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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还浓墨重彩地描述了鄂渝陕交界处的风俗民情。比如，时值清朝末年，政治腐败，匪事不断，民间最大的求安全法便是巫术。巫术的宗旨是驱邪避恶。干这种行当的叫“端公”，据说端公通晓神、人、鬼三界，受人敬畏。在人治、德治弱化，法治尚未建立的时代，只能寄托于这种玄妙且正邪兼备的巫术。悟性颇高的崔小岭在巫溪县学“端公”，没用多长时间就超过了师父。但是，师徒二人在一场法事中关系突变，崔小岭不相信咒语能咒死土匪，大胆深入匪穴去求证，却意外地发现自己的大哥成了土匪。这个情节设置精妙，机智地揭示了巫术的神秘和虚无，又顺理成章地把故事推向了高潮。巫术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一种风俗，是遍及世界的一种文化形态。屈原《楚辞》中所涉及的楚巫文化与《盐道》所描写的是同一地域，其间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在当代小说中，巫文化的体现是罕见的，《盐道》提供了一个具有研究价值的小说文本，因此不无民俗学和文化学的双重意义。 贯注在作品的丰沛的精神性相当于百味之盐。崔无疾一生正直、公道，仁义为本，嫉恶如仇，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儿子竟是个土匪。得知确切消息后，他大病一场，向家人宣布了一个“无情”决定：与崔大岭断绝父子关系。在官府发起剿匪时，崔张氏心急如焚，以各种手段希望儿子能逃生，背着崔无疾指使老二媳妇与剿匪队长不惜以女人特有手段来保全儿子。无奈官府剿匪无方，只好请崔无疾帮忙。崔无疾不仅答应带路，还想出了剿匪的高招，交易条件是把儿子的尸体拣回来。大儿子终究死在父亲的大义之下。但崔无疾从此一病不起。对于他来说，道义不能灭，骨肉更难舍。他的“病”在很大程度上是内心的自我审判，传统的理由是“子不教父之过”，可还有“虎毒不食子”之说。灵和肉的冲突，善与恶的对垒，形成了人性尖锐的对立。是人，都有局限性。但他自觉承担了道义，却给自己内心留下了永远的痛，这份痛使他成为精神的巨人。这一笔是作品耀眼的光。 作者站在民间的、传统道义的叙事立场上却有着超越寻常的视角。文学的功能是净化人的心灵，最大程度上纠正现代人活动的偏差，召唤沉睡者，指引迷失者，打通自我原则与良知原则。这部小说还原了镇坪古盐道上跋涉者的风采，写出了传统美德的光亮，达到了一定的审美高度，是一部具有纯正精神指向和历史文化内蕴的佳作。 （作者为中国小说学会会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