隐、韩偓的历史贡献，仅有清初刘体仁《七绎堂词话》论及杜甫，“老杜《风雨见舟前落花》一首，词之神理备具”。作者将杜甫的《风雨见舟前落花戏为新句》置入时代风气、创作氛围、文人生活习性等等中去观察，指出这三首诗中“变调”以其柔弱的情感、纤小的意象和轻清的语言，在词体萌发及初步形成的关键时期为词体的内质奠定了重要基础。可以说，剖析杜甫诗作的“词韵”，实属“神来之笔”，反映了作者精妙的品读能力与审美领悟力，更反映了作者善于穿透事物表象、洞彻词史深层运作规律的理论观察力。 当然，作者用了更多笔墨全面地论述了在词学发展史上曾产生深刻影响的词人、词论、词籍，如李清照的《词论》、南宋的《草堂诗余》、端木埰的《碧瀣词》和《宋词赏心录》、陈廷焯的《云韶集》和《白雨斋词话》、沈曾植的《菌阁琐谈》、朱祖谋的《宋词三百首》、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谭献的《箧中词》、叶恭绰的《全清词钞》等文献，皆能抉阐其中精义。如从朱祖谋四度校批《梦窗词》的史实与实绩入手，梳理出了晚近词坛发展的三个维度——吴文英词的传播与接受、吴文英词的笺注与研究、晚近词风的结穴与转型，指出古典的传承与开新作为晚近词坛的时代表征，体现了古典词学的终结特征，更蕴含了现代词学的启蒙特征，具有丰富、深刻的词史意义。 又如，王国维《人间词话》的文本形态曾发生过数度改写，既有作者本人的删减，也有学术传人的改编，更有后代学人的增补，王国维生前的三次删减与身后的七次增补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恢复原貌与探索原义就成了词学史上别具深意的课题。从王国维词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本人的删减，自当体现其词学观念阶段性特色和终极意义，而从20世纪词学史的宏观层面看，后人的增补则体现了对于词学体系丰富性、整体性认知与把握渐次提高的动态过程。 当然，对于词学史的深度书写，应该侧重“人”的因素。本书系统考察了龚自珍与吴昌绶、端木埰与王鹏运、端木埰与唐圭璋、陈廷焯与唐圭璋、沈曾植与王国维、王国维与赵万里、谭献与叶恭绰、朱祖谋与龙榆生等的关系，从表面的人际交往、诗词唱和、学术交流，一直到遗稿整理、学术研究、人格追摹各个方面，都作了精细的考证，指出词学的传承同样是多维立体的，而词学研究不应停留在人际交往的表面，应该重视并深入研究词人之间的“学缘”关联性，进而建构起一张动态的网络结构，从词学核心命题与关键词的起承转合中探讨具体的“人”的历史作用。例如，唐圭璋与陈廷焯并无交集，但与陈廷焯子媳张萃英为邻，两家相距不过百米，偶有往来，陈廷焯遗稿很可能是因此而得以目睹的。唐圭璋向南京图书馆推介陈廷焯《云韶集》手稿，使之得以入藏，并将冠于《云韶集》卷首的《词坛丛话》录入《词话丛编》。又如，唐圭璋早年曾得到端木埰多种手稿的副本，潜心诵读，积极宣传，又通过考察端木埰影响王鹏运词学观念这一史实，寻绎出了周济词学在晚清的传承脉络。唐圭璋本人也在这一间接的“转益多师”过程中形成了平衡两宋、兼顾“重拙大”、境界与情韵的词学观念。对这一学缘的深度、动态的考察，体现了“词”的“人的文学”的文化意义和文体意义，与黄霖教授“文学原人论”遥相呼应，体现了历史逻辑与理论逻辑合一的学术维度。 总而言之，本书探索词学学史体系过程中往往聚焦于最富历史感、最具生命力的“时空”建构，以寻绎最具思想深度的理论概括，因此，在处理历史描述与理论建构的互动关系时，能够打破词史∕词学史平面描述的窠臼，进入学脉传承的深层结构，进行理论的归纳与总结。这一富于创造性的探索，将有力地促进词史、词学史乃至文学史深度书写模式的建构与转型。 本书注重词学史料的发掘与阐发，实现“释古”与“疑古”的深度互动。理论家是否占有充分材料，对材料的剖析是否正确，从材料中抽绎的规律和原则是否准确，是构成理论研究与系统研究的先决条件。