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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以来，在儿童文学创作出版日趋繁荣活跃的文化语境下，战争题材儿童文学近年也出现一些新作，尤其是年轻作家的加入，为这个领域增加了新的文本。除张品成、薛涛等作家的作品，还有殷健灵的小说《1937少年夏之秋》、毛芦芦的小说《不一样的花季》三部曲，童喜喜的童话《影之翼》等作品都值得关注。当然，更为厚重而有艺术创新的文本还不够多，如何打破以往儿童文学红色经典叙事的惯常思维与创作模式，回归真实的战争生活场景，并与业已变换的时代精神相辉映，与当下儿童的审美兴趣相吻合，推出具有新质的战争题材儿童文学作品，成为作家思考的首要问题。 本文以薛涛近年的两部长篇小说《满山打鬼子》和《情报鸽子》为例，探讨新世纪战争题材儿童文学所呈现出的新特质。 这两部作品总体上体现了“重新发现的童年”的特质，即这类战争题材的作品，并非完全颠覆以往战争儿童文学模式，或者全然建构新的模式，而其最大的特点在于尊重“童年”这一客观存在的现实，摆脱文学的功利主义，回归历史的叙事语境，重新发现童年的本质，重新找回被遮蔽的儿童天性，体现了“儿童性”（人性）层面的回归。作品从战争状态下的日常生活视角，反映普通儿童在这一非常态生活图景下的心理历程，将优良的民族品格、刚健不屈的民族个性、浓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内涵纳入儿童的日常行为之中。这里的儿童是生活中真实的儿童，是富有生命活力的儿童，而非意识形态图解下的儿童。 这两部以抗日小英雄“满山”为主人公的作品，被作者自己喻为“匍匐在滚烫的东北大地”上的“黑土地小说”，同时又是关于“男孩子的成长之书”，真切地记录了战争环境下儿童的心态与情感，以及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刚健的风骨，坚韧的气度。作品之所以存在可圈点之处在于它回避了“神化”英雄的模式，剔除了不切实际的拔高与放大，彰显儿童在平凡人生中迸发出的人性力量，令主人公的心理、行为没有脱离“儿童”这一范畴。满山抗日最初的动机并非如以往红色经典作品中的孩子那样，有着深刻的国恨家仇，而是源于非常简单朴素的“雪耻”愿望，即拿回被日本人夺走的蝈蝈笼；后来又有不甘心做“汉奸舅舅”海川外甥的心理，在小伙伴面前夸耀的心理等等，非常孩子气的火烧日本人的车站、做大弹弓打日本人，而与杨靖宇率领的抗联部队军事行动的不期而遇，则激发了他的崇敬感和自豪感，自发地想成为抗联英雄的一员。而在《情报鸽子》中，已经成为抗联战士的满山，为了将杨司令的“情报”送到奉天的组织，怀揣着一份责任感，几个春秋冬夏，蛰伏着、守卫着落在日本宪兵大楼顶上的“情报鸽子”，终于等到抗战胜利的那一天。守卫情报——成为整个小说的主线，成为少年满山担当责任与道义的所指。但是，在守护情报的过程中，小说少有刀光剑影，却更多地呈现了每一个普通中国人在生活压迫下的坚忍与勇气。作品更多的笔墨刻画了满山、李小刀、小乞丐、日本小兵几个孩子之间的故事，几个儿童共筑的童年城堡，童年的秘密领地，互为“盟者”与“同谋”，捍卫着童年的快乐、童年的尊严，没有因为战争而失去儿童的天性。 从薛涛的作品中，我们还发现新世纪战争题材儿童文学，价值取向上立足“儿童”、“文学”两个根本的艺术元素，重新考量儿童文学所应该承载的空间，在创作中主要体现为尊重艺术逻辑，淡化人为的戏剧化冲突，重在表达对儿童文学的人性内涵的理解。朱自强在《儿童文学的人性观》中指出“信任儿童的本性是儿童文学的人性观……儿童文学是一种乐观、前瞻的文学，悲观主义人生哲学与儿童文学无缘。”