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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从一九五八年捧出第一篇散文《石城之行》算起，余光中以“左手的缪斯”，驰骋于世界华语文坛已逾半个世纪。这期间，就来自专家和读者的反馈而言，喜爱、激赏与推重构成了主导性意见，但是，也有质疑和批评的声音偶尔传出，其中所谓余光中散文雕琢的说法，便是较有代表性的一种。譬如，台湾作家郭枫在《繁华一季，尽得风骚》一文里就一再断言：“他（指余光中——引者注）故意造作语言，炫奇弄巧，而致以辞害意，弄到不知所云的地步”。“余光中……企图把语言的力量提高到顶点；而忽视了语言的自然性与均衡性，以致形成了语言过分膨胀的病态。”海上作家周泽雄对余光中素怀仰慕之情，但他解读余氏散文，在充分肯定其艺术成就的前提下，也针对某些篇章的行文布局，不无遗憾地写道：“遣词如此兵行蜀道，密围垓下，不无太过乎？章句如此急管繁弦，弓弩大张，不无太紧乎？才思如此高天滚滚，罡风十级，不无太厉乎？”（《正才之风》）这里的“太过”“太紧”“太厉”，都是指作品语言和构思用力超度，经营失当，与通常所谓“雕琢”大抵一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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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而论，作家和评论家认为余光中散文有雕琢之病，并非纯粹是无中生有或空穴来风。事实上，大凡认真研读过余氏散文者，都不难发现作家在谋篇布局和遣词造句上那一番煞费苦心，惨淡经营，也不难领略由这一番苦心经营所促成的，作品在语言风格与叙事形态上的个人化或技术化特征，如用语的“庄”而“谐”，修辞的“奇”而“险”，句式的“活”而“变”，手法的“错”而“巧”等等，当然其中也不排除某些局部的弄巧成拙或矫枉过正。然而，即使如此，我仍然不同意把雕琢作为对余光中散文的一种整体性评价。因为汉语里的“雕琢”一词，虽然最初是指玉石的加工成器，但后来借喻语言的润色和文本的打磨，便在积极的推求提炼之外，形成了过犹不及的意思。今天的汉语语境里，所谓雕琢，一般被理解为作者对笔下文字做无助于——有时甚至妨碍了——内容增值的过分修饰或刻意求工，即一种脱离了“所指”引领的“能指”空转，或一种遮蔽了情致表达的辞藻铺张。余光中的散文显然不是这样。就其大量的艺术文本看，作家尽管注重积极修辞，讲究创意结构，追求陌生境界，但所有这些与孤立的炫耀才思和单纯的游戏文墨基本无涉，而更多是从丰富的生命体验与既定的作品意脉出发，从容而自由地调动学养与识见、智慧与情趣，潜心谋划和精心布设形神兼备、质文俱佳而又领异标新、尽脱窠臼的文字方阵。这里，我们不妨从郭枫当年对余光中散文的批评中选几个具体例子，做些实事求是的剖析。
    《听听那冷雨》是余光中的代表作之一，同时也是郭枫引以为证的“雕琢”文本。郭氏举出该文状写作家听雨心境的一段文字，认为其因袭南宋蒋捷《虞美人》的语词是“生硬”的。“余光中用这段文字描述自己一生所遭遇的悲欢离乱，读起来就觉得在谈别人的故事。冷淡而无深刻的感受……显示余氏仍是搜集漂亮的句子，而不管这些句子在文章中产生什么作用。”然而，细读《听听那冷雨》，即可发现，文中的主人公“他”虽然融入了作家的经历与体验，但全篇围绕“他”展开的内容却并非是作家个人记忆的全然写实和原样照搬；而是以个人记忆为支点，同时进行了以乡愁和怀旧为基本向度的抽象化、写意性和畅想式处理，从而使作品境界平生出象征和哲理的意味，更便于读者灵思跃动，浮想联翩，各有所悟。在这种情况下，作家化用蒋捷“少年听雨”“壮年听雨”“而今听雨”的句式和语词，浓缩而概括地表达人生的沧桑感和短暂感，显然有助于作品整体效果的以虚代实和以小见大，而与“搜集漂亮的句子”无关。此处，郭氏的批评不幸落入了无中生有或郢书燕说。
    余光中的《山盟》亦遭郭枫訾议。他觉得这篇叙述作家登阿里山的游记，一开始就不通：“‘山……从一切历书以前……从五行和八卦以前……从汉时云秦时月从战国的鼓声以前’就在那上面等他了。余光中列举的这些时代，距今甚远。请问其时他身在何处？既未存在，如何等他？……从第二段起，又完全不写登阿里山，却以三整段计八百二十字的篇幅来写他在美国山居的情况，以后又扯到昆仑山峨眉山等等。偏离主题，横空漫谈，读这样的文章，让人心神随之东奔西驰不禁也精神恍惚起来。”好一番振振有词的批评！只是一旦对照《山盟》原文，便不难察觉论者的粗疏或眼拙：开门见山处那三个“以前”，无非是强调阿里山存世年代的遥远，它与作家的“身在何处”有何关系？而接下来的文字写“他”在美国的山居，以及在落矶山上对昆仑山峨眉山的向往，是一种情真意切的家之思、国之恋，是对“一爽竟爽了二十年”的阿里山朝拜的必要蓄势和有效铺垫，也是对阿里山的烘云托月，“不写之写”，怎么就成了“偏离主题，横空漫谈”？又哪里会让人“东奔西驰”“精神恍惚”？
