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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叔是上世纪50年代考到沈阳鲁迅美术学院的高才生，毕业后在北京、哈尔滨等地工作。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只要五叔从外面回来，当天晚上大家必聚到一起开会，听五叔讲话。五叔是公家人，是国家的人，他讲的事都是发生在遥远的外面的国家的事，什么中俄关系、中日关系，什么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卫星，那样的时刻真是美妙无比，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五叔的脸上，每个人的脸都微微涨红，仿佛五叔的话是从国家这个粗血管里流出的血，一点点渗进了家里每一个人的神经……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还有一种会议让我难忘，那是生产队里召开的学习毛主席著作大会。那是“文革”初期，每到晚上，我都要在房后小树林里等待老队长的哨声，他哨声一响，我便撒腿往家跑。那时父亲已经双目失明，他去开会需要我牵着他的手。父亲在那样的会上非常激动，抱着我听队长在上边念报纸讲话，下颏的胡须往往不住地抖动，身子一颤一颤，就像有什么东西正通过队长的话语传进父亲的身体……多年之后，我因为写作从乡村走出，在县城文化馆工作，有两年还阴差阳错地做了县文化局的副局长，变成了公家人，每周末回到乡下的晚上，父亲和三个哥嫂必定自动向我围来，像当年全家人围住五叔一样，我也就自然而然地扮演了五叔的角色，讲我所知道的那一点点外面的事、国家的事。那时我已恋爱，回乡下必带男朋友，几次之后，男朋友因为不能有更多的时间和我亲密，再也不跟我去了。然而我从未因此而修改日程，因为我看到了父亲和哥哥脸上的光……又是一些年之后，因为写作，我散漫的内心经历了由对秩序的渴望到对秩序的排斥，以及到对无秩序的自由精神的强烈向往，我毅然辞掉文化局的工作，从县城调到大连，又在不断写作的努力中有机会做了专业作家。专业作家意味着再也不用上班，再也不必开一些无聊的会，能拥有这样的自由，对我来说相当不易，可是没有人知道，当我像家庭妇女一样成天坐在家里，再也不用经常出去开会，我的哥哥们是多么失落！偶尔地，我外出采风被哥哥们知道，他们会赶紧打来电话，兴冲冲问，怎么出去啦？开会么？每当这时，我的心都在隐隐作痛，仿佛做了亏心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