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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林森的其他作品一样，《暖若春风》创作源泉大部分来自于他的家乡海南澄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故土是构筑小说中的地域思想与意识形态的最重要元素。《暖若春风》或许是某些情结的产物：它或许诞生于一个凉爽的夜，一些流浪在外的游子有了点醉意后，倚在墙角，淡淡地叙说着那些先辈的传说与身边曾经悲伤却又暖融融的事件。在夜风的吹拂中，这些言语不断穿透时间的遮蔽，轻抚着一张张温暖的面孔。 小说以小姑陈可婴遇到陈蔚然，然后不停追问“回不回”开始进入故事；到结尾则以曾祖父当年从台湾回来而结束。整个故事是长达大半个世纪的时间轮回，是对一个家族变迁的追忆，是有关几代人的离开与回归。这里面，离开各有原因，或因战争，或因世界生存法则的改变，但回归的缘由只有一个——在某个地方有我们的根。即使我们活得不为人所知，命如浮萍，但没人想放弃。可是回归后又怎样？小说并没有给出回答，甚至可以说，整部小说本身就是个大问号，它通过不断追问，不断促使我们正视自己，正视庸碌存在的自己，期待改变我们与社会生存环境的关系。 在社会系统里，家是最基本的原点。在生命的开始，我们是基于家和整个社会系统而建立关系的。家既是一个坚强的后盾，也是个暖烘烘的牢笼。特别是对于处在受现代文化冲击而家园破碎的年轻人，往往把它视为牢笼。在小说里，曾为校长的爷爷是“家牢笼”的象征，它隐隐指出一切悲剧根源都来自于两种文化碰撞而扩散出的情绪黑洞。艺术作品建立在时代的哲学思潮高度上，艺术创作者应该是当下思潮中心的思索者，始终都必须面对这类的母题并回应它，甚至要设法和解。在《暖若春风》中，林森准备这样和解：他用小叔陈可文的死亡来消解一场家庭分崩离析的危机，用曾祖父从台湾回来的那场落叶归根来结束一切。在这里，林森把情义视为一切悲剧的解毒剂，这是非常传统的中国式的完满解答。小说里，万事从家开始，在家的笼罩下结束轮回。不管有意或无意，林森的《暖若春风》用了一种回顾性的、脆弱性的、自我怀疑的声调，使我们“温柔地”掉入了这个思想场域，使得小说中发生的一切都可信、可感。 虽是如此，但这是一部小说，不是哲学，更不是历史记录文本。小说不需要建立一个可行的哲学体系去回应社会现象，而是要建立一场“可信”的叙事和“可靠”的想象来馈响公众，唤醒公众某些消失的记忆。林森的小说叙事是在生活之流上截取事件，来构成可把握的小说世界现实，赋予生存经验中曾出现的事例有效的意义。这使得小说的人物和事件在自己的思想中有了某种象征的所指。 我们可以把林森小说中人物与事件的构成看成单纯的故事，也可以看作他的思想在修辞与小说叙事领域的阐述。在《暖若春风》里，如果我们稍微探究一下，就会发现林森面对当下社会剧烈转型与思想文化中心失衡中所面临的困厄：精神病患者陈蔚洲与其兄陈蔚然有象征着无路可走的理想主义的意味；吸毒者与陈可文与二姑有着乡村在生存的压迫下变为异化者的指向；小说中处处显露的地方土语也暗喻着地方边缘文化对大中原文化无力的对抗等等。谈到这些，虽然作者有意用一个好看的故事，用自视为“满纸荒唐言”的外衣包裹住，但他心中所思所想，又何尝不在每一行字句间显现着？ 事实上，生活在当前的中国知识分子往往是失语的，我们只能表达日常生活，却不能讲述历史生活的可能性，在思想与悲剧面前，我们所能选择的往往是视而不见的麻木与漠然。用《暖若春风》里陈蔚洲日记中的话来说，“我想告诉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暖若春风》中我最想看和最看重的，正是那不可说的一面，比如，墙上的画像(曾祖父一代)，还有那头看不见的牛。画像隐喻着过去一段业已消逝，只剩废墟的历史；那头牛则承载着我们不能再拥有的灵魂，在暗夜走丢。这些小说中都有交代，只是这些都是借用陈蔚洲疯狂的心理活动来告诉我们的，往往被我们视为癫狂者的妄言，不一定能引起足够的重视。可以这么说，小说的第一叙述者陈蔚然是一只眼，精神病患者陈蔚洲是另一只眼，这两只眼睛让我们看到历史的崩塌与现实的破碎，也让我们看到那一张张在春风中逐渐清晰起来的温暖面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