    对余光中的另一名篇《登楼赋》，郭枫亦有不满。他拈来其中“红灯撞击着红灯冲击着沉浮的白灯白灯。洞顶的无罩灯泡灯泡曳成一条光链子”的描写，认定作家是“强逞巧思，卖弄花俏。快意驰骋之际，忘记了中国文字典雅含蓄之美，也忘记了文章的主题何在？”从郭氏所引的文字看，内中确实包含了余氏散文屡屡可见的“巧思”，称其“花俏”亦未尝不可，但它绝对不属于“强逞”和“卖弄”，更与忘记了“含蓄之美”“主题何在”的不搭界。事实上，用“撞击”“冲击”之类的动词串连起重复出现的“红灯”“白灯”和“灯泡”，虽然挑战了已有的语法习惯和修辞规范，但从艺术效果看，却堪称超凡脱俗，出奇制胜——单单几种灯光的交叉组合，就把汽车穿过隧道时那种车灯绵延而车影流逝的情景，表现得可触可感，栩栩如生，不是才高八斗，举重若轻的大手笔，恐难做到。既然这段文字已经出色地、富有创意地完成了传景状物的任务，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对作家的语言经营和文字调度说三道四，横加挑剔？要知道在文学创作中，作家语言文字上的调兵遣将，永远以实现既定的艺术目的为出发点和归宿点，以得鱼而忘荃为理想境界，离开了这点，文学修辞还真可能陷入雕琢的泥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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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从微观上实证了余光中散文并非雕琢之后，我们不妨再立足一个更大的艺术背景，来审视和分析余氏散文在语言表达上所下的功夫，所做的努力。这不仅有利于文坛对余光中散文的整体评价和深入把握；而且足以反过来进一步厘清所谓余光中散文雕琢的说法。
    余光中的文学生涯起步于诗歌；他执教于台港和美国的大学，讲授和研究的重点也是中外诗歌。这样的文学经历与审美姻缘，决定了他最早的创作理念必然以诗歌为本位，同时也很自然地把诗歌当成了构建整个文学世界的基本资源。后来，余氏的笔耕拓展到散文，且异军突起，影响日隆。这时，作家虽做了理念的调整，明言：“散文不是我的诗余。散文与诗，是我的双目，任其缺一，世界就不成立体。”（《记忆像铁轨一样长•自序》）但在实际创作中，把诗的元素引入散文，或者用诗的手法来写散文，依然是一种自觉而稳定的追求。作家自己说得好：“我的诗不尽在诗里，因为有不少诗意已经化在散文里了。”（《连环妙计•自序》）而在这化入散文的诗意中，苦心孤诣地讲究炼字炼句，精益求精地强化表述之美，正是极突出的一点，它使作家的散文具有了一种诗意盎然的风度，一种更接近文学特性的美感，当然也留下了被指认为雕琢的可能……时至今日，杨朔主张的把散文当诗写，固然已为多数人所不取，但在散文创作中积极借鉴诗的元素和手法，却依然是该文体避免泛化和“亚文学化”的有效途径。惟其如此，对于余氏散文的诗性追求，我们还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并在整体上划清它与雕琢的界限。
    显然与“天人合一”的传统观念相联系，古往今来的汉语散文理论多倡导语言表达的自然天成，返璞归真。这在通常情况下固然不错，只是一旦陷入肤浅的阐释和片面的理解，却也会导致创作的歧途与流弊。长期以来，一些散文家过分矜持于行文的“随意”和“本色”，而完全忽视了艺术需要提炼与创造，以致使笔下篇章蓬头垢面，全无美感，便可作如是观。余光中早就看到了这一点，他的《剪掉散文的辫子》一文，将这类作品称为“浣衣妇散文”。指出“这些浣衣妇对于散文的要求，是消极的，不是积极的。她们但求无过，不求有功。对于她们，散文只是传达的工具，不是艺术的创造，只许踏踏实实地走路，不许跳跃、舞蹈、飞翔。她们的散文洗得干干净净，毫无毛病，也毫无引人入胜的地方。”显然是为了扭转和改变这种情况，余光中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意识地进行了反向努力，即调动一切手段和技法，来增加散文的色彩，丰富散文的艺术表现力，其中包括营造别开生面的结构，百态千姿的句法，起伏有致的节奏，涉笔成趣的意象等等……不能说这些努力尽善尽美，无可挑剔，也不否认这当中有因用力过猛而失之斧凿的地方，但从大的效果看，其作用无疑是正面的、积极的——对于散文，它有效促进着文体建设，同时又有力阻止着审美滑坡。有了如此效果，我们对作家付出一点修辞代价，其实大可不必斤斤计较。
    整个二十世纪，贯穿着东西文化的大碰撞与大交流。在这种空前开放的环境下，真正怀有雄心和责任的散文家，自应有一种世界性的语言意识和审美眼光，即在人类文明和历史进步的大趋势之下，探索中国散文的语言效果和表现规律，构建崭新的民族散文形态。余光中正是这样一位高瞻远瞩、卓尔不群的散文家。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迄今，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不仅强调中文的适度西化，而且呼唤中文的“善性西化”，反对其“恶性西化”；不仅提出了现代中文应有“文言的简洁浑成，西语的井然条理，口语的亲切自然”的整体构想，而且阐明了中文可借鉴西文节奏自如以及插句和倒装句的具体措施。在创作实践中，作家对自己的艺术主张则是身体力行，奋力开拓。正如他的《逍遥游•后记》所写：“我倒当真想在中国文字的风火炉中，炼出一颗丹来……我尝试把中国文字压缩、捶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毫无疑问，这是一种高难度的艺术探险和文字实验，而这种探险和实验带给作家散文世界的，固然有艺术上每见的峥嵘奇崛或巧夺天工，以及由此呈现的西语中用的巨大潜力和美妙前景，但有时也难免马失前蹄，留下明显的人工打造的痕迹。只是这种痕迹，因为有中西语言嫁接与整合的大前提，所以仍然不能与雕琢等量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