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里，出色的短篇小说不及前一年多，但进步还是有的，如整个文学创作一样，稳固执著地向前发展。短篇创作当然没有长篇创作红火，但质量——我说过，比长篇还是要好。这也是个有意思的现象：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行，创作上心思太重了不行。关于这一年的短篇小说，我想找几个视点来描述它的成绩。
    短篇写什么
    我讲过几次关于“写什么”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许多长篇创作解决得不好，事倍功半。而短篇情况不同，作家完全知道自己该写什么，力量就用得恰到好处。实际上，都叫小说，短篇和长篇的题材是不大相同的。长篇可以写一个时代、一伙人一生的命运、人生中的重大情感，短篇做不到。但短篇可以写生活中细小的、微妙的体验，它们却往往是长篇无暇顾及的。铁凝的《伊琳娜的礼帽》，写国际航班上一对邂逅男女苟且的故事。他们作案的条件很差，每人只占有狭小的空间，“伊琳娜”身边有孩子，况且，周围都是乘客。小说就是从邻座乘客的视角讲述的，旁观的角度恰好说明了两人的大胆。当然，这两人没有真正实行什么，只是发生了一些动作，女方制止了男方进一步的企图，使双方关系保持在一个度上。下飞机后，他们立刻解散了，女人奔向接站的丈夫。小说里有两个人物设置得巧妙，一个是目击者“我”，她由看不惯到后来帮助偷情者递上礼帽；一个是女人的孩子，他手指的动作表明他对母亲的事很清楚。作者通过一起波澜不惊的事件透视出社会道德的松弛。这个事件不大容易写成长篇，长篇中两人关系必然还会有所发展，但短篇中两人可以从此再不见面，含义就大不相同了。这一年里，铁凝还有《咳嗽天鹅》《内科诊室》《风度》等发表，都属于深谙短篇旨趣的作品，创作势头仍很强盛。
    范小青也善于从小地方发现短篇题材，近年来一系列小说都是这样。《我在哪里丢失了你》从小小的名片写起。名片是一个人的面子，用于日常交往，接名片时没有不恭敬的，但谁又能弄清这名片事后被如何处理呢？它即使被保留下来，也不意味着两人就相识了。作者在深究一张名片的归宿，追出一连串尴尬。老太太找王友谈老许，只是拿名片做个由头，王友帮助老太太一起回忆老许，则带了不少心虚。不管怎么说，名片越印越华丽，却没有方便于解决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这是一个真正的短篇，长篇小说中尽管也会出现一些有关名片的细节，但都不大可能像这个短篇这样挖掘出它自身的意味。
    郭文斌的《清明》属于把小说“说小”到接近极致的作品，是《吉祥如意》以来五月六月故事的延续。我不知道它是否是长篇的片断，但就写法而言肯定是短篇式的。里面没有传奇，没有故事，只有经过，从姐弟俩买纸、印纸钱到上坟。经过也不是主要的，主要写他们在经过中点点滴滴的体悟。六月还很懵懂，五月对世事半知半晓，两个孩子的对话就平添出许多趣味。他们提出各种问题，很琐碎，又关于世界的一切，往往触及本原，是成年人所忽略和不及深想的，其中便激发了读者的感慨和庞杂的联想。
    史铁生的《史铁生微型三章》等系列作品也是往细微中去的微观小说。像铁生这样的作家，行动受到一定局限，却有写不完的作品，功夫也在于从往小处写。说到这里，可以提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为什么需要短篇小说。我们的生活中有大事也有小事，生命中有大情绪也有小情绪，其实都是需要表现的。如今普通人沉溺娱乐而懒于审美，热衷消费而疏于思想，关于精神生活，以为只要上网浏览一下重要事件即可代替读小说，其实不然。生活是需要发现的，生活的细微意味，则尤其需要出色的作家来发现，这正是短篇小说存在的主要价值。把一年里优秀的作品汇拢起来，就可以看出，短篇小说家在多大程度上丰富了我们的精神世界。
    女作家与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可以有它的性别，男作者和女作者写出来的东西总有些不同。近年来，在这个领域，似乎女作家们的创作更为积极。相比长篇小说，短篇小说更容易情绪化，一篇作品可以化为一团情绪。这样，短篇小说对于女作家来说，更为如鱼得水，我确信一些女作家是为短篇小说而生的。
