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燕来的角色不仅在叙事上起到了“转述”的作用，其本身亦大有深意。这个看似正常的人物事实上也并不幸福，她的人生道路和追求与常人无异，却走得坎坷波折，屡屡受挫。福柯曾援引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说：“人们不能用禁闭自己的邻人来确认自己神智健全。”何燕来也未能以禁闭自己的亲人们来确认自己的神智健全。或者说，她自以为的正常，也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她提供的叙述视角，本身也是冷漠的，间或充满怨愤，是一个失败者的叙述。何燕来所谓的“正常”，进一步映衬出何开来的“不正常”，又引发我们对于日常生活“正常”逻辑的追问与思考。 何开来这样“旁逸斜出”的形象在世界文学史上似乎并不新鲜，但实质上却是完全不同的。作者吴玄在序言中曾提到两个谱系：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以及法国文学中的“局外人”。而我的脑中还浮现出另一个人物——毛姆小说《刀锋》的主人公拉里。这个以维特根斯坦为原型的人物在毛姆笔下的众多人物中，显得尤为神秘。这个美国男孩在参加二战回来之后，四处游历，在常人眼中不务正业，对人们热衷的社会活动全无兴趣。不过，毛姆的人物有特殊的历史背景；此外，虽然小说中的叙述者并不理解拉里游荡的生活意味何在，但拉里对灵魂智慧的追求是确凿无疑的。但在《陌生人》中，吴玄刻意取消了具体的历史背景，人物的经历非常简单，毫无特殊之处，也没有明确的时代性；何开来亦没有任何能够以价值与意义来衡量的终极追求。 《陌生人》“不正常”的背后，是一种强烈的陌生感，这与现代社会对“意义”的追寻和定义密不可分。在启蒙的时代，狄德罗笔下“拉摩的侄儿”通过对话的方式，对社会道德所形成的“伪善”(或者说表里不一)提出了质疑，并由此塑造了一个“真实”的人，这种“真实”接近于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人的形而上的追求可以超越道德所规定的范畴。及至尼采那里，他将这一追求归结至“艺术”的表现。即便在吴玄本人，这或许也仍然是人生“意义”的出路之一。但何开来甚至连这一重可能性也主动取消了。他为了做一个无用的人，不断自我流放，选择不去深入这个社会的肌理，由此保全内心的完整。 “无用的人”似乎已在中国当代文学中形成了一个谱系。相比“多余人”、“局外人”，“陌生人”或许与这个谱系更为亲近。远至阿城《棋王》中专注下棋的王一生，近至格非《春尽江南》中的谭端午，也包括吴玄本人在《玄白》中创造的“棋癫”。似乎在今天这个时代，要保全内心的完整，只有与外在世界保持坚决的不合作态度。尽管不合作未必意味着表面上的剑拔弩张，绝尘离世。当然，吴玄可能走得更远，何开来的形象在某种意义上将所谓“无用”的乌托邦也一并解构了。特里林在《诚与真》中曾分析到，现代社会重要的特征之一即是人们在不同的场合扮演各种角色，因无法卸除角色而无法与“真实”的自己坦然相处。而“社会”是一个容易实体化的概念，从它所关联的自我社会化的各种可能性而言，主动的自我边缘化也成为一种反叛的方式。然而吴玄的《陌生人》却进一步表明，自我流放在今天的社会里，不但不再具有强烈的反叛意义，甚至对“自我”亦不构成任何意义。这也是他反复强调的，《陌生人》应属于“后现代”范畴的重要原因之一。 吴玄小说巨大的解构力量，当然不是从《陌生人》才开始的。但如果说一个作家一生只需要一本书，我们依然希望这本书能够在《陌生人》的基础上，更丰富，更饱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