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立独行——是儒家经典里浸透着褒扬的语词。时至今日，因为无数言说者随心所欲的轻置和司空见惯的滥用，它正在沦为空泛的能指和廉价的奉谀。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一语词落实到女作家张大威身上，一切竟显得名至实归，甚至相得益彰——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位喝着辽河水长大的北国才女，尽管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拜物大潮和消费语境，但却始终不改视文学为理想、为生命的初衷，依旧坚持从道义、良知和真情出发，以不趋时尚，不随流俗的态度，孜孜矻矻地从事散文随笔的创作，就中探求灵魂的壸奥，追询人性的归宿，揭示生活的底蕴，进而构建个体与时代、与他人的坦诚交流和深层对话。于是，我们在作家笔下看到了一系列极具精神高度和文学质感的散文随笔作品。这当中，有植根于经验世界的乡土抒写，有忠实于内心风景的直抒胸臆，而在数量和质量上更显优势也更见功力的，则是作家陆续捧出的那些以古代文人为审视和表现对象的人物列传式的篇章。
    纵观中国文学史，以散文笔法书写历史人物由来已久，源远流长。从司马迁的《项羽本纪》、《屈原列传》，到韩愈的《张中丞传后叙》、柳宗元的《段太尉逸事状》，再到苏轼的《贾谊论》、《晁错论》，直到袁宏道的《徐文长传》、方苞的《左忠毅公逸事》，一条在变化中行进的线索清晰可见。即使到了狂飙突进，革故鼎新的现代，仍有林语堂的《苏东坡传》、李长之的《司马迁的人格与风格》、冯至的《杜甫传》等等，以传记的面目，顽强地延续着中国散文透视历史人物的文心血脉。张大威的古代文人系列散文——包括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降，整体呈现异军突起之势的诸多历史文化散文，从根本上说，是一批学养丰厚，勤于思考的作家，立足于新的历史和精神制高点，回望并重估民族文化传统的产物。这决定了大威的作品所展现的人物画卷，必然包含着两种元素和两个维度，即：一方面是作家从文学遗产中拿来的古代与现代传记散文的精神意趣；一方面是作家得益于时代馈赠所形成新的文化视角与历史识见，以及其相应的学养、才情与创新意识。这两种元素、两个维度，相互交织而又彼此生发，不仅给散文这种“白发三千丈”的古老文体，注入了新鲜而旺盛的生命活力，而且将一种强烈的艺术感染，一种深刻的思想启迪，一种独异的审美体验留给了众多读者。其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特质，值得我们为之瞩目和留心。
    第一是视野开阔，内容充实。大威写古代文人的系列散文，采用的是一人一篇、一篇一传的基本体例。乍一看来，这似乎比较容易驾驭和把握，但细一琢磨即可发现，其中自有不小的难度。不是吗?文人之所以为文人，在于他们生命中负载了大量的文学作品，而这些作品之所以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则又与文人的身世、交游以及特定的历史条件纠结在一起，密不可分。正因为如此，后世作家要想准确而生动地描写某一位古代文人，就不仅需要熟悉他的创作和文本，以便“以意逆志”；而且还必须了解他的经历、阅历，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关系，从而“知人论世”。此时此刻，读书和学养变得至关重要，不可或缺。正所谓：“夫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然非多读书，多穷理，不能极其至。”（严羽《沧浪诗话》）而在这方面，大威堪称胸有成竹，独具优势——对于中国传统文化，她原本腹笥充盈，占有颇丰；围绕锁定的对象，她又做足了案头功课，这使得她妙笔写就的古代文人系列，呈现出渊赡质实、磅礴恣肆而又举重若轻的大气象。