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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李登辉当然不是台湾现在还活着的那个，而是曾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三十余年、已于一九四七年去世的李登辉。如果不是今年恰逢复旦百年华诞，大概也还想不到为他作传，但他确实值得我们纪念。一切在中国历史上为中国社会进步作出过贡献的人物，都值得纪念。比如，救国曾是近代中国一个鲜明的主题。围绕着救国，提出过许多方案。科学救国、教育救国、实业救国，都曾令不少志士仁人倾心竭力，付出过毕生心血。不能因为未能彻底改造中国而抹煞了他们的贡献。其实，地覆天翻也好，改地换天也好，中国的彻底改造，最终还是要靠科技教育经济法治文化艺术等等各方面实实在在的进步。前人的辛苦不曾空耗。 钱益民的传记材料翔实，而且不乏细节。人物传记如果缺乏了细节的真实，便很难打动人。中国史传文学的一大优长，就是善于用细节勾勒人物。刘邦在咸阳看到秦始皇时的歆羡相；项羽以刘邦父亲的性命为要挟时刘邦的无赖相；郦食其求见时刘邦的倨傲相；未央宫成，大朝诸侯群臣时刘邦那副得意相，都是不可多得的精彩细节。不像近五十年出版的许多历史著作，干巴巴的，让人读着心烦。听说要修清史，还要取纪传体，希望不至于弄成时兴多年的“悼词体”。 《李登辉传》(复旦大学出版社)的许多细节着实动人。但读着读着，思绪就离开了书页，想到了人物品评的标准。对于历史人物，我们曾有过“横扫”一切的“文革”时代。横扫的结果，中国上下几乎成了“洪洞县”。如果李登辉未曾去世而不幸遭遇“文革”，他会怎样？大概从这本传记中随便拣选几条，就可以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 李登辉是华侨，自小国语说得不如英语。给他扣上“洋奴”的帽子，大概是最轻最轻的了； 李登辉毕业于耶鲁，又笃信基督教，若在“文革”时期，扣上“帝国主义文化侵略马前卒”的帽子，只怕还要被指为避重就轻； 李登辉在复旦学生赴宁请愿抗日的时候，曾奉命去车站劝说学生返校——这当然起码是反动派帮凶的行径了。 仅此三条有其一，这位一辈子献身教育，一辈子培育青年，把自己家产都捐为校产的教育家恐怕就要被整得呜呼哀哉。我知道复旦外文系一对教师夫妇，就是因为信仰宗教被逼得自杀的。 对历史人物，我们应当记得他们的贡献而宽容他们的局限。否则，以今日的某种标尺来衡量各个时代的人物，长了，截短；短了，抻长，不够长短的一概打倒，那结果必是自己最终也成为打倒的对象。当年呼风唤雨的人物，也同样经不住他们那把尺子的。 登辉先生有传问世，是我们告别那种形而上论人思维的一个证明。 ——摘自《文汇报》日期:2006.01.09 版次: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