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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奥古斯丁曾把所谓“正义的战争”称为“必要的恶”，认为“以和平为目的的战争”是允许的，然而每一场战争都会有一个崇高的理由，莉莉的哥哥威利，儿子埃德，孙子比尔，都是怀着对于和平的美好理想走上了战场，威利没有回来，埃德被摧毁了灵魂，终生隐居，比尔用一根绳子了结了自己。埃德说：“妈，战争给我造成了一种创伤。我找不到绳子的末端。我记不起原来的曲调。”莉莉说：“他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人。”在个人身上，战争伦理根本就没有插脚的地方，各种出乎意料的伤害所证实的不道德都是百分之百的。这种不道德在于一个源于人类欲望或者对抗人类欲望的目的绞杀了所有人独特的身份，儿子，丈夫，兄弟，不管他清新俊朗，还是喉清韵雅，统统扔进这个战争机器。 汉娜·阿伦特说，像艾希曼这样的人把服从上级命令视为最高准则，纪律已经取代了道德责任，成为最高的美德。她认为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没有深度，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虽然汉娜·阿伦特对于这种割裂做出了非常明确的解读，然而“平庸的恶”在作为现代人类无思想性的例证的同时，也是最让人心碎的悲剧。莉莉慈爱的父亲托马斯·邓恩在都柏林警署挥舞大棒，毫不留情地镇压革命者；温柔的未婚夫塔格·布里在爱尔兰皇家警察预备役部队“黑棕团”里施展战场上的格杀技术，从未想到要对“坏规矩”的人手软；热心善良的诺兰先生居然就是受命杀死塔格的凶手……善恶作为哲学层面的研究对象都可以讲得义正词严，生动深刻，走出理论却都刀刀见血的代价，满目无辜的牵连，小说中，现实中都不缺乏这样的案例。生活不是理论，是由现实细节构成的，每一个细节都需要承受，而巴里关注的正是人所承受的所有现实，一点一滴，测试人承受悲伤的极限。 巴里的“邓恩家族系列”小说脱胎于他自己家族的幸与不幸，他就这样细腻而悲壮地演绎了20世纪爱尔兰与爱尔兰人跌宕的命运。他说：“他们好像在我的DNA中安营扎寨，等待着被人聆听。”同样是讲述20世纪爱尔兰人在美国的生活，托宾的语调平淡克制，言简意赅，巴里的文字却饱含深情，精雕细琢，“具有乔伊斯早期乔治王时代的规整，麦加恩与希尼的乡野之趣，以及伊夫林·沃那自如的优雅”，诗意的小说或许是书写爱尔兰这个诗意国度人与历史最好的体裁，我们听到了心破碎的声音。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