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散文家梁衡先生近年来寄情古树，四处打探寻访，神州大地的多处高山平原，沙漠海岛，林间水畔，都留下了他的履迹，并已在《中国绿色时报》上陆续刊出了“中华人文古树系列”散文计11篇。这一组散文，题材出新，立意高远，情感饱满，文采飞扬，甫经问世就吸引了广泛的关注。
    过去也偶尔读到过这类以古树为描写对象的作品，写的或者是作者故乡的远近闻名的老树，或者是到某地旅行看到的被列入当地名胜的古树，如曲阜“三孔”里众多的古树名木，如北京纪晓岚故居的紫藤等。就作者而言，这样的写作基本上都是偶然性、一过性的。但像梁衡这样目的性明确而又成规模的古树写作，还没有见到第二人。尤其是这个系列中的不少古树，事先都不曾被人介绍过，从这个意义上说，梁衡的描写便有了一种发现的价值。
    任何一个行动都会有自己的动机。“中华人文古树系列”这样一种具有十分鲜明的辨识度的写作，在作者而言无疑有着明确的理由，这个理由成为他孜孜矻矻不懈追寻的动力。显然，正如这组散文的副标题所表明的，是众多“中华人文古树”－－具有丰富人文意涵的古树，吸引了作者的目光，让他觉得这个题材是一处值得开掘的富矿。而他对其中丰厚蕴涵的深入发掘，又为读者带来了一种颇为独特的审美体验。
    经由作者的生动描摹，这十一篇文章中的每一棵古树，都栩栩如生，形貌鲜活，使阅读者有一种直面晤对的效果。既写出了古树整体的气势与神韵，也有对局部和细节照相般的精确描绘。《周总理手植腊梅赋》，状写的是一株树龄逾百的腊梅树：“枝叶满院，高比屋肩。其一树六股，遒劲曲折，上下翻飞，如绳缠龙盘。每当盛夏之时，枝探墙外，四壁难禁勃勃生机；浓阴覆地，满院都是盈盈之情。晨风轻摇，碧叶向天奏有声之曲；皓月初上，疏影在墙写无声之诗。”《燕山有棵沧桑树》则这样描绘一棵经历三个半世纪沧桑的古松：“ 树是一棵奇怪的大松树。根基部十分壮大，盘根错节与山石一体，已分不清彼此。原树已经枯死，而在侧根处又长出一棵新树，有合抱之粗，浑身的鳞片层层相叠，青枝挑着绿叶在秋阳下闪闪发光。树身成‘7’字形，斜出石缝向山外探去，蜿蜒遒劲，如一条苍龙欲腾空而去。”字里行间，古树本身连同其生长的环境，尽皆活灵活现，让人有身临其境的真切感觉。
    但描摹物象本身并非作者的目的，至少不是主要的目的。我以为，这些地域、年代、种属、姿态各异的古树，对作者梁衡来说，都仿佛是一个容器，盛放和容纳了他的丰富的感受和思考。
    要认识这一点，首先需要了解梁衡对古树的深情。对一件事物的认识所达到的水平，与主体的关心投注程度密切相关。古树是作者心中的牢固情结，令他魂系梦萦，一朝得以面对理想的目标，他情绪难以平静，拥之抱之，抚摩其躯干，呼吸其气息，感知其脉搏，试图了解它的全部奥秘。在他眼里，古树不仅仅是自然的生命，同时也是精神的生命，是有灵性的存在。或者说，作者强烈的主体意识投射到作为客体存在的古树上，与蕴含其中的精神元素产生了呼应和契合，使得眼前的一棵棵古树，也成为了他的情感和思想的寄寓之处。因而，在常人眼中作为自然生命的树木，在他眼中却有了更为丰富的蕴涵，他的使命，就是要激活和唤醒藏匿在虬立躯干和纷披枝叶之间的种种意义。
    在“中华人文古树系列”散文中，这些精神层面的蕴涵，至少突出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鲜明的生命意识。古树是大自然的造化，聚天地灵气，沐阳光雨露，生长茁壮，千百年间，经历了旱涝侵袭、雷殛风撼等自然灾难，更有兵燹砍伐等人为祸端，而能够存活至今，实属不易。《长城·古寺·红柳》，写了一棵罕见的红柳。因为生长在沙漠或盐碱地中，红柳通常都很矮小，贴着地面，枝条只有筷子粗细，叶子极小成细穗状。“但是眼前的这棵红柳却长成了一株高大的乔木，有一房之高，一抱之粗。它挺立在一座古寺旁，深红的树干，遒劲的老枝，浑身鼓着拳头大的筋结，像是铁水或者岩浆冷却后的凝聚。我知道这是烈日、严霜、风沙、干旱九蒸九晒、千难万磨的结果。而在这些筋结旁又生出一簇簇柔嫩的新枝，开满紫色的小花，劲如钢丝，灿若朝霞。只有万里长城的秦关汉月、漠风塞雪才能孕育出这样的精灵。”其实，“九蒸九晒、千难万磨”也是作者笔下古树共同的命运遭际。而生命力强盛健旺，自然也是所有这些古树的共同点。作者在对这种生存奇迹赞叹景仰的同时，自然会将一种启示注入阅读者的灵魂中。它们关涉到生命的价值和姿态，如何应对磨难，如何给自己的生命注入克难前行的力量和勇气等等。这种种都是通过人和古树之间的精神对话而获得。对这一点作者并没有充分展开，也许不认为有过多阐释的必要，但这一重意蕴在作品中无疑是饱满的，同时它也是作品所揭橥的种种意义的逻辑起点。