不妨一读《李斯：一只对中华文化影响至深的仓鼠》。该文聚焦秦丞相李斯，一副笔墨不仅圆通周遍，准确勾勒和深入剖析了这只富贵仓鼠的内心世界和性格逻辑；而且斜出旁逸，很自然地阐发和评价着他与荀况、韩非、秦始皇等人的微妙关系，以及他在“秦王逐客”、“焚书坑儒”、“间杀韩非”等事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从而最终揭示出李斯其人于历史上所扮演的利欲熏心、助纣为虐的角色，以及其深远的负面影响。这不啻是一次有关中国封建社会与帝王专制的全面解读。《不许作诗》由北宋政和年间宰相何执中代拟禁诗诏书说开去，穿插讲述了“元祐党祸”引发的来自朝廷的思想钳制和文化围剿；宋徽宗赵佶的偏嗜风雅，沽名钓誉以及落难出真情；苏轼的文途坎坷与名声远播；以及帝王自己对禁诗条律的旋立旋废，随心所欲等等。所有这些，不仅传递出宋王朝特有的文化景观，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封建社会艺术生产的生动写照。还有《司马迁：活着的理由》、《李贺：命薄诗亦薄》、《屈原：忠魂悲歌》、《曹植：才高八斗难为用》诸篇，均于开阔的时空里，既谈人格，又衡文品；既钩沉历史，又月旦文林；既旁征博引，又取精用弘；一时间，通古今之邮，成蔚为大观。面对如此这般信息与知识的盛宴，读者自然会敞开感官，大快朵颐。
    第二是思想敏锐，识见超卓。无数创作和阅读经验告诉我们，真正优秀的历史人物散文，固然需要“入乎其内”——透过复杂多变的历史风云与社会镜像，捕捉到并梳理出既定对象的命运轨迹与精神特征；但更须做到“出乎其外”——拉开一定的时空与心理距离，放出作家得之于时代的新的观念与尺度，重新考量、发掘和评价既定对象的多重意义。对于作家的超越和作品的提升而言，前者只是必要条件，后者才是根本所在。大威无疑深谙此理，她的古代文人系列散文，恰恰自觉实践着这种“入”而后“出”，力辟新境的原则，其中若干篇章坚持从前人止步的地方起步，颇见作家锐意进取的苦心。譬如，在已有的文学知识谱系里，诗人杜甫的形象大致被定格为忧世伤时和悲天悯人，而《杜甫：缺少尊严的生命之路》一文，却偏偏抓住他心系廊庙、志在上林的一面展开描写，于是，我们眼前出现了一个迥异于此前但又确实存在过的、被名缰利锁羁绊和愚弄了一生的杜甫，其中包含的作家的叹惋与否定，很值得今天的知识者深思与回味。同样，东晋陶渊明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自由、闲适姿态久驻文学史，而一篇《陶渊明：戴着桎梏高蹈的自由之子》，则从这种形象的背面下笔，写尽了其自由之中的限制和闲适里面的窘迫，从而使人物走向立体、丰富和真实，同时也告诫人们，必须直面物质的挤压和生活的严峻。与杜甫、陶渊明相比，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的孔子形象，显然更为复杂，且越来越复杂。与此相呼应，《孔子：比烟花更寂寞》则选择了多维的评价机制与辩证的审美态度，即透过主人公悲喜交加、变幻不定的行为——既批判他的急功近利，又欣赏他的百折不挠；既理解他的委曲求全，又鞭挞他的食古不化，进而表示了一种睿智而通达的观念：“人扮演什么角色都是由历史决定的。人，谁都没有权利向历史要的更多。伟大如孔子，也不能要的更多。这真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显然，这种开放式和“复调式”的作品主题，更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和精神的启示性。
