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女作家王立春的童诗创作个性鲜明，已自成一体，属于国内儿童文学界有影响力的新生代作家。其主要诗作有《骑扁马的扁人》（2002）、《乡下老鼠》（2006）、《写给老菜园子的信》（2009）。国内对其的研究已形成了一定规模，代表学者如金波、吴其南、王宜振、谭旭东、孔凡飞、刘汝兰、于立极等，都对其创作或从整体观察或从局部文本分析作出过研究。本文整体考察其创作情况，从三个层面概括分析其诗作的思想意涵及艺术性征，希冀在学界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认识王立春创作的审美理想与人文情怀，彰显其诗作特有的艺术魅力与文学价值。
    一、抵达童年精神世界的底部
    儿童文学是“儿童”的文学，儿童与童年是其忠实可靠的审美对象。儿童诗是写给儿童的诗，是用“诗”这种特殊的艺术方式表达儿童与童年的精神创造物。儿童诗要求“诗”的纯粹文学性与“儿童”的自足主体性高度和谐的统一，所以属儿童文学中的难点创作领域之一。国内儿童诗的创作力量及创作成绩整体不容乐观，坚守在这个领域中的人都属于可敬可爱的人。
    儿童诗有各种各样的进入通道。王立春首先选择的一个基本切入点令人惊讶赞叹。她努力以诗的艺术可能抵达童年精神世界的底部。用诗的表达方式与艺术符号再现童年——人类一期特殊生命存在阶段的内宇宙图景。这似乎逼近一种原始艺术思维的根蒂，但王立春奇异地拥有这种“返回”的触觉与生“象”的能力。她创造出了一些具有经典审美表现力的诗歌意象，以此敞开了童年精神生活的本色形态及其丰厚内容。
    书写“童年的夜晚”是这种审美感知最典型的体现。“夜晚”再生了童年梦境与童年幻想，“夜”的神秘莫测与童年精神气质本然具有同构性。看来对这二者间复杂而有趣的内在关联，王立春已然做到了幽微洞察。她以“夏夜”为总题创作了一个系列的幻想童诗，表现出一种非常纯粹的艺术感觉，获得了对童诗相当的审美认知高度，也极大扩容了童诗可阐释的艺术空间。
    “那朵很大很大的花/把我的梦都染蓝了”（《大蓝花》），对这一朵出现在孩子梦中的“大蓝花”，诗歌如何使其物质实体化？如何让一个幻觉意象经验化？如何让“梦”复归“现实”处境？总之是如何扬起孩子的这个梦的精神风气？王立春的叙述与感觉定位做到了。这是一朵“站在凹下去的坡上”的大蓝花，是一朵舒展开鲜美的大花瓣与婆婆丁并在的大蓝花，是神情四顾而外来的，却能压倒一百朵香蕉花风姿的大蓝花，这朵奇异的花最终变成了兰花仙子，向梦中的孩子走来，带她飞出山外……
    “骑扁马的扁人”是另一个意味隽永的诗歌意象。“骑扁马的扁人又从大门前/走过了/月光已经为他铺好了/一条白毯子”（《骑扁马的扁人》），这一个在月夜的清辉下行走着的扁人，每一天晚上都出现在透过窗户往外看的孩子的眼中。那滴滴答答的马蹄声，那背着皮口袋与闪着亮光的剑的扁人，他是那么自然而奇特地存活在孩子的幻境中。诗人将这一切非客观的虚幻现象都充分现实化了，将内在精神体验活动全部具象化了，而这个“再现”或“映象”的过程在本诗又是那么的熨帖自如而深刻有力。它为我们恒久定格了一幅作为“召唤结构”存在的童年印象图：一双贴在窗户玻璃上的迷蒙的孩子眼睛，一个始终出现在孩子眼中的在月夜骑着扁马的扁人。
    童年的夜晚是极富审美表现力的儿童文学主题领域，也是极具挑战性的艺术创造工程。因为它探知的完全是一个隐秘的未知世界，是成人与孩子之间最难打通的那个思维关节。王立春进入了这个世界，并用朴素简单的诗语将其描摹了出来。于是，朦胧夜色中我们难以想象到的那个生机勃勃的自然、物质世界向我们敞开了，大眼贼，老秋翁，蒿子巨人，满山疯跑的草，红头发怪人，甚至门前的石头，小水坑……全都在孩子自由不羁的幻想中跑出来了，又全都洒洒脱脱、自由自在地跑入了王立春的童诗中。
