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儿童观建构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人的觉醒，作家对觉醒的儿童以及他们的思想情感有一种洞察力，这种洞察力能够穿透所谓“文化”的迷障，达到人性的一种张扬和个性的解放。重读梅子涵上世纪80年代的探索小说《蓝鸟》，发现梅子涵有自觉的叙述精神，他强化了话语的诗学和叙述的魅力，带有鲜明的批判性和现代性意识，《蓝鸟》是20世纪80年代儿童文学文体形式尊严确立的一个范本。
    有评论者认为，梅子涵的小说《蓝鸟》：“通篇作品有一种扑朔迷离的无意识的氛围”。这只是部分地发现了作品意识流的叙述感觉，实际上，无论是作家还是主人公，都带有鲜明的主体意识。作为中学生的周明明是小说的主人公，他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和挑战自我的勇气，在成人社会打造的密不透风的铁屋子里，周明明经历了一系列的过程，从思考、觉醒、叛逆到上路寻梦。他的叛逆是从对所谓“师道尊严”的挑战开始。升学考试动员会上，吕老师从功利主义角度进行“精神”总动员，他把孩子的未来看透了，学习好的可以考汤山林校，或者好的中专，“读出来了总还是个干部待遇”。这激起了“我”强烈的愤怒和叛逆，“我骤地恍然大悟，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小德宏考上了植树王”，成为植树王重点学校的副校长。“我”开始思考和怀疑，对这种“窝囊”老师和教育现实的批判变成了愤怒的抗争。“我”是先知先觉第一个跑出来追梦的人，痛快地抗争和反弹，“我可没死。我偏不考什么汤山中学，考植树王”。当“我”有了一个远大的理想——考植树王之后，“脑子里‘哐’地一下，像使尽了全身气力重重地敲响了一面大锣”。这个决定是对自己的鼓励，对周遭可能“爆炸”性的预判，“我”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而在“我”内心“也亮得犹如升起了一轮太阳”，这种梦想的召唤多么有力量。
    然而，周遭的“流言蜚语”使“我”完全“熄火”，吕老师窝囊透顶，何老师简直是冰块，她把给《少年文艺》作家写信的两个女孩子称为“床底下放风筝”，打击学生毫不留情。作者在替梦想代言，强烈地反叛抗争，何老师“自己算是床底下的风筝还是天空中的风筝？不精神抖擞地希望飞向天空的其实根本就不能算风筝，而是纸片……她难道就那么喜欢我们当纸片？荒唐”。扼杀学生梦想的老师怎么可能教育出具有个性化和创造性的学生呢？更令人悲哀的是：“我们许多人也真的就心甘情愿无动于衷地当了纸片。”学校教育对人的扼杀，会像病毒一样传染，甚至会“遗传”，如同吕老师的“窝囊、无精打采、毫无热情、毫无希望”一样。与周明明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二歪也会质疑：“你往植树王考？往植树王考？那能中？”学校没有给周明明的梦想提供可以生存的土壤，火热的梦想在学校的冰窖里被冷冻起来，回到家里又会怎么样呢？爸爸说：“植树王！下辈子投个有出息的胎吧。”用语言的暴力打击孩子。妈妈貌似关心的话语：“你知道植树王在哪儿，我们都摸不到门，你想跑丢了让我急死啊。”只关心“我”丢不丢，怎么可能理解“我”的梦想和追求呢？
    “我”只好自己上路，没有人知道真的“植树王”怎么走，“我”只有去请教跑码头挣钱、被全村称为见多识广的矮子良。矮子良家的“场儿上少说也坐了十几个人，听他扯淡”。人们根本就不知道有植树王，而又装作知道，一会儿说好像在横山，一会儿说仿佛在三湖。“我”怀疑是否有真的植树王，真的小德宏，也许是大人们编出来骗人的。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走在路上，向爬蟹矶走去，那儿的人精神不到哪儿去，“植树王对他们来说也同样只是一个幻境”，好在“我”做了一个梦：“说爬蟹矶那儿有一条很小的岔道，根本不能算真正的路，道口有块不显眼的牌子，上面画着一只蓝鸟，还用英文写着NISSAN。NISSAN就是蓝鸟？我不知道。紧接着岔道的是一条长长的峡谷，沿着峡谷走就能到植树王。”梦想召唤着周明明上路，峡谷是幽静而崎岖的路，走在这样的路上，是对每个人成功的隐喻。小说巧妙地运用了NISSAN汽车广告牌子，使得这个牌子有了双重的意向，一个是走向都市生活的现代感和外来性，一个是作为路标的蓝鸟，这是有生命的可以自由飞翔的蓝鸟。
    《蓝鸟》用主人公的内在视角、自言自语的叙述话语，却能够抵达儿童的心灵深处，真正实现了儿童文学的本位。小说对儿童心理的准确把握，对作家自己情感的控制，对事件环境复杂的多层次把握，对各种人物在事件中的不同态度和表现，对各色人等的描摹，仿佛说话人就在眼前，对成年人性格心理的把握，可谓一笔千金，勾出了灵魂的深刻。一种千年不变“顽固的规矩”和文化，仿佛铁屋子把一代人一代人打造成窝囊废，变成一堆堆破碎的纸片，不是风筝，更不可能是青鸟——象征着幸福爱情和梦想的青鸟。小说仿佛要挖出国民的劣根性和人类的愚昧。正如梅子涵所说：“我对写作是很认真的。我不愿意用‘第二流’的作品去‘敷衍’儿童，更是憎恶粗制滥造。人们总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理解，这并不是说，当作家的，自己的灵魂都已经非常高尚了，而是说，作家写出来的作品会影响人的灵魂，影响人的精神，影响他们的情趣、性格、语言等。”《蓝鸟》这样的作品给处于懵懂的少年儿童一种有力的精神支撑，少年的梦想在觉醒时，需要成人的呵护才能成长。人在成为自己并拥有梦想时，才可能是觉醒的人，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人，毫无疑问，梅子涵探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立人”思想的延长线上。
    现实生活中，儿童需要镜子般透视心灵的作品，才能发现自我和认同自我，如果没有对自我的认同，没有建立自我同一性和主体意识，又怎么能发现、认同、尊重别人呢？小说看似荒诞无稽，实际上对儿童有深刻的人文关怀和感同身受的情感体悟。
    过了30年，笔者又遇《蓝鸟》，反复品味，流连在字里行间，非常感人。梅子涵不忘儿童文学的故事初心，故事情节编织得丝丝入扣，带有严密的逻辑和戏剧的张力，看似散漫的印象，实际上有非常牢固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达到了一种难以超越的叙述境界，这与他儿童本位的儿童观的建立，以及他对儿童与文学的双重敬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