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史书记载，历史上第一个拿到稿费的人是汉代的司马相如，他替失宠的陈皇后给汉武帝写了一篇情书，调和了他们的夫妻感情，获得百斤黄金的报酬。那么，这百斤黄金究竟是多少钱？古代文人写文章的稿费又是怎样计算的呢？
     “润笔”的由来及内涵
     稿费，古称润笔，最早见于《隋书·郑译传》。话说当年隋文帝叫李德林起草诏书，这诏书还没动笔，一位叫高颎的官员就在一旁开玩笑说：“笔干了。”看到此番景象，隋文帝的铁哥们郑译也“落井下石”，一本正经地说：“不得一钱，何以润笔？”帮着李德林向皇帝讨要赏钱。隋文帝听到这二位煞有介事地唱和，忍不住哈哈大笑。“润笔”一说，由此而来。
     “润笔”一词，出发点在于让对方提供墨汁。古人用毛笔写文章，墨汁的消耗必不可少，于情于理，索钱购买一点写作必需品也算是正当要求。然而，在人情往来上，“润笔”不可能仅仅拘泥于几个墨汁的小钱，因此，“润笔”一词在形成伊始，其内涵与外延就有所扩大，人们把请人写文章或创作书画所奉送的钱物等等，全都叫做润笔。可以说，“润笔”这个有中国特色的词语，既包含了文人特有的诙谐幽默，也提供了中国古代诸多人情世故的信息。
     《长门赋》与黄金百斤
     宋人王楙在《野客丛书》中说：“陈皇后失宠于武帝，以黄金百斤奉司马相如，作《长门赋》以悟主。此为润笔之始。”
     陈皇后名叫阿娇，是汉武帝姑母之女。“金屋藏娇”讲的就是汉武帝刘彻与阿娇的故事。据典籍记载，阿娇在刘彻称帝后被立为皇后，早年备受恩宠，后来汉武帝移情别恋，陈皇后渐被冷落。为了重新得宠，陈皇后命心腹内监携黄金百斤，向著名文士司马相如求赋一篇，请他代言自己早年与皇帝伉俪情深以及后来幽居长门宫的凄清幽怨。司马相如挥毫落墨，汉武帝深受感动，陈皇后如愿以偿。司马相如代笔的这篇文章，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长门赋》。
     以当时的经济状况而言，陈皇后所付的稿费“黄金百斤”无疑是一笔巨款。司马贞给《史记·平准书》作注，引臣瓒注“汉以一斤为一金”，又引大颜注“一金，万钱也”。按这个比例换算，一斤黄金可值一万文钱，黄金百斤就有百万文钱了。众所周知，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私奔后曾当垆卖酒，当时的酒价虽不可考，但汉武帝的儿子汉昭帝时期的酒价，据《汉书》所记为一升四文钱，等值换算为一斗酒值四十文钱。也就是说，卓文君女士约需卖掉25000斗酒，营业额才可以达到“黄金百斤”。《长门赋》稿费之高，不难想见。
     其实，陈皇后买赋的故事虽然凄美曲折，但中国最早的稿费，却未必可以追溯到司马相如身上。从文献记载来看，署名司马相如的《长门赋》最早见于南朝萧统编撰的《昭明文选》。在《长门赋》的序言里，作者说，“孝武皇帝陈皇后……别在长门宫，愁闷悲思。闻蜀郡成都司马相如天下工为文，奉黄金百斤，为相如、文君取酒，因于解悲愁之辞。而相如为文以悟主上，陈皇后复得亲幸”云云，仅此一端，便见其伪。司马相如是汉武帝时候的人，陈皇后被废发生在汉武帝即位第5年，本篇若为司马相如所作，序言之中当然不会提及汉武帝死后的谥号，况且历史上武帝对陈皇后也没有复幸之事。中国古人骨子里都有些罗曼蒂克，喜欢把一些颇富传奇色彩的事情归结到名人身上；老百姓内心深处又极度善良，喜欢看到故事圆满，因此，陈皇后与汉武帝的故事，后人津津乐道也就不难理解了。
     南宋时期的著名词人辛弃疾，也因为这笔莫须有的稿费而惹动了诗情。在那首脍炙人口的《摸鱼儿》当中，辛弃疾以古论今，以人及己，既痛心于“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也表达了“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的无可奈何。在词人眼中，过去的美好既已付诸流水，即便旧事重提、千金买赋也属枉然。其实辛弃疾创作本篇《摸鱼儿》，着眼点在于自己的壮志未酬与仕途落寞，他只是体物写志，旧瓶装新酒而已。我们不妨揣测一下，如果陈皇后地下有灵，能够听到一千多年以后的这声喟叹，她是否将别有一般滋味在心头，从而视辛弃疾为自己隔世的知音呢？
     稿费·碑铭·幽默
     在中国古代诸多文章当中，碑铭是非常独特的一种体裁。古人很重视碑铭，其中缘由，用冯梦龙的话来说，叫“随你清如伯夷，少不得一篇极恶的文章送归林下；随你恶如盗跖，少不得一篇极好的文章送归地下”。正因如此，撰写碑铭的写手们所得稿费异常丰厚。
     唐文宗时期，社会上极重树碑刻石。达官贵族中如有人过世，各大写手纷至沓来，争先恐后地为死者奉上撰好的墓志铭，乃至门庭若市，让丧家目瞪口呆。这些写手们当然是为了那不菲的稿费而来的。
     在唐代众多的碑铭写手当中，李邕恐怕是稿费拿得最多的。据《李邕传》记载，“邕尤长碑颂，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受馈遗至巨万，时议以为自古鬻文未有邕者。”诗圣杜甫感慨于斯，在他的名作《八哀诗》中特意给李邕准备了一首，诗云：“干谒满其门，碑榜照四裔。丰屋珊瑚钩，骐驎织成罽。紫骝随剑几，义取无虚岁”，把李邕的“丰功伟绩”及纸醉金迷大大地“表彰”了一番。
     “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在碑铭的写作上也是不遗余力。因为显赫的名声以及崇高的地位，韩愈代笔碑铭要价极高，用刘禹锡在《祭韩愈文》中的说法，叫“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虽然韩愈先生赚得盆盈钵满，但这种敛财的手段却遭到了后人的非议，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就公然批评韩愈是“谀墓金”。
     上述都是以碑铭赚取稿费的例子，也有人因此被气破肚皮，唐代著名诗人王维就是典型代表。王维的邻居王缙经常给人写碑志，有送润笔的人跑错了路，送到王维家里来了。醉心诗画的王维很不喜欢王缙这种拜金主义行为，这回被无端殃及，自然觉得窝火。据《唐语林·卷五·补遗》记载，王维当场就对来人没好气地说了一声“大作家在那边”，以示抗议。
     “床头声断歌鱼铗，囊底欣余润笔钱。”对那些清贫文士来说，通过艰辛写作获取稿酬的同时又得到别人肯定，既无伤大雅，也让人倍感欣慰。从文字始创直至今天，绝大多数文人在创作过程中都会为客观条件所掣肘，不得已而为五斗米折腰，这种无奈，相信每个与古籍青灯做伴的读书人，都会有深切的感受。
     然而，正如魏武帝曹丕有言，文章乃“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真正的好作品，其价值无法通过稿费来体现，文学艺术作品一旦赤裸裸地与金钱挂钩，质量也会大打折扣。其间的是非曲直，既涉及到个人的道德操守，又与社会风气息息相关，值得旁观者认真思考，也值得当事人妥善谋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