    王立春还观照到了发生在童年精神底部的另一些刻骨铭心的情感体验，它的主体场景是离别。离别赋予人“死亡”般的痛苦体验，孩提时代经历这一切时所产生的心灵震荡丝毫不逊色于成人，而且因为理智的未成熟健全，在感情的爆发力与情感的透明度方面成人远未企及。在一组题为“搬家的日子”的诗作中，我们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我将要离开你了/我的小屋//你不用每天叼着/那个烟囱做的大烟袋/抽着烟/等我放学了/也不用故意扁着嘴/用窗缝纸给我/吹口哨了”（《小屋》）。“我”要跟着爸爸到城里去了，“我”的乡下童年从此结束了，而时间中的情感关系依旧，但却要被无奈的空间距离所阻拒。时空的严重错位，造就了生命主体难以抑制的精神痛苦。“我”的小屋、野小河、燕窝、哑巴小路、甚至乡下老鼠，就这样从我的生命视界中消失了，一次性不可重复，再也没有“相遇”的时刻。人从童年期始即遭遇的这样的生命内部的死亡，会延续他的一生。“唉/真要是有一天/穿着花裙子的我/在上学的路上 遇见/压低草帽/躲在路边的你/我们还会认识么……”（《乡下老鼠》）。分化与变异也许是必然的，但固持在历史时点上的情感经验却是永恒的。王立春的诗心感悟了它的珍贵，并用文字实现了永久的刻印。
    儿童诗最难以逃逸的表现主题应该是日常化的童年过程与感觉。立于现实而“纪实”童年，是童诗常态的艺术路径。王立春没有规避这一点。在涉足这一领域的题材时，她的诗作有两大艺术取向，呈现出不同的创作风貌：前者可称为是历史态的童年，或传统的乡土的童年，童年叙事与情感基调隐隐涵蕴了逝去年代的气息，一组题为“爸爸不在家的日子”的诗作为代表；后者可称为是现时代的童年，写当下都市孩子的生活境况，问题情境与艺术表现均凸显为明确的现代性，一组题为“蜗牛咏叹调”的诗作为代表。两相对照，诗人在透视乡土童年时，在事件与细节的饱满度、情感的厚度与细腻度、以及诗意的基质与曲折度方面，都较对都市童年的艺术发现来得深刻强烈一些。看得出诗人欲想穿越两种日常童年精神内面的冲动，不过就前者而言，艺术积累与审美感知更充分一些，后者还略显单薄，尽管已有优秀诗作产生。
    二、乡土与民间：童年生命永远的情感栖息地
    作为上个世纪60年代出生的儿童文学作家，王立春童诗创作中一种主要的精神流向是对乡土与民间的表达。这种表达因为以“儿童文学”为艺术审美的基座，童年生命便自然进入到了乡土与民间的审美意蕴中，且作为主体精神构造生成了乡土与民间特殊的质性魅力。在现代化进程愈益发展的当下，当中国人逐步汇入并适应到都市文化的生活状态中时，“乡土中国”作为传统人文资源正慢慢淡出国人视野。尤以对更新的一代代孩子来说，乡土童年经历与民间记忆对他们来说更是匪夷所思的事情。王立春更多基于个体童年印象与精神眷顾写下的这些童诗，可以说是一些“历史童年”的遗留物，珍贵地记录了几代中国人曾经有过的具体而微的童年经验与情感方式，对不可回复之生活历史所作的诗意回眸，潜藏着很深层次的艺术与人文价值。
    对乡间童谣再度做现代童诗释义，是王立春乡土与民间精神向度的起步之作。正如诗人在一组题为“乡间童谣”的诗作的题记中所写的，“在乡间/你总能听见/那散落在风中的/童谣……”。乡间童谣是一种情感存在物。当个体乡土童年被时间无情地抛给了观念中的“历史”或“记忆”后，我们的精神痛苦在于再也难以重回这种历史或记忆。所幸有慰藉的是我们还能找回那些被编译了童年密码的物质或精神实体化的东西，比如童谣。“扁担扁担钩/你挑水 我馇粥”。当吟诵起这样的乡间童谣时，远去了的熟悉的童年感觉神奇般地回来了，也许并不诉诸于细节与事件，但却是一种完满的整体感觉，地道的乡土童年滋味。