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消费文化甚嚣尘上的当下，文学真的从现实生活中退隐了吗？人们不需要文学了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这一否定性判断基于对文学何为的追问，而这一追问又需要回答文学在表达着什么，人们为什么需要文学表达的问题。
    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它伴随文学的产生而产生，古今中外许多文学大家对此发过宏观巨论；这又是个现实问题，它因被浮华喧闹的现实遮蔽而具有了重提的必要。重提的结论很明确：生活不能缺少文学。理由起码有三：
    其一，文学活动与文学表达是一种生存活动与生存表达。在众多人类和人生问题中，生存问题是根本性问题，因为一切人类与人生问题的提出都以生存为据，都是生存地提出问题。人活着，人就生存，这是生存的普遍性与必然性。但生存又总是具体的生存，不同历史阶段的生存，不同境遇与境况的生存，这是生存的相对性与差异性。不同的生存便有了不同的生存状态。马克思指认，实践活动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活动。在实践活动中生存获得了它与世界的整体性联系，生存成为整体性生存——精神与机体、观念与物质、个人与社会、历史与现实等等。在实践的整体性生存中，人的本质力量获得全面的开发与实现，人成为全面的人，世界成为人的全面展开。这是人生存的理想，这一理想的实现在于人所生存的世界，具体到个人所生存的境遇，必须是合于人本质力量实现的世界与境遇。然而，现实生活中，生存的相对性与差异性所提供的人的实践活动场所，即人赖以生存的世界与境遇并不都构成合于人性生存的世界与境遇，恰恰相反，人们普遍感觉到了来自生存境遇的生存压抑。被压抑的生存状态是人的生存常态。生存压抑实质上是自由压抑，而人是不甘于不自由的，人的生存需求也不能使人总是处于生存的压抑之中，于是，抗拒压抑、宣泄压抑成为现实生存的必需。抗拒与宣泄压抑有很多渠道，如直接展现于行为，直接表述于语言，但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这种与境遇的直接碰撞可能带来更大的生存压抑。于是，人们需要一种能够抗拒与宣泄压抑又不造成更大压抑的手段，这就有了文学需求，文学就是这样一种手段。文学用想象的空间，虚构的世界，为现实压抑的人们再造一个生存的领域。那是文学写作者可以自由驰骋的领域，也是文学阅读者可以自由驰骋的领域。在这一领域中生存压抑者可以表述压抑，可以宣泄压抑，可以获得生存的自由，现实生存压抑由此得以释放和缓解。文学活动与文学表达是人生存实在的表现，是人生存压抑的释放。生存压抑是普遍的，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生存压抑，因而，每个时代都不能或缺文学。
    生存不仅是个体性的，也是民族性的。每个人都必是某个民族的成员，他的生存也必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民族性生存的表征，民族性是其生存的根基规定性。民族性生发于民族生态环境及民族的历史生存，这是民族的物质文化实践、成果及其相应精神活动的凝结，它虽然没有确定的物质形式与精神抽象形式，却为每一个民族成员所分有，规定他们的生存。他们在它的无所不在的规定性中思索、活动、实践、发展，形成他们生存的家族相似性，这些又反转来构入民族性。而这种形成与构入的情况，被生动地记载于各民族的文学作品中，神话、史诗是如此，古代文学是如此，现当代文学也是如此，历史留存于文学，文学史也就是形象化的民族史。民族生存活动与民族历史活动体现为时代性活动，就是不同时代的不同的民族生存活动及民族历史活动的时代具体化，每个时代的文学也是那个时代的民族生存活动的表达。鲁迅、郭沫若、叶圣陶、郁达夫等现代文学大师的作品记录着中华民族挣脱封建主义束缚，争取民族复兴的民族生存活动；柳青、梁斌、郭小川、贺敬之等当代作家的作品则将新中国成立后中华民族振兴的生存状况留存。在大众趣味空前活跃的当代，文学也仍然以自己的方式完成着现实民族生存活动的表达。不管各类作家是否能意识到，他的文学写作其实都不同程度地完成着一个暗指，即指向更为深刻也是更为现实的民族生存。在人的必然性的民族生存中，人们通过文学获得民族生存的经验、智慧，并因此获得民族生存的身份。
    其二，文学活动与文学表达是一种文化活动与文化表达。文学是文化的产物又是重要的文化形态。从发生学来说，人类学会了说话也就创造了文学，这是因为说话的最初目的在于示物叙事，即把不在眼前之物拉入眼前，对已然发生之事转述其发生。这种再现与转述便是最为基本的文学属性。说话，创造与使用语言文字，这便是文化史的初始，也是文学的初始。其后，文化在文学活动中丰富，文学在文化活动中展开，文学由此逐渐独立为文学。当文学独立为文学时，它便成为文化的表征形态，文化在文学的表征中从现实文化活动中对象化，成为对象化的文化。文化实践者从文学即文化的对象化中审视文化并获得文化实践的自觉性；文学则从文化实践中不断地获取养料，并获取对于文化予以对象化的文化实践需求，由此实现文学的不断完善。文学与文化始终处于相伴相生的历史与现实状况中，并且在这样的状况中后者构入前者。