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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爱”是您多部小说的核心主题。在《偷窥一百二十天》中，这一主题也非常凸显，而且在几个主要人物身上都有深刻交织，表现得非常打动人心。这是您刻意营造的吗？ 蔡骏：所有小说都应该有强烈的、极致的情感。所以爱与恨是必须要有的。包括崔善。她其实也曾经有过真实爱情，但现实总是打破她美好的想法，逐渐扭曲了她的价值观。很多人成长过程中都会这样，我在崔善身上放大了这一点。一部作品，真正让人记住的，不是技巧也不是结构，而是人物的情感和命运，当这个人被命运抛入到一种不能不杀人的境地之时，就是社会性的悲剧，折射出的是整个时代。 记者：虽然书中设计了很多谋杀，但您还是想表现出某种暖色调的感情。哪个人物比较突出地寄托了这种情怀？ 蔡骏：肯定是偷窥者X。在这个故事中，所有人都有不为人知的阴暗面，但唯独偷窥者是干净的，虽然他也参与了囚禁，但实际他的出发点是本着一种美好的目的。他代表这个社会上被忽视的大量的宅男群体。这些人其实数量很多，但他们是被忽视的。越是被漠视的人们，内心就越是敏感而丰富，我相信许多宅男，都在做着与X相同或相近的梦，只不过是现实中大多数人没有机会偷窥到对面楼顶的女子，或者没有心思去注意你的窗外。 记者：您和读者交流多吗？写作是否会受读者的影响？ 蔡骏：交流不是很多。当然我会看到读者很多意见、想法，但就写作本身而言，要自己来决定。 记者：您说过您的小说是“社会派悬疑”，怎么理解？ 蔡骏：社会派悬疑对应的说法是日本有过的社会派推理小说，其实归根结底，就是要通过一桩事件，可能是刑事案件，也可能是离奇的故事，去反映整个社会的问题。当时的日本社会和现在的中国非常相似，经济高速发展，物质不断提升，人的欲望也特别强烈，当然也有许多社会历史问题，通过一些刑事案件、离奇的事件，最终导出对社会、对人性的反思。社会派悬疑小说同样如此。我们正处于一个社会问题的题材宝库之上，这是一个大时代，是中国作家的幸运。外国作家写得再好，但写不出中国的故事。未来在中国会涌现出更多优秀的社会派悬疑作家与作品。 记者：在创作同时，您还主编《悬疑世界》杂志。能谈谈您的办刊理念吗？去年《悬疑世界》放弃纸刊，专注于数字化。数字化出版跟纸质出版有什么不同？如何调配办杂志和写作的关系？ 蔡骏：调整后的《悬疑世界》作品更加倾向精英化、经典化阅读，在选稿上，标准、风格做了很大的调整。至于我个人，主要精力还是放在创作上。杂志、其他事务有专人管理。 记者：一直以来，悬疑小说改编影视很火。您也多次“触电”。如何看待文学与影视的关系？在写作时，是否会考虑这个作品将来怎么改编成电影？ 蔡骏：我过去有三部电影、一部电视剧都是公映过的。但是跟小说原著差异比较大。以后也会更多参与到这个过程中去。但是我个人肯定不会全程执笔去写剧本，更多是和别人合作。因为我觉得我主要工作还是在小说创作上。现在有一个很不好的现象，很多作家、小说家不写小说了，这一方面说明小说家收入不高，另一方面，很多优秀的小说家因此断送了写小说的才华。具体到《偷窥一百二十天》，电影改编已经确定，在投资、编剧、选择演员上马上会有一些较大的动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