当这样一种充沛的情感沉湎发生时，历史回溯刹那间演变为现时场景呈现，一个孩子，一块土地，一个事件或一样物事，那么无间隔地共存着，对视着，对话或游戏，没有时代与背景，不是历史与过去，只有当下，当下鲜活的情感共鸣与审美体验。这就是王立春在童谣呈出后所写下的释义童诗。它根本不是简单的语义解释，却是过去与现在的一种融通。对成人它提供了丰厚的历史语境与经验阐释，对孩子它提供了生动的童年映像与对话可能。“和你唠叨几遍这句话了/扁担钩你为什么坐在那里沉默不语呢/长长的扁担就在腿上放着/星星睡了我也睡了/不然你也睡吧”（《扁担钩》）。释义童诗完全是孩子语言、心情、行为动作的真实表达，甚至超越历史性，无遮拦地打通到今天孩子的经验世界与想象理解中。这是王立春这类童诗写作很见情感穿透力与审美表现力的优势所在。
    “写给老菜园子的信”是王立春新近出版的诗集的名称。这个名称的表层含义指涉与具体诗歌内容的意义呈现形成一定的错位。这种错位产生了诗歌双重质性的审美意蕴。这个特征其实渗透在王立春整体诗歌的创作中，那就是历时态与共时态美感世界的和谐统一，即作为成人的作家主观精神回望时的意义显现，与作为孩子的亲历者原初情感行为发生时的历史还原，在一首诗的框架里达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给老菜园子写信”这样的一个思绪或意念或行为，本来极易被设想为作为成人的诗人在当下记忆或缅怀历史的一种艺术冲动，是在拉开了时间距离后对童年经验的一种自觉审美，这无疑也是作者进行童诗创作必需的精神动力。但当这一发生机制一旦具体化于文本写作后，作为历史回溯的成人印象即刻被淡化了，诗人自如地将笔触转接到了儿童的思想世界中，在孩子与土地间游戏与想象的天地里自由驰骋。“窗户总能趴在炕上/写田字格/把方方正正的阳光/写了一炕/老菜园子/你也可以成为练习本么”（《菜园子练习本》），诗人将北方农村最常见的民间房屋中窗户与阳光的关系形象比喻成孩子笔下的田字格，的确很显现儿童思维与心理活动特征，继而在孩子眼睛里，老菜园子中的任何一个元素便都可以被自己的练习本格式化，于是这个浑沌的老菜园子在孩子眼睛里顷刻被划拨调理得清清楚楚，俨然成了她手上经营自如的一片艺术家园。老菜园子成为了孩子情感生命的对话物，在寒来暑往的四季里，这个孩子用心谛听、观看、感知了这个家园中一切变化着的生命现象，和它们结成了亲密的伙伴关系与存在关系。王立春用孩子自己的诉说敞开了这个童真而梦幻的精神世界。“老菜园子”于是成为王立春幻想童诗世界中一个关键的情感驿站，一个有意味的艺术符号。
    在童诗视域内写一种朴素的乡土民间生存方式与生活理念，是王立春文学价值观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她以“庄稼人”为题所辑的诗作，表达的就是这一审美理想。她写“黄豆这辈子”，写“阳光荞麦”，写“水稻”，贯彻的中心思想就是一种平常农作物对成熟的理解，对饱满生命内核的追求，这样一种涌荡在民间大地上的生活理想精神，正是延续我们人类最强韧最稳固的基石与希望所在。
    三、更多北方幻想诗情的发生
    王立春是北方人，出生在北方，生活在北方。她的童诗从审美形式到艺术内涵，都充满了纯粹北方的精神气质，是直率的，质朴而坦荡，透明而粗犷，一如北方辽阔地域本然的天高气爽，厚实底蕴支撑了对生命清澈的感悟与认识。这种内在属性体现在诗歌语言上，便是那种不事雕琢，朴实自然，渗透了爽朗真诚的情感基调的简单语言。诗歌结构布局通常则为开阔外展，不婉曲内敛，诗性的表达与析出都很通透舒畅。王立春的童诗让孩子很好进入，诗人不去追求陌生化与阻拒性来创设诗意，而是直接投入真生命真性情，让童真境界、童年感觉、童年记忆轻松发散敞开，并形之以舒适熨帖的自然诗语与鲜活纯朴的生活意象，因此文学性的诉诸对孩子来说全在他们可接受的范围内。所以，她的童诗可以说真正的是儿童的诗。