    迟子建的《解冻》、叶弥的《桃花渡》、傅秀莹的《爱情到处流传》等都属于很有情调的作品。解冻指社会的解冻，《解冻》本来是容易写成社会小说的。苏校长被上级通知去外面参加紧急会议，他担心自己出了政治问题，走前把家里一切安排好，结果是一场虚惊。这个政治题材被充分文学化了，作者首先对小腰岭的泥泞做了大量生动的描写，而这泥泞正是解冻的先兆。苏校长把妻小托付给王统良，是因为王统良追求过妻子，这里面便生出许多古怪的感觉。从这个作品可以看出，女作家写社会和男作家不同，她从骨子里就不想直接写，三转两转还是转向人情，但这才是文学化。《桃花渡》也表现为一团情绪，女人埋葬了小猫，坐在湖边，湖中央小岛上摇来一只小木船，船头上影影绰绰坐着一个人，她就爱上了这个坐在船头的人。他是个僧人，暂时还是居士，似乎也在找着她，见她一面，人生就圆满了。整个小说像幅水墨画，画面也是影影绰绰、水天一色的。女人为什么会突然爱上一个僧人，僧人是否真的见到了梦里的女人，都不明白写出，他们仿佛前世约定。这篇作品若出自男作家之手，反而显得有些不正常。《爱情到处流传》也是女性风格的，乡村背景下，父亲、母亲、四婶间的感情纠葛被若隐若现地描绘，包括物质的、情感的、肉体的、精神的，他们之间的挣扎、对峙、相持以及妥协、和解，无不潜藏着深刻的、动人心魄的戏剧性。
    女作家，除少数女作家外，天生是情感动物，而短篇小说、诗歌、散文，说到底是人类情感的符号，这种契合，也使得女作家在短篇创作领域，格外得到发挥。短篇小说是情感的还是认识的呢？我觉得认识只能隐藏在情感中，作家的功力首先在于情感的完形。
    动物与人类
    由人道主义本位走向更开阔的世界观，当是目前短篇小说创作的一类价值取向，明显的征候之一，是作品中动物形象的增加。这不是简单的题材问题，其中蕴含环境意识的觉醒，也寄托着对人际关系的反思。
    除童话作品外，大量小说作品中动物被赋予人类之爱的关注，作为生灵，它们才是良善的，甚至不乏理想色彩。恰若《桃花渡》里对猫的说法：“在它身上我看到了比人更多的优秀品质。这个世界的人不能被真心爱恋，因为人的心太复杂。但是你尽管放心去迷恋动物或者植物。我爱动物和植物。”张炜的《阿雅的故事》里，不知名的小动物阿雅不断地寻找和叼来金粒，受到人们的宠爱。后来，黄色的金粒找不到了，它叼来白色的金粒，人们便厌弃和憎恶了它，置它于死地。作品带有寓言性，在一定程度上将动物的忠诚与人类的贪婪与冷酷作了对比。邓一光的《热爱一只狗》里，动物和人之间的关系更复杂一些。“小东西”的到来使老爷子摆脱了寂寞，改善了心境，也使子女们松了一口气，但接着它被宠坏，又使老爷子不堪重负。故事的结局，是老爷子与小东西同归于尽，悲剧的制造者，却与儿子和女儿不无关系。我们有理由相信，从动物故事中寻找激情的创作，将来还会更多一些，这不仅因为人类开始更多地与动物相处，也因为人们在感情上开始更多地依赖动物。
    品位的成熟
    短篇小说的品位的确在不断成熟，比较起30年前的短篇小说，现在的作品不但在语言和叙述上老到许多，内涵上也明显要丰富许多。
    邱华栋的《艾多斯》，无疑为颇有品位之作。语言舒展而凝练，有些地方鞭辟入里。小说主人公是个曾经沧海的大老板，却在阿尔泰山一面草坡上被旧友无意中遇到。他已成了牧羊人，把自己的名字改为艾多斯，意即“月亮的朋友”。他厌倦了在北京黄金地带炒房拿地的生活，陶醉在北疆能够望见一轮清月的生活。还在写诗，却不为发表了。他到底是在躲避风险，还是终于寻找到生活真谛呢？很是耐人寻味。季栋梁的《吼夜》，写喂奶女人与丈夫、与丈夫曾经的朋友相处的生活。丈夫和他曾经的朋友之间有过节，但不很严重；女人似乎起到了调解作用，却又不明显。那朋友似乎对她有好感，但说不清是什么性质；丈夫似乎有妒意，又看不出太多。比较起传统小说惯于将矛盾冲突推向极致，使一切都水落石出的方式，明显温和或深沉了许多。重要的是，这里面有真生活的常态，有一种淡淡的、无以名状的、雍容的气质。何玉茹的《三个清洁工》取材别致，写村里三个清洁女工议论村上的大事。这些事情本来不是该她们议论的，但她们也在关心，透示出时代的变化和青年农民视界的提升。小说的好处，在于不经意处的切入和对生活底色的把握。徐岩是一位近年来短篇创作数量甚多的作家，越写越好，今年的《鼠浪岛》更趋于精美。故事是老故事，关于一对彼此相爱却又相隔重重障碍的男女，但作者的讲述不疾不徐，娓娓动听，将情境氛围渲染得扑朔迷离。女疯婆的反复出入穿插，更显示出作者熟练的叙事技巧。
    其它，如王蒙的《岑寂的花园》、韩少功的《生气》、红柯的《好人难寻》、储福金的《莲舞》、陈世旭的《立冬立春》、杨少衡的《轮盘赌》、温亚军的《嫁女》、陆颖墨的《海军往事》、荆永鸣的《坐席》、晓苏的《粉丝》、次仁罗布的《阿米日嘎》、邵丽的《迷离》、柳营的《蘑菇好滋味》、萧笛的《老毕的艺术人生》等，也是品位较佳的作品，不必一一归类概述。有一点是肯定的，中国当前的短篇小说，是优雅的、考究的、可评可点的，保持了纯文学的品质，不容易。当然，在这个时代，纯文学读者不会很多，但这不是问题。真正的短篇小说家，是不需要太多考虑读者的，艺术自有它自身的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