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与海涛老师相识在2001年，那是在“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会上聆听高老师的发言，遂有一种如沐春风、振聋发聩之感。以往参加研讨常常听到一些十分学理性的逻辑演绎，有理论的收获，却难以产生情感的共鸣，而海涛老师却恰恰规避了学院派的诸多弊端，诗性的心灵批评令人耳目一新，且心有戚戚。会后漫谈，老师的博学与智慧再次感染了我这个后辈学子。其后多年，拜读了海涛老师的许多评论著作与文章，其开阔的中外文学视野，新锐的思想观念，令我心生敬佩，同时也深深影响了我的学术研究。而这么多年，尤其是近年来，海涛老师对我的帮助与提携，更加令我深深感动。 海涛老师上世纪50年代出生于辽西农村。从他一系列描述辽西的散文中，可见他浓郁的故乡情结。海涛老师从学院走出，完成了从学院而至文坛的华丽转身，走向了更广阔的学术世界。上世纪八十年代他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本科是外语系英语专业，研究生是中文系现代文学专业，后来又游学美国，学贯中西的学术经历即决定了他不同于他人的学术视野，每每从海涛老师的评论中都可见信手拈来的西方理论，在他的行文中总是恰如其分，而绝非硬搬和卖弄。海涛老师当过大学教师，做过辽宁文学院院长，特别是他现在兼任《当代作家评论》杂志的主编。这是全国文学理论批评界最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名刊之一，可以说，新时期以来所有重要的评论家都在该刊上有所表现，所有重要的作家、诗人都曾被该刊关注过，但海涛老师从没有因为自己的职责和岗位而自以为是，也从没有因为自己的文学成绩而恃才傲物。在我所见证的各种研讨、评奖、座谈等文学活动中，他总是淡定而谦和，却也更加令人心生敬意。 海涛老师的成绩是多方面的，他既是一位出色的文学评论家，也是一位优秀的散文家，还是一位不可多得的诗歌翻译家。多年来，海涛老师为大量的作家作品写过评论，尤其是对辽宁本土作家，他总是能够及时发表见解，鼓励和推进他们进一步的创作。他在文学理论上也颇有创见，许多批评文章读后收益颇丰，其视野的广阔和运思的灵动，是单纯的“学院派”和“协会派”批评家所不及的，被许多评论家认为堪称文学理论、特别是“批评学”理论建构的优秀范本。在研究之余，海涛老师还从事散文写作和文学翻译，他的散文《青铜雨》曾被《新华文摘》全文转载，《贝加尔湖与烟斗》《故乡海岸桃花》《英格兰流年》等多次在省内外获奖。他近年的诗歌翻译，至少影响了辽宁的许多年轻诗人。我特别欣赏他的译作《菲利普·拉金的诗》，也特别欣赏评委会这一获奖作品的评语：“译者在充分理解诗人的思想背景、生平和艺术追求的基础上，力求贴近原作‘抒情而不滥情，伤感而不沉溺’的冷静、忧郁的独特诗风和意蕴，同时注重汉语诗歌表达的节奏和韵律，准确传达了拉金诗歌‘情感上温暖，艺术上唯美’的审美特质”。翻译是又一重文学创作，只有中文文学功底深厚的作家才能担此重任。 海涛老师的文学评论首先体现于学术功底的扎实与理论运用的娴熟。他的学术经历与背景是成就其文学批评事业的坚实基础。当前的某些批评生搬硬套西方理论穿凿于中国文学之中，食洋不化，文学往往成为西方理论的注脚，丧失的却是文学感觉和韵味，对艺术感悟力是一种极大的破坏。而海涛老师评论中国文学虽借西方理论话语，却令人浑然不觉，理论在海涛老师这里真正成为方法，并用来解决中国文学的问题。比如《寻找马克思主义批评家》一文，我觉得这篇文章比较充分地体现了他的批评风格，那就是贴近文学实际，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深切的理论关怀和难以回避的批评锋芒。这篇文章立足现实，切中时弊，针对批评界的现状和问题，呼唤马克思主义批评方法的总体性自觉和批判精神。