    除去对童年底部精神世界、乡土意蕴的开掘外，基于北方生活世界王立春开拓了更宽更深的诗意空间。围绕“草原、大海”两个空间维度，与“冬季”这一时间维度，以及“母亲”这一博大的人类情感维度，诗人创造了更多更美的北方幻想童诗。
    草原是绿色，是生命力，是自由，是宽博，是深邃，是现实与梦想的交界带，是人与自然和谐共存最理想的处所。王立春说：“最美的花开在草原深处”。草原是已知与未知最完美的统一地之一。进入并书写草原，在王立春，既是安放并寄托其北方情思最通达的途径之一，更是为孩子呈现地球唯美空间，指示美善的生活态度与引领高远的生活理想的艺术之道。草原之美是宏大而无界限的。撷取草原上那些活动的、静止的，原生的、人的，植物的、动物的，历史的、现在的，各种各样的点缀物或构成物去生成草原之生命含义，是王立春构思这类童诗的基本思路。于是，草原上的老勒勒车、蒙古包、苍腊花、草原篝火、蒙古马、敖包、蒙古长调、狗牙根儿、小野狼、电线杆和高压线、鸽子花、九曲河、马莲草等等种种有意味的草原符号，都被诗人贯注了内在的精神生命，以灵性与活力的姿态凝结在了诗语中。
    王立春身处东部的北方，辽阔的大海也是其审美经验中重要的构成。她写海完全是以孩童的心境与思维方式来展开的，因此，她把海写得很调皮，写出了特殊的海的生命景观。“海水就像一个大被子/把海底蒙起来/退潮的时候/他就拽着大被子往回跑/海底的事儿/全让我们看到了”（《海水大被子》）。这个比喻太形象不过了，直观而生动，完全是孩子思想与语言的直接表出。孩子生活世界中的大海，是一览无余的纯净明媚，王立春把这种典型的童年人文生态写出来了。
    北方的冬季与童诗天然的透明质地具有同一性。冬季的书写赋予了王立春童诗更加晶莹的属性，将幻想的精神自由表现得更彻底充分。《霜花》是代表之作。冬季北方玻璃窗上的霜花是一道自然的胜景，那变化莫测的神秘图案内蕴了无数种解释的可能，曾经是多少孩子在童年期迷恋的对象啊！王立春用艺术的巧思将之二者作了精彩的连接，于是生发出了一种简直让人难以料想的霜花释义：“那满满的一窗 霜花呀/把孩子昨夜的梦全暴露了/怪不得孩子都愿意/久久地看霜花呢/原来那些是多么熟悉/那是他们做过的梦啊”。霜花原来是孩子梦境的图像化，这二者间精彩的互释真的很能体现诗人非凡的创造力与想象力。
    王立春是女性作家，母性原则是其童诗审美意识中核心的构成。她以自我真切的情感体验与心灵思辨，从母与子的关系维度，对母性原则的精神含义及其内在价值在诗歌中作了深度的表露。结辑的“公主和她的七个小矮人”是一组非常优秀的作品。写了一名母亲从面对刚诞生的婴儿，到她慢慢长大、蹒跚学步、进入社会化、逐渐长大的过程中，母爱的发生与贯注、直面孩子成长中母亲刻骨的心灵感受、母子从血肉关联到逐渐走向分离所遭受的精神痛苦等。
    在“中国”与“西方”的文化视域内，王立春也写作了系列童诗。一辑“欧洲童话”以安徒生等的欧洲童话为材料，以孩子口吻与诗的格式重新讲述了一个个神奇的幻想世界。一辑“跟在李白身后”，则以对中国古代诗歌的释义为基本模式，以现代童诗再叙了古典诗歌的审美意境与文化意涵。如对李白的《静夜思》诗人这样写道，“一地的月光/照亮了唐朝以后的夜晚//月光从屋里流出来/流成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踏上这条路/就能跟着李白 找到/自己的故乡”。诗人跟在李白身后，在中国童诗的创作道路上，已经走了相当长的一段时日。在北方的幻想世界里，也已徜徉了许久。但是，在童诗精神家园的“返乡”道路上，诗人依然要有很长的路要走。她也正努力在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