作为文化表征形态的文学以具体生动的形式记述着、对象化着文化的历史发展，它的记述或对象化的形态包括记实形态，更有精神形态、真情抒发形态、生存体验形态等。在这样的类分中，文化实现着自己的文学分化，在文学中获得多元文化形态及多元文化形态自觉。从某种意义说，文学是文化得以多元分化与多元自觉的一条必由之路，在文化的多元分化中，文化依凭文学获得自己的记实、抒情、体验的多元属性并反观这些属性，求得精神文化的繁荣。无论是文学见于文化还是文化见于文学，二者都在对方处发现自己、感悟自己，将自己投入对方的发展与完善。这是一个文化与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而各个时代的文学经典，作为文学的历史与时代代表，比其他文学作品更充分地展示着文化的多元化与文化发展。它更好地进行文化的精神提升，使文化在其中获得更为强烈的身份自觉，转而又用这种身份自觉雕饰与完善自己。经典不是一般的文化再现、文化类分与文化的精神升华，它更是文化精神的凝聚，文化属性的提升，文化的物质功能与精神功能的充分实现。
    当今时代是文化突飞猛进发展、多元并举的时代。随着社会转型大规模发生，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诸领域的变革、动荡、冲突、纠结都在文化层面得以彰显。传统文化在遭到新锐文化重创后又以其历史的厚重感、深刻的民族根性在某些方面继续或隐或现地发挥作用；新锐文化在传统文化质疑与抨击中曲折而飞速地发展。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当下、域外与本土、精英与草根等等之间文化的交融与冲撞、解构与建构、颠覆与重建从来没有像当今这样表现得错综复杂、光怪陆离，而这些都记录在文学中。文学经典的被解构、文学商品属性的被张扬、文学传统价值的被质疑、文学精英的困惑、草根文学的勃发、网络文学的兴起等，都是当下文化的文学表征，也是文学形式的文化承载与再现。时代需要文学记录与表达时代文化活动，这是现实文化的留存，对于未来，也是历史文化的留存。当下生活，不是文学无用武之地，而是缺少文学，缺少那些能更充分、更凝练地展现当今时代文化的文学经典。
    其三，文学活动与文学表达是一种审美活动与审美表达。文学是文化活动，而且是一种特殊的文化活动，它的特殊性表现在它具有与一般文化活动不同的审美属性。文学的审美属性通过作家蕴育于文学形象中的审美情感、审美意识、审美判断、审美评价、审美趣味、审美联想等加以体现，它具有精神超越性。精神超越性是文学审美属性的重要维度。尼采为抗拒世俗陈腐而张扬酒神精神，把拯救人类的希望寄托于悲剧；弗洛伊德把文学视为人挣脱感性欲望束缚的途径，提出文学是欲望升华学说；海德格尔呼唤追名逐利的人们聆听诗人的声音，憧憬人诗意栖居的人类生活图景；萨特强调文学表现自由、文学介入生活等，都是在肯定文学超越之维的审美属性，也都在说明文学的这一审美属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存所必需。此外，文学的审美属性又不仅在于它的精神超越性，还在于它的现实选择性，即从怎样的角度看现实生活；形式或能指的接受趣味性，如语言的修辞性、文体的典范性及节奏的鲜明性等。这些方面都为文学所表达的文化意蕴赋以引人入胜的审美形态，使文学不仅是文化的，更是文化的生动表达。
    经济转型以后，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现实生活的精神超越性更多地被利益的直接实现所取代，利益把利益追逐者捆绑于物，使之成为物的工具并沦为物。精神的超越之维越来越不被强调，越来越在生活中失去了精神引领的作用，文学的去崇高、去神圣以迎合大众审美趣味的大众化、世俗化倾向也越演越烈。然而，文学并没有远离它的超越之维。当文学成为一些文学写作者释放和缓解现实生存压抑的手段的时候，文学正发挥它的超越之维的作用，有作者这样述说：“写作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抵抗生命的无聊。日常生活时刻都在企图使我堕落，而我却要用足够多的幻想使自己飞升起来。写作就是抵抗和拯救。”(荆歌：《激情与迷失》，《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第399页)当文学探寻与反映社会发展中的种种问题，关注与描述民生民情并给予其人文关怀时，文学也在发挥它超越的作用。中国文学传统中始终存有着体道悟道的努力，文学对社会发展的认知、探寻，正是体道悟道的表现；中国文学传统中也深存着文学写作者的责任意识，忧国忧民忧天下，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群体意识，在文学中它具体化为引导民众、悲悯人生等的写作努力。体道、教化、悲悯、人文关怀，当下文学所表现的这些写作取向，都体现着基于现实的精神超越审美属性。而当下的现实生活，又正被称为生活形式化的生活、生活审美化的生活，生活及生存更需要各种生动的审美形式的醒目、激活及提领。这应该是文学大显身手的时代，也是有作为的文学家们把更丰富多彩的文化表达形式经由文学而奉献给大众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