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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奥地利学派的重要人物罗斯巴德的作品——《自由的伦理》（the ethics of liberty）中文译稿，还是去年年底的事——那时的美国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苗头刚现；今年10月，全新中文版由复旦大学出版社推出时，金融危机已经蔓延全球，全球股市暴跌，美国前五大投行已五去其四，世界经济似乎正在惊恐中重复1929-1933年的大萧条。 政府救市已经成为当下各国压倒一切的任务，即使在共和、民主两党推出的总统后选人角逐入主白宫进入倒计时时刻，救市的必要性在奥巴马和麦凯恩那里也似乎达成了空前统一；更进一步地，拯救金融危机的政府行动第一次在全球陆续展开并极有可能达成一项全球一致行动计划，就连联合国秘书长也不断示好，愿意提供场地协助专门处置金融危机的全球主要国家首脑峰会的召开。 金融危机，让各国政府重新拾起了政府干预大棒，凯恩斯主义又得到了大展拳脚的机会。自由主义这个维系西方市场经济体系的基础正受到越来越多的拷问。 有经济学家断言，金融危机的在21世纪初的爆发，宣告西方整个自由市场经济体系基础的动摇，全球财富的急增与集中、虚拟经济的膨胀、巨量资本跨国移动的便利等等，更需要政府的监督与干预；这种干预效果甚至已经超越一国政府能力，进而这种干预能力需求还必须拓展至联合国——这个原本设立于二战后、美苏寻求世界政治秩序重新安排的国际政治组织。 笔者认为，就此断定自由主义理论体系已经在全球金融危机面前已失去其现实意义为时过早。自由主义是维系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两百多年的基石，在创造全球财富、激发人类潜能方面把人类带入了全新的年代；就此次金融危机的爆发的起因来看，危机的发生及蔓延正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政府在冷战后寻求新的战略优势的一种结果。 二战后，和平渴求成为主流民意。军事变革亦从冷兵器时代迅速过渡到核武器时代，战争的残酷性、构筑强大的国家安全保障体系极易成为政府游说选民的最好说词，也进一步渲染了公民纳税的义务性、强制性。危言耸听的世界末日论都可成为国防部、军火商在政府财政预算辩论中获得优势的砝码。随着冷战的结束，尤其是在美国看来，以中国为代表的系列新兴国家正逐步融入按世界规则行事的世界经济体系后，经济实力的与日俱争向老牌资本主义国家提出了新的挑战。更关键的，中国政府主导的集团公司力量正以更快的速度跻身世界五百强，系列的跨国并购活动不能不引起西方政治家的担心。能够在和平年代展示西方实力的除了武装力量之外，庞大的、能够主导世界经济秩序并在制定规则方面具有发言权的经济主体，正是西方政府在全球化年代梦寐以求的。《谢尔曼反垄断法》确立的是美国国内自由市场规则，但这个规范不适用于美国的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竞争。也就是说，美国乐于看到微软独步天下。 有理由相信，包括美国前五大投行在内的大型企业在世界范围内的业务迅猛拓展，既是美国政府刻意追求的结果，也是美国合理利用世界经济规则的结果。新型的政府信用支撑的超级金融机构昔日的扩张及今天的没落，可以看作是市场规则自动自发地进行一场对美国背离其自由主义立场的报复。 罗斯巴德是自由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他甚至认为，政府——国家——是与正义的根本原则不相适应的。追溯到罗斯巴德对国家的定义，与奥古斯汀一脉相承：“国家无非就是一群强盗。”在他的眼里，国家拥有以下两个特征：“（1）它通过物质的强制（税收）获取财政收入；（2）它取得对武装力量的强制垄断权以及对特定领土范围内的最终决定权。”两种行为都必然构成对它的国民的私有财产的正当权利的非法权利的掠夺和侵略。第一种行为构成和确定了一种伟大的偷窃行为，第二种行为实际上是禁止了在特定区域里防卫和司法服务的自由买卖。 果然，美国7000亿元的政府救市拨款除了遭到大规模的群众抗议以外，一百多位经济学家更是联名表达了对美国这一背离税收公平原则的不满：政府没有义务要求纳税人为那些野心勃勃的金融大亨们的投机恶果承担责任。 金融危机会不会再次引起一场持久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中国的金融管制无意中又为中国的金融机构在这场金融风暴中提供了一次避风港，所以，身边沾沾自喜的经济学家及既定政策制定者颇多；更有人甚至高呼，美国的救市表明美国正在尝试进行新的国家社会主义制度 政府的权力空间多大才合适？现在唯一担心的结果是，政府在挥起干预的大棒同时，可能会继续为其剥夺其公民私有财产权利不断寻找新的借口。 美国、中国同为世界大国。它们的政策走向决定着世界的未来。 期待罗斯巴德的这句话能够时常被提起：“每个国家，无论其大小，如果违反了私有财产权利人和权利，都必须被怀疑和进行抗争。大国的不断强化的中央集权违反了更多人的权利，因此必须被更多地担心。中央集权的国家，以及最终单一的世界，象征着国家权力即邪恶的成功扩张和集中，从而必须被认为是特别危险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