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第三次选编年度文论选，而且从一开始就试图在这份熟悉的工作中做出点新意，以真正反映出本年度文论的面貌，尤其期盼由今年的文论选呈现中国当代文学学科走向成熟的气象。我不知道我的努力有多大的收获，我不知道从这样一个愿望出发编选的年度文论能否得到同行的认可，对此，我有信心没把握。可以肯定的是，尽管此番扩大了文论选的篇幅，但遗珠之憾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什么客套话，除了篇幅的原因外，有时为了整体考虑不得不忍痛割爱。当然，我个人的视域也存在盲点。
    从新文学诞生到现在，作家作品论始终是现代（当代）文学批评的基础工作和关键部分。曾经有一个时期有一些学者对作家作品论表现出轻忽的态度，我想这可能是一个误解；因为作家作品论并不排斥“史”与“理论”，好的作家作品论都依托着理论背景、贯穿着历史意识，而不是相反。因此，我把“当代作家评论”作为文论选的第一个栏目。我在阅读中也发现，我们并不缺作家作品论，而是少好的作家作品论，一些好的作家作品甚至没有人评论，或者没有人去好好地评论。在这个栏目中，我选了蔡翔等七位评论家的论文，这些论文涉及到王蒙、韩少功、莫言、张炜、铁凝等几位作家的创作。我个人感觉到，以蔡翔的《日常生活：退守还是重新出发——有关韩少功暗示的阅读笔记》为代表，本年度当代作家作品论已经达到新的学术境界。这些论文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注意在学理上阐释作家作品，并且试图揭示文本背后的复杂因素。
    也许和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相比，当下的文学思潮与现象并没有风起云涌的特征，但诸多的现象和问题都让批评家在保持敏锐的感觉时，还要张扬深刻的历史意识。年度文论选的第二个栏目“文学思潮与现象”收入了4篇论文：南帆的《四重奏：文学、革命、知识分子与大众》论及文学思潮中的重大问题，举重若轻，大气而细致，文气贯通。倪伟《镜中之蝶——论“七十年代后”的城市“另类”写作》，对一种写作现象的梳理剖析有独到之处。洪治纲《想象的溃败与重铸》，一如既往地直率犀利，但多了学理的因素。我一直感到诗歌评论过于软弱，比之八十年代，诗评家太沉着了。在这几年编选年度文论和其他选本，我始终留一个心眼来选诗评。所以本年度选了罗振亚、周敬山《先锋诗的“多事之秋”：世纪末的论争和分化》。我希望明年能够有更多的诗评入选。
    这几年，文学研究的思想文化背景、知识体系与方法发生着比较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是与文学生产方式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因此，我觉得文化研究在文学研究中的影响是不可避免的。我以积极的姿态关注此类研究的动向，文学批评需要像八十年代那样再一次向其他学科、向其他知识体系敞开，而不是封闭。我知道，一些学者对文化研究中的一些路向是不以为然的，这是很正常的学术分歧。这一分歧提醒我集中精力关注“文化研究”与“文学批评”的关系。为了推动文化研究在文学批评中的进程，《当代作家评论》和上海大学的王晓明、蔡翔两位教授合作，开辟了“文化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专栏。王晓明、蔡翔《美和诗意如何产生——有关一个栏目的设想和对话》反映了一批学者在这些问题上的思考，多少有些“纲领性”的意义。年度文论所选的几篇文章大致反映了文化研究在文学领域里的成果。我想这是“初级阶段”的成果，期待在文化研究中国化的过程中文学研究者能够有所贡献。
