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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儿童文学的形式尊严——重读梅子涵《蓝鸟》

http://www.newdu.com 2017-10-18 文艺报 侯颖 参加讨论


    
    现代儿童观建构的一个最重要的表现,就是人的觉醒,作家对觉醒的儿童以及他们的思想情感有一种洞察力,这种洞察力能够穿透所谓“文化”的迷障,达到人性的一种张扬和个性的解放。重读梅子涵上世纪80年代的探索小说《蓝鸟》,发现梅子涵有自觉的叙述精神,他强化了话语的诗学和叙述的魅力,带有鲜明的批判性和现代性意识,《蓝鸟》是20世纪80年代儿童文学文体形式尊严确立的一个范本。
    有评论者认为,梅子涵的小说《蓝鸟》:“通篇作品有一种扑朔迷离的无意识的氛围”。这只是部分地发现了作品意识流的叙述感觉,实际上,无论是作家还是主人公,都带有鲜明的主体意识。作为中学生的周明明是小说的主人公,他具有强烈的自觉意识、独立思考、批判精神和挑战自我的勇气,在成人社会打造的密不透风的铁屋子里,周明明经历了一系列的过程,从思考、觉醒、叛逆到上路寻梦。他的叛逆是从对所谓“师道尊严”的挑战开始。升学考试动员会上,吕老师从功利主义角度进行“精神”总动员,他把孩子的未来看透了,学习好的可以考汤山林校,或者好的中专,“读出来了总还是个干部待遇”。这激起了“我”强烈的愤怒和叛逆,“我骤地恍然大悟,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我们学校只有一个小德宏考上了植树王”,成为植树王重点学校的副校长。“我”开始思考和怀疑,对这种“窝囊”老师和教育现实的批判变成了愤怒的抗争。“我”是先知先觉第一个跑出来追梦的人,痛快地抗争和反弹,“我可没死。我偏不考什么汤山中学,考植树王”。当“我”有了一个远大的理想——考植树王之后,“脑子里‘哐’地一下,像使尽了全身气力重重地敲响了一面大锣”。这个决定是对自己的鼓励,对周遭可能“爆炸”性的预判,“我”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而在“我”内心“也亮得犹如升起了一轮太阳”,这种梦想的召唤多么有力量。
    然而,周遭的“流言蜚语”使“我”完全“熄火”,吕老师窝囊透顶,何老师简直是冰块,她把给《少年文艺》作家写信的两个女孩子称为“床底下放风筝”,打击学生毫不留情。作者在替梦想代言,强烈地反叛抗争,何老师“自己算是床底下的风筝还是天空中的风筝?不精神抖擞地希望飞向天空的其实根本就不能算风筝,而是纸片……她难道就那么喜欢我们当纸片?荒唐”。扼杀学生梦想的老师怎么可能教育出具有个性化和创造性的学生呢?更令人悲哀的是:“我们许多人也真的就心甘情愿无动于衷地当了纸片。”学校教育对人的扼杀,会像病毒一样传染,甚至会“遗传”,如同吕老师的“窝囊、无精打采、毫无热情、毫无希望”一样。与周明明关系比较好的同学二歪也会质疑:“你往植树王考?往植树王考?那能中?”学校没有给周明明的梦想提供可以生存的土壤,火热的梦想在学校的冰窖里被冷冻起来,回到家里又会怎么样呢?爸爸说:“植树王!下辈子投个有出息的胎吧。”用语言的暴力打击孩子。妈妈貌似关心的话语:“你知道植树王在哪儿,我们都摸不到门,你想跑丢了让我急死啊。”只关心“我”丢不丢,怎么可能理解“我”的梦想和追求呢?
    “我”只好自己上路,没有人知道真的“植树王”怎么走,“我”只有去请教跑码头挣钱、被全村称为见多识广的矮子良。矮子良家的“场儿上少说也坐了十几个人,听他扯淡”。人们根本就不知道有植树王,而又装作知道,一会儿说好像在横山,一会儿说仿佛在三湖。“我”怀疑是否有真的植树王,真的小德宏,也许是大人们编出来骗人的。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要付出代价的,“我”走在路上,向爬蟹矶走去,那儿的人精神不到哪儿去,“植树王对他们来说也同样只是一个幻境”,好在“我”做了一个梦:“说爬蟹矶那儿有一条很小的岔道,根本不能算真正的路,道口有块不显眼的牌子,上面画着一只蓝鸟,还用英文写着NISSAN。NISSAN就是蓝鸟?我不知道。紧接着岔道的是一条长长的峡谷,沿着峡谷走就能到植树王。”梦想召唤着周明明上路,峡谷是幽静而崎岖的路,走在这样的路上,是对每个人成功的隐喻。小说巧妙地运用了NISSAN汽车广告牌子,使得这个牌子有了双重的意向,一个是走向都市生活的现代感和外来性,一个是作为路标的蓝鸟,这是有生命的可以自由飞翔的蓝鸟。
    《蓝鸟》用主人公的内在视角、自言自语的叙述话语,却能够抵达儿童的心灵深处,真正实现了儿童文学的本位。小说对儿童心理的准确把握,对作家自己情感的控制,对事件环境复杂的多层次把握,对各种人物在事件中的不同态度和表现,对各色人等的描摹,仿佛说话人就在眼前,对成年人性格心理的把握,可谓一笔千金,勾出了灵魂的深刻。一种千年不变“顽固的规矩”和文化,仿佛铁屋子把一代人一代人打造成窝囊废,变成一堆堆破碎的纸片,不是风筝,更不可能是青鸟——象征着幸福爱情和梦想的青鸟。小说仿佛要挖出国民的劣根性和人类的愚昧。正如梅子涵所说:“我对写作是很认真的。我不愿意用‘第二流’的作品去‘敷衍’儿童,更是憎恶粗制滥造。人们总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我理解,这并不是说,当作家的,自己的灵魂都已经非常高尚了,而是说,作家写出来的作品会影响人的灵魂,影响人的精神,影响他们的情趣、性格、语言等。”《蓝鸟》这样的作品给处于懵懂的少年儿童一种有力的精神支撑,少年的梦想在觉醒时,需要成人的呵护才能成长。人在成为自己并拥有梦想时,才可能是觉醒的人,才是现代意义上真正的人,毫无疑问,梅子涵探索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立人”思想的延长线上。
    现实生活中,儿童需要镜子般透视心灵的作品,才能发现自我和认同自我,如果没有对自我的认同,没有建立自我同一性和主体意识,又怎么能发现、认同、尊重别人呢?小说看似荒诞无稽,实际上对儿童有深刻的人文关怀和感同身受的情感体悟。
    过了30年,笔者又遇《蓝鸟》,反复品味,流连在字里行间,非常感人。梅子涵不忘儿童文学的故事初心,故事情节编织得丝丝入扣,带有严密的逻辑和戏剧的张力,看似散漫的印象,实际上有非常牢固的故事和鲜活的人物,达到了一种难以超越的叙述境界,这与他儿童本位的儿童观的建立,以及他对儿童与文学的双重敬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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