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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17年2月《新青年》杂志发表胡适《两只蝴蝶》一诗算起，新诗迄今整整走过了百年路程。新诗的成就与不足，文学史家多有评述。百年来，新诗诗坛先后也曾涌现过一些颇有建树的诗人，并创作了众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作出了载诸文学史册的贡献。 在客观论定新诗成就的同时，也不应讳言它的先天不足与后天失调。众所周知，新诗的首创者们几乎都有海外生活的经历，他们在创作新诗时自觉不自觉地因袭了外国诗人的创作风格，与当时的译诗走的是一条路子，在行文和结构上并无独创。诗歌评论家谢冕说过：“新诗起始是‘以夷为师’，极而言之，是‘用中文写外国诗’。”作家施蛰存曾尖锐指出：“新诗源自西洋，与我国传统无关。”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新诗的首创者也为其创作路子感到困惑：究竟如何让新诗创作具有民族风格、中国气派呢？写出轰动一时的新诗《女神》的郭沫若生前也曾叹言：“新诗太散文化了。” 正是有鉴于此，一些作家和对诗歌深有研究者对新诗创作的走向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如鲁迅先生曾提议：“诗须有形式，要易记，易懂，易唱，动听，但格式不要太严。要有韵，但不必依旧诗韵，只要顺口就好。”毛泽东同志则十分看重民歌，他认为：“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取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这些卓有见地的设想，现在看来与当今新诗创作是渐行渐远了。放眼今日白话诗坛，作者几乎都在效仿外国诗歌进行创作。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趋繁盛，外国诗人的作品（译诗）大量涌入，对年轻一代诗歌作者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难怪“农民诗人”余秀华一夜爆红之后，立马就有人盛赞她是“中国的艾丽斯·狄金森”！ 从事诗歌创作者想必都知道，诗歌比起其他文学体裁来，同母语关联更为紧密，西诗汉译难度甚大，加之译者汉语水平参差不齐，译诗与原作往往面貌各异，甚而至于神离。有人曾举出英国诗人兰德的一首小诗《生与死》为例，该诗至少有八个中文译本，其韵律、句式、意蕴皆大相径庭。孙梁译为“生命之火兮暖我心田，爝火熄兮羽化而归天”；刘元的译文是“吾已暖双手，向此生之火；此焰日衰微，吾今归亦安”；杨绛则译为“我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以上译文虽内涵相近，而面目迥异。新诗倘若一味奉行译诗为范本，那很可能是“画虎不成反类犬”的。 而今相当数量的新诗作品中，不讲汉语语法，不讲形式逻辑，不讲音韵动听，让人读来云里雾里，不知所云。“随便一句话，劈成几行，或撇几道斜杠，一首‘自由诗’就出锅了。”（朱绩崧《生活向诗多走近几步》）另有一篇题为《只有白话没有诗是当代诗之悲哀》的文章（作者费碟），揭示“当下有许多‘诗人’却在所谓欧化自由化的创作中，渐渐地偏离了诗的艺术特性，将现代诗歌变成了只有白话没有诗性、只有自由没有诗艺、只有模仿没有根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