这一观点正是从本质上界定了儿童文学所应该承担的总题旨、总取向，也是从根本上审视儿童的文学价值大小的一个依据。尽管我们将“人性、人道主义”问题提及了很多年，文学史上也发生过许多次的论争，但是真正深刻地对儿童文学的人性观的思考并不多，儿童文学在历史的话语中常常被淹没在认识世界、教育儿童的功利性的理解之中，对于儿童作为一个独立的有尊严个体的人性给予的充分理解和尊重还显不够。 对于满山这个人物，作者的处理显然没有沿袭以往红色经典小英雄形象的模式，没有更多的传奇性加身，而更多地体现了“多少英雄尽无名”的凡人情结，以及他身上的儿童特征。例如，写到满山在这场战争中的英勇与胆量，并不是基于国恨家仇而生发的、亦不是血刃相见，而是从一个生长在东北大地上的男孩子的本性出发，遵循着正常的儿童思维逻辑而推进性格的发展。从为夺回蝈蝈笼的“报仇血耻”，到被端午、李小刀、海川的精神所感动而加入抗联，到为杨司令到奉天送“情报”，是自发的责任感，让他克服了对于孩子来说一个又一个困难，在这个过程中东北少年天性中的英勇和血性，自然而然地被勾勒出来，没有超越儿童的思维向度，完全是一个孩子在战争中正常的心理表现。同时，对待敌国儿童的刻画也并没有陷入单一的反面的简单化、丑化处理。满山、李小刀与直子有着超越国界、战争的纯洁友情；满山与小乞丐、日本小兵的孩子式的交往，特别是同样作为孩子的日本小兵，虽有战争的大背景横亘于身后，但是却不能抹杀他对美好的事物，对天真童趣的追寻。 这是一个孩子的秘密世界，不以成人的意志为转移，他们有着自己的盟约，有着情感的交流，互通有无，与成人世界形成一种鲜明的牢固的对立关系。薛涛在此并没有回避战争的残酷，但是他独特的叙事技巧、偶尔东北式幽默的设计，充满了对童年特有的游戏精神的表达，似乎淡化了战争，而重在表现此“童年”（战时），无异于彼“童年”（非战时）。多重因素叠加之后，我们可以时时感触到作家以温润的人文关怀意识触摸了战争下的童年，战争虽然对童年有所“剥夺”，却不能全然“剥夺”，甚至有些东西是根本无法“剥夺”的。作家只有信任儿童本性，给儿童以自由和尊严，对全人类持有信心和希望，了解人生的力量大于人生的苦难，才能真正了理解什么是人性，什么是童年的精神本质以及我们对童年所应该持有的态度。 童年，一个客观存在之物，我们如何去看待、去发现它，我们所采取的标准直接影响了儿童文学的价值取向和艺术质地。战争题材儿童文学必须面对时代的提问，重新整理思路，重新发现童年的内涵，建构自己新的美学标准。作家更要注重对历史、对现实、对人性的思考，反思历史之痛、时代之责，如何对人性诸多复杂层面的把握，而不能陷入一元化或二元对立的简单化思维与创作模式之中。因为，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文明程度的提升，“反思”之音日益高涨，反思人类生存，反思民族历史，反思人性善恶，追寻人类本源，已然成为思想界的一股潮流。而对于作为上层建筑一分子的儿童文学，肩负着“塑造民族未来性格”之重任，我们的误区、误读，或者混淆不清，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儿童的成长，这也成为每个儿童文学作家的重大责任。也许只有深入地走进童年内部，理解儿童，尊重儿童，重新发现童年的生命价值，童年对整个人类的意义，才能创作出更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看，《满山打鬼子》和《情报鸽子》这两部小说做出了可贵的尝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