作者遵照“做足微观，适度中观，谨慎宏观”的治学原则，穷搜冥抄材料，体现了“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材料”的实证精神。例如，作者充分调动了音乐文献，详细考证了“倚声”与“倚瑟”、“倚歌”的渊源关系，指出《汉书·张释之传》所载汉文帝“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歌”，倚的是乐器演奏的曲子，而“倚歌”则倚的是歌者唱的歌，二者倚的对象有区别，但是在“以歌合曲”的形制上是一致的。唐代十部伎将鼓类乐器增加到半数以上，大大提升了歌舞表演的节拍性。这既是唱词的需要，也是伴舞的需要，中唐时期出现的“倚声”说就包含了这两层面意思。词人倚音乐来制腔定调，倚定腔来歌曲，最终须由歌妓演唱，故而宋人偏于歌唱一途的论述甚多，至于后人误解“倚声”的真实内涵，缘于不明了“倚声”的源流与体制。这样从“证古”、“释古”入手，通过还原历史真实，把文学现象说清楚，最大限度地接近了词史事实。 当然，作者并不满足于“证古”、“释古”，总能上升到“疑古”的层次看待文献史料。例如，在北宋后期及南宋，人们似乎一边倒地说苏轼词“不谐音律”、“要非本色”。后人也多沿此说，且引苏轼《与鲜于子骏书》、《答陈季常书》及俞文豹《吹剑续录》为证。作者仔细分析了宋人言说的重点和苏轼书信的内容，指出苏轼所重在“词”，幕客所重在“唱”，二者并无轩轾之意，而且，后人引用苏信往往省略前半部分，仅用后半截“东州壮士扺掌顿足而歌之”加以申论，实际上全信内容的重点是重申偏重男声演唱传统的“古风”范式，恰恰是与当时某些士人“偏嗜”女音的喜好相反。因此，这一分歧实际上是旧有的男声传统与新生的女声潮流之间的冲突，陆游说苏词“豪放不喜剪裁以就音律”，类于曲为之解说，并未切中肯綮。相对于“释古”而言，“疑古”更具学术挑战性，能有效提升词学研究的境界和当代眼光，往往可视为一种创新。上述关于苏词“不谐音律”、“要非本色”的辨析，就是“疑古”的成功范例。 黄霖教授曾在十多年前撰写《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近代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时，就创造性地提出应以“三纲”、“五要”、“二观”十点论来衡量中国文学理论体系，进而在编撰《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丛书（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时，从原理、范畴、方法三个层次探讨、揭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内在体系与民族精神，2006年出版的七卷本《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史》又对20世纪中西学术交汇语境中的中国话语系统进行了较为彻底的厘清。现在，黄霖教授立足于“原人论”，编撰《中国分体文学学史》丛书，进一步建构了“六点内容”、“三个层次”的研究原则，探索中国文学理论的民族气派与民族精神。彭著“词学卷”沿着这一思路勇于进取，运用“非常中国”的语言来构建词学研究体系，体现了词学研究的民族特色，同时，突破了文学史编撰一直在西方模式中运行的窘境，“写出个性，写出真知灼见”，具有鲜明的当代学术意义，所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我们期待这一学术群体能在探索“用中国化的语言来构建中国化的文学理论体系”之路上再创佳绩，走向辉煌。 [作者简介]闵定庆，文学博士，华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