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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升小说的另一特点是，善于透过外在事件，剥露裹藏其中的伦理道德冲突，新旧观念冲突，直抵民族文化心理深层的某些弱点。《介入》就是一部值得重视的有分量、有深度的作品，也是集子里在艺术创造上最值得称道的一篇。主要人物郭秀英脱颖而出，小说也从事件为主上升为以人物为主。作品描绘了一向健壮的郭老汉，突患肝癌，急坏了“孝女”郭秀英，她干练、勤劳，身为长女，勇挑重担、抢救父亲。她认定，必须掩盖病情，不然病人会被吓死，只有隐瞒得密不透风，才是对父亲的爱。为此她煞费苦心、身心交瘁，把肝癌淡化、改写成肝囊肿。她固执地要求全家上下都服从她的爱——隐瞒。 “介入”本是医学专用名词，但又是小说中各个人物处境的形容。所有的人既未介入，又都介入了，在介入与不介入的问题上层层递进。无论把“信封”迅速装入口袋的主治医师，还是“热情”的女财务科长，都实际介入了合谋欺骗一个老人的行动。当然，以目前中国乃至世界医疗水平，患肝癌的郭老头似难逃一死，但他死得不明不白。他未能“介入”、“配合”他自己的治疗，在忐忑不安、将信将疑、惊惧交加中，受尽了罪，度完了残生。他是猜测到了真相的。这不是孝女因其“孝”而制造的悲剧吗？这不是一个“爱”的悲剧吗？这不是一种更大的残酷吗？小说对孝女郭秀英的刻画是相当有深度的，她既怀抱仁爱，在家中又跋扈、专制，她每天不但要承担超负荷的家务，身心俱疲，而且要把自己导演的戏维持下去，只能强颜欢笑，把沉重藏起来。 在人口众多的城乡里，人口与资源呈剧烈反差，于是在看病、上学、住房、求职等问题上，不但一个车位难求，即是一张床位也要费尽心机。供不应求的尖锐矛盾，使拉关系、送红包等问题成风，影响了普遍的社会道德面貌，并不是一句喝斥就能消除的。杨晓升的不少小说涉笔于此。他总能捕捉到时代、家庭、伦理冲突的敏感部位。这是他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特有的素质，将之带入小说中来，并开采出丰富的戏剧性，显示了某种富于时代感的优势；而这恰恰是某些小说家所缺乏的。《红包》即是一篇令人发出苦涩的笑的作品。为了床位和手术成功，一次次送红包的情景就不说了。小说中塑造了一位两袖清风，医德高尚的宋大夫，与《介入》中那位“异化“了的、冷冰冰的孙大夫恰成鲜明对照。写贪财的医生毕竟容易些，要写一个清高自重的医生，却很难。小说写得真实可信。 杨晓升终究还是一个偏重于故事性、且能充分施展故事性魅力的作家。峰回路转、惊愕、反常、突转，以曲尽人生的无常、多变、人情世态的炎凉，这些元素构成了他小说的可读性和吸引力。以《天尽头》而论，构思奇特，折转的难度很大，他偏能开出一片天地。娇娇女刘晔遭遇车祸夭折，如五雷轰顶，轰倒了夫妻俩，每天以泪洗面，但事情似也可划上句号，还有多少戏可以延伸呢？想不到杨晓升居然把戏继续演了下来，写成了一个大中篇，这是本领。夫妻俩最后选择双双自杀，也许是生活中有过的实情，但显然过头了，且不尽合情，他们并不老，何至于此？这与作者选择封闭式的写作有关。 作为一手写报告文学，一手写小说的双栖型作者，要让两者文风截然不同，是很难的。杨晓升的小说固然好看，但与他的报告文学放到一起，视角上的共同性便很明显。若以小说艺术来要求，我们也许会觉得，他写得有点外露、直白、意义明显，不太擅长与读者捉谜藏，不够含蓄。我们还会觉得，他过份依赖事件，总是从事件中引发矛盾，人物相对偏弱，被动地服务于故事过程及其意义。在语言上，我们或会觉得，生活化、个性化、陌生化还不够，看不到太多尖新的、俏皮的、鲜活的表述，用成语多。他习惯于用评述性话语代替小说化的状绘。总之，机位太正，变化较少，以理入文，切入点和视角较为单一，还不够泼辣、狂放，不够幽默，个性不够突出。叙述调子的变化也不多。这可能是我对杨晓升小说的不满足。但未免有些苛求，即使很成熟的小说家有时也难做到。 放下我对小说性的偏执，我仍然要说，这是一部富于时代感和新鲜气息的，贴近老百姓生存的，酸甜苦辣齐备，令人感动的小说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