而他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倡导不是空泛的，而是就像他所心仪的美国批评家杰姆逊那样，即坚持总体性，也强调整合性，主张在“历史—美学批评”的基础上，融汇现代批评流派的各家优长，如原型批评、心理批评、解构批评等，从而形成独具风骨、贯通包容的气象。与这篇文章相呼应，《马克思主义与后现代批评家》是一篇长篇学术论文，分上下两部分在大学学报发表，从尼采、杰姆逊、福柯、伊格尔顿到德里达，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西方的发展，特别是“总体性”精神对西方后现代批评家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注重学理，颇有分量，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 对西方文艺理论的梳理，特别是对批评学理论的关注不仅显示了老师广阔的学术视野，也呈现出他鲜明的批评风格。如《反法西斯战争与现代人文精神》《生态之美——文化追求的本体意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位置》《解构的意义》《作家与批评家的故事》《远去的漂泊——关于萧军的读与思》《精神家园的历史》《手稿美学：一代学人的心史》《一个中国学者怎样走进世界文化的源头》《刘庆邦小说的文化精神》《莫言获奖的文化意义》《环海的黑土地——新时期辽宁长篇小说的成绩与问题》等，都是既具有理论高度同时又不乏问题意识的批评力作，体现了西方理论话语和中国经验的独具个性的文本融合。 海涛老师深厚的英文功底不仅使他可以谙熟地运用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作家作品，更能通过英文写作而使自己的批评文字被更多异域读者所阅读接受，《意识流：理论与实践》是最早的英文论文，已初步显示出海涛老师英文写作的能力，而《<阿Q正传>和<老人与海>的文化比较》则更为纯熟，第一次把鲁迅笔下的阿Q与海明威笔下的硬汉形象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论述“打不败”精神的文化异同，角度新颖，受到多方好评。《文学在这里沉思——后现代写作与后新时期文学》是一篇获得辽宁文学奖的批评文章，发表后被多次转载，此文论述西方后现代文学对中国文学发展的影响，全面丰富且如金石掷地，受到理论批评界的关注。而《艾米莉.狄金森与中国想象》《伊丽莎白.毕晓普：冷艳的权威》《海因里希.伯尔的文学写作》等系列介绍西方作家的文章体现出鲜明的个人观点、个人体悟和个人风格。 海涛老师不仅有自己独到的理论见解，也有他独到的批评贡献，如《现实主义：大叙述的追求》和《伟大如康德也不能漠视人民》是对现实主义精神和文学人民性的重新认识与呼唤；《鲁迅：文化性格的迥异》和《鲁迅与别有根芽的花朵》是对鲁迅先生的致敬之作，从文化性格的角度论述鲁迅作为中华民族精神代表的必然性及其对东北作家群的影响的精神原因；《文艺批评家的外省书》和《艺术：能否让人成为人》是对理论批评界话语霸权的真诚反思，等等。特别是他近年发表的《后现代批评的美国学派》《耶鲁大学的才子们》《语言的起源与人文精神》《让“忧郁的热带”照亮“南国闲愁”》《现象与结构：批评的生长》《现象学面临怎样的解构批评》《价值重估：一个在野的传统》《哈洛德.布鲁姆：重评浪漫主义》《德里达论黑格尔》《批评与意识形态》《权力与历史的修辞》等文化批评随笔，是对西方后现代批评家的系统介绍与评点，在文学批评领域可谓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有学者指出海涛老师的俄罗斯情结，在他的散文中常常流淌着苏俄文学略带隐忍的忧郁，对苏俄文学的热爱在他的批评文章《风中烈焰两部书——我的苏联祭》和《后中俄文字之交与东北文学的特质》也有体现，文章对俄罗斯及前苏联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特别是东北文学影响进行梳理和探析，发出了“真正的影响永远是一种潜在的解放”的呼唤。 