    第三是文笔摇曳，叙述多彩。历史人物散文既然是散文，它便无疑属于文学的一种，便必然要体现语言艺术的特质。以此为前提，散文家撰写历史人物散文，尽管离不开知识学养和理性思考的支撑，但是这一切在语言表达层面，却必须转化为审美的形态，必须保持感性的魅力，借用西哲的话说，就是要“始于喜悦，终于智慧。”对于这点，由文学创作一路走来的张大威，自是心领神会，驾轻就熟，反映到文本中，便呈现为缤纷多彩、摇曳多姿的语言文字的品质感与表现力。请看如下一段文字：
    说是“闲云作雨小隐书山”，是面子上好看一点儿，堂皇一点儿，像样一点儿，幽槛静室，墨香盈鼻，坐拥书城，再有红袖添香，真得是好不风雅啊！可是堂堂男儿生于天地间，做一寻章摘句面壁多年的老雕虫，皓首穷经，批注的狼毫已秃，述作的樵斧已烂，还是一事无成，这有何意义呢？是为了学问而学问吗？这样的人在古希腊文化中可能有，在中华文化中，根本没有。我们的文化从来就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我们是为仕而学问的。我猜想，不是谁要隐于书，而是他们不得不隐于书，他们或是为形势所迫，被逼入书中；或是为了苟活，自愿遁入书中。
    ——《闲云作雨小隐书山》
    与它不期而遇，读者需要仔细分辨作家的用心和命意，旋即会生出褒贬叠加，五味杂陈的感觉。而如此效果之所以产生，则得益于作家将正说与反讽巧妙嫁接，融为一体，进而酿成了一种“春秋笔法”，一种叙述的张力。
    再如，生活中的大威并非长于调侃，有时甚至失之严肃，但作品里的大威却偏偏挥洒着幽默的特长。她的若干篇章和段落都不乏善意的嘲讽或含泪的微笑，从而为深沉、冷峻的文字背景注入了必要的温情和暖意。还有，大威的叙述文字固然保持着睿智和清醒，但在很多情况下，却又明显浸透着女性特有的丰沛的感韵，以此强化了作品的感染力和冲击力。譬如，她这样写孔融小女儿的被害：
    一个七岁的女孩面对死亡竟是这般的冷静，这般的睿智，这般的从容，这般的大度，甚至是这般的“看得开”。死亡和她春风中花苞样的生命是多么的不协调，她需要的是活，她的生命还要吸吮甘甜的春水，沐浴朝霞的虹影，倾听晚风中的牧笛声声。她要像一支洁净的白莲花摇曳在青色的涟漪上，她要长大，她要恋爱，她要嫁人，一个玉树临风般的锦衣少年，正在远方悄悄地成长，悄悄地等着她，他手中的红嫁衣已在风中妩媚地飘扬……
    ——《孔融：脚边洒满儿女的血痕》
    应当承认，这样的文字有足够的力量将读者带入规定的情境，就中感受生命的美好和杀戮的残暴。
    对于文学，大威始终保持着敬畏之感和赤诚之心，对于自己的散文创作，她也一向是取法乎上，力臻高格。为此，她一再邀我给些“指导”或提些建议。“指导”自是非我所能，但建议倒可略加申述：大威的古代人物散文，重在现象分析与价值重建，从中国宏观的文化背景看，当属宋学一脉，走得是“微言大义”的路子，这自然有利于作家纵横捭阖，充分调动不凡的才情与刚健的笔力，但倘若节制不够，一味铺陈，也容易失之单调，甚至会流露些许空泛。惟其如此，我觉得，大威的古代人物散文如能在阐发“微言大义”的同时，掺进适量的“鲁鱼亥豕”的考订，即在宋学传统里融入一些汉学的功夫，破译一些古代人物迄今尚存的谜团或疑点，文章庶几会更见厚重，也更便于凸显自己的个性。在我看来，历史人物散文是散文，但已不是普通的散文，而是特殊的散文。这种散文的理想境界，恐怕已不是单纯的情真意切或文字华美，而是桐城派散文家当年倡导的义理、考证与词章的三位一体，三美合璧。不知大威以为然否？
    我和大威无缘共一城风雨，只是因为散文，才相识并相知。在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我们交流心得，切磋技艺，结下了难忘的友谊。现在，大威的古代文人系列散文结为《理想遇到权力》一集，由华夏出版社付梓，作家嘱我写一短文，作为序言。论学养才情，我自然愧不敢当，但想到过从和友谊，似乎又不遑多让。况且在一个熙熙为名，攘攘为利的文学环境里，真正的文学朋友是需要相濡以沫，彼此鼓励的。于是，我不揣浅陋，写下以上文字，算是对大威新著面世的由衷祝贺。但愿它不是郢书燕说，也不会佛头着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