    我在前面说了，我希望当代文学批评能够成为成熟的当代文学学科的一个部分。当代文学作为一门学科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知识体系、理论背景和学科话语，这一过程不算很短。以我自己的眼光看，只有当代文学学科话语的成熟，才有当代文学批评的发展。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一大突破，便是当代文学学科意识的强化和当代文学学科话语的迅速发展，当代文学学科不仅因为植根于当代生活而获得了活力，同时也在学术化方面有了质的飞跃。没有活力的学科，其生命力终将萎缩；没有学术化的研究，其学科体系只能是风中的芦苇。细心的读者会看出，年度文论选，我用力最深的应当是“文学史写作与研究”这一栏目。在我看来，文学史写作与研究的水平，是一门学科的水平。所选文章，有几篇是关于近现代文学的，多数为当代研究。其中，陈平原的论文再次显示了其文学史与学术史功力兼备的特点，陈思和重读经典读出新意，王彬彬对文学史和思想史重要问题的分析不藏锋芒。在这个栏目中，多数文章是关于当代文学史写作与研究的。九十年代以来的当代文学史写作，似乎也有“南派”和“北派”之分。“北派”由洪子诚领衔，这几年颇有建树。洪子诚《中国当代的“文学经典”问题》，李杨《文学分期中的知识谱系学问题——从“当代文学”的“说法”谈起》和旷新年《“重写文学史”的终结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转型》，都是年度的“重头”文章，其中李扬的文章是今年研究“当代文学”学科最具学术分量的一篇。王尧这两年主持“小说家讲坛”有些分神，关于“文革文学”的研究略有停顿，收入本书中的《“简单中断”与“历史联系” ——中国当代文学史写作中的问题研究》仍反映出该领域的研究水平。
    留心大系文论选本的读者朋友会发现，2003年度的文论选和前几年的选本有些不同。我对栏目作了一点调整，增加了“香港文学研究”和“人文期刊研究”香港文学作为中国文学的一个部分，有其独特的一面，提供了文学书写城市的经验。大陆学界对香港台湾文学的研究日益重视，如何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框架中整合香港及台湾文学研究是一项课题，王德威等人的文章对大陆学界不无启示。
    我对期刊研究的重视并非编辑身份使然。如果没有现代期刊，中国新文学就是另外一番状态了。这几年学界对人文期刊的研究之声逐渐响亮起来，我以为这是全面研究文学生产的开始。在这些研究者中，黄发有的工作是扎实的。《“真实”的背面——评析〈小说月报〉（1980－2001）兼及“选刊现象”》，以刊证史，是解读新时期文学历史的一个角度。
    在谈及年度文论选的编辑工作时，我说了一些对当下文学批评的想法，我的这些想法，也许更多的反映在我这两年编辑《当代作家评论》的过程中。熟悉的朋友都会发现，《当代作家评论》这几年有些变化，这些变化也引发了一些朋友的不同看法，包括一些批评。韩少功曾经开玩笑说我是评论的“法西斯”，王尧又在《中国当代作家面面观——寻找文学的魂灵》序言中提出一份杂志和一个编辑家的关系，并突出了我以及其他一些编辑对刊物的影响。其实，面对各种议论，包括肯定性的评价，我的心情是复杂的，甚至也有诸多别人不能理解的一面。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划分，汉语写作是包括创作和批评的；但是，我们一直对包括批评在内的学术研究对汉语写作的意义重视不够，具体到办刊上，大家似乎对理论刊物的真实处境和价值缺少体贴和理解，现在的理论批评刊物差不多都处于绝地。
    我从大学毕业后，一直从事理论编辑工作，如果称为一个老编辑的话也不妨。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是个“另类”编辑，我想许多人可能也会这样想。其实，多年来我一直是这副面孔。有人说我办刊重学术弃先锋立场，又有人说我办刊太先锋轻学术，说得都对，又都错。所谓个性，犹如一本杂志，既有封面，又有封底。有人看到了封面，有人看到了封底，另外一些人则相反。我期待自己办刊是既先锋，又学术。读者诸君不妨翻翻今年的文论选，如何？
     
    （《21世纪中国文学大系·2003文学批评》，林建法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年1月出版；《人民日报》2004年2月10日转载时改题为《多姿多彩的文论——评《2003年度文论选》；《文艺争鸣》200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