海涛老师的故乡情结不仅体现在他的散文创作中，在他的评论中也处处显示出他对辽宁及东北文学的热爱、鼓励与扶持。《邓刚小说中人与自然的文化意蕴》《天上的星空和我们的心灵——于德才小说创作论》《春天对冬天的感觉——边玲玲小说创作论》《工业叙事与文化返魅的写作——论赵雁长篇小说<红昼>》《我们能否理解艾米莉.狄金森——论紫金长篇小说<黑戒指>》《从<秉德女人>看东北作家的整合与超越》《一部小说英文版的意义——津子围和他的<童年书>》《城市让理想主义成为雕像——王立光<城市守望者>的原型评析》等评论文章，无不表达着海涛老师对本土文学的深切关怀，读者可以经由这些娓娓道来的文字而至文本核心，与作家对话。如海涛老师认为，邓刚小说的“人与自然”不仅是特殊的题材更是充满文化原型意味的北中国海的神话；于德才的小说中，星空与心灵似乎遥远的两个意象却完成了巧妙的链接。特别是对于孙慧芬笔下的“秉德女人”的形象，海涛老师几乎是用他的理论语言给予了重塑：“她堕落而升华，复杂而单纯，写实而象征。有点像中国乡土版的‘查泰莱夫人’，又有点像中国乡土版的‘包法利夫人’；她是河流，是漫过许多男人和无尽苦难的女人河；她也是土地，是藏垢纳污而又生生不息的地母；她的形象，用鲁迅的话说，是‘老中国的儿女们’的另类代表；她的名字，是女性传统意义上的弱者和‘生命的天才’”。并进而指出：“凄婉的、忧伤的、如歌的、抒情的、让人想起屠格涅夫的，这就是东北文学的特质和基调”，但在孙惠芬这部小说中，“好像平添了某种出人意外的凝重色调，好像在东北文学屠格涅夫式的抒情气质之外，也获得了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精神追问气质”。还有王立光笔下的建筑师曾思凡，在海涛老师的理论重塑中也显出了不同寻常的理想主义气质：“曾思凡的悲剧是双重的，一是性格与理想的矛盾，二是理想与现实的距离。这种主观和客观、内在和外在的双重命运，决定了他那会令人想起哥特式建筑的精神形象，既是忠诚于崇高理念的建筑师，又像个孤寂的诗人和虚静的哲学家；他内心似乎有着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主人公身上那种坚韧不拔的力量，但在充满困窘和诡异的现实面前，却被消磨得只剩下了脆弱、无奈和忧伤，直到最后被击垮，成了这个海滨城市的一座似有若无的雕像。这是城市为自己的理想而树立的雕像，就像梁思成，是历史为自己的理想而创造的神话和传奇”。这样的作家作品评论，可谓知人论世，直抵文本的关键与核心，不仅能令读者与作家间产生默契与交融，而且与被评论的对象本身真正构成了竞争关系，并赋予对象以可贵的补充、启示与尊严。 海涛老师多年来所形成的文体风格也颇令众多学界人士称道。在当代文学批评领域里，自觉寻找并最终形成自我独特文体风格的批评家并不多，海涛老师是其中一位。他的评论文章所呈现出的别样风格特别得益于他的文学创作，写出诸多优美散文的他在面对批评时所表现出的一个作家的感性与个性，使得他的评论文字极具审美力量。其实，批评与创作在现代文学时期本来相伴相生，作家从不逃避批评的责任，而在当代批评越来越专业化的时代里，批评家自说自话的问题日趋严重，海涛老师的批评恰是对这种丧失了感受力和判断力的文学批评的一种反拨。笔下文字仿佛从心底流出，字字见心见血、有性有情。 一切文化活动，都应追求“光明与美好”。好的文学，应具有涵养神思之功，文学批评也应如此。我们在海涛老师的文学批评中看到的诸多文字都具有如此意义，可贵在此。 ( 马琳，文学博士，研究员，辽宁省文艺理论家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