    第二，深沉的历史感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以及以物质形态存在的历史遗存，一向是梁衡创作灵感的活跃源泉。这次，他将目光集中投向了古树，在他看来古树是历史的最好见证者。古树穿越历史，连接了时光的两端。朝代的兴衰更迭，人世的离合悲欢，被古树看在眼里，记录在密密麻麻的年轮纹理中。在《一棵怀抱炸弹的老樟树》中，他问道：“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东西才有资格称古？山、河、城堡、老房子等都可以称古，但它们已没有生命。要找活着的东西唯有大树了。它用自己的年轮一圈一圈地记录着历史，与岁月俱长，与山川同在，却又常绿不衰，郁郁葱葱。”在《桐槐两古树 项王一脉魂》中则说得更明确：“我以为要记录历史有三种形式：一种是文字，如《史记》；一种是文物，如长城、金字塔，也如这院子里的石马槽；第三种就是古树。”他描绘了古树的姿态容貌，更通过追溯古树的生命历程，将其与民族源远流长而又多灾多难的历史相连接。《死去活来七里槐》中，那一棵自唐代起就站立在从长安到洛阳的古驿道旁边高坡上的古槐，目睹了中华民族经受的漫长的苦难：安史之乱，五代十国的交替，宋元明清的更迭；民国时期的灾荒和饥馑，侵华日寇的血腥残暴，“文革”时期的荒谬和狂热。。。。。。与作者以往写人纪事的若干历史题材散文相比，这一组作品以其灌注了深沉的历史忧患意识，同样产生了强烈的感染力。
    第三，对崇高人格的讴歌。这方面同样接续了作者的长期关注，不同的是以往多是直面描绘伟人俊杰，这里则是由树及人，古树成了映照人物的镜子。这些古树本身就引人瞩目，而它们和伟人的缘分，让人在和它们晤对时，也不由得会睹物思人。《周总理手植腊梅赋》的表达尤为动情。总理逝矣，无后嗣，无墓地，骨灰撒海，祭扫无处，“唯此手植腊梅，玉树临风，山高水长！于是仰树怀人，对梅神伤，游人如织，默念忠良。”“念总理当代宰相，官居一品，却党而不私，官而不显，劳而无怨。。。噫，大道无形，大德无声。其大智、大勇、大德、大才、大貌，齐化作这株一品古梅遗爱在人间。”流荡其间的情怀，与作者名篇《大无大有周恩来》中并无二致。《带伤的重阳木》，写的是湖南湘潭黄荆坪村边的一棵老树。在大跃进砍伐树木大炼钢铁的狂热年代，这棵树也难逃厄运，树根处已经被斧头砍出一道深沟，这时恰好回乡调查的彭德怀经过这里，阻止了砍伐，救下了它。由彭总护树写起，写到了他不惧时局险恶，不顾个人安危，反对错误的政策，向最高领导人据理抗争，为苦难中的百姓“鼓与呼”。其光明磊落、刚正不阿、心系苍生、铮铮铁骨，令人敬重和景仰。
    第四，强烈的生态关怀。如果说这一组散文中的多篇，在题材的出新中仍然延续了作者过去文章中的精神意绪，那么的确也有几篇，因为集中体现了作者的生态思考，而成为系列散文中格外具有新意之作。大自然书写是作者的核心创作主题之一，数十年间创作了大量描绘自然之美的散文，近年来他又致力于从文化层面研究树木和人的关系，提出“人文森林学”的概念。体现在创作中，他比以前更跨进了一步，即在展现自然之美的同时，更多地把思考聚焦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健康美好的重要意义等等。
    《左公柳－－西北天际的一抹绿云》在介绍晚清左宗棠的反对分裂、夺回失地、维护祖国统一的赫赫武功的同时，突出描绘了他在生态治理上的巨大成就。绵延三千多里的“左公大道”两旁，当年种下的百万株柳树，如今已经成为西北戈壁大漠中的一道奇伟景观：“它树身高大，树干挺直，如松如杨，而枝叶却柔密浓厚。每一棵树就像一个突然从地心涌出的绿色喷泉，茂盛的枝叶冲出地面，射向天空，然后再四散垂落，泼洒到路的两边。远远望去连绵不断，又像是两道结实的堤坝，我们的车子夹行其中，好像永远也逃不出这绿的围堵。”这一切皆源于左宗棠的远见卓识，“只有少数有远见的政治家才会在战火弥漫的同时就播撒建设的种子，随着硝烟的退去便显出生命的绿色。”三千里绿柳长廊，无疑筑就了西北开发史上的一道丰碑，它泽被后世，更彰显着一种启示：“和平重于战争，生态高于政治。环境第一，生存至上。”
    《树殇、树香与树缘》更是直接面对这一主题。作者从沦陷于浓重雾霾中的北京来到海南，满目碧绿、到处鸟语花香的大自然令他深深陶醉，激动之余不免嫉妒。“晨起推开窗户，芭蕉叶子就伸到你的面前，有一张单人床那么大，厚绿的叶面滚动着水珠，像一面镜子，又像一面大旗。我忽然想起古人说的蕉叶题诗，这么大的叶子，何止题诗？简直可以泼墨作画了。”’“虽是冬季，也误不了花的怒放，仍是一个五彩的世界。红色、紫色、雪青色的三角梅在路两旁编成密密的花墙。大叶朱蕉一身朱红，教你分不清是花朵还是叶子。三层楼高的火焰树在各种厚重浓绿的草树簇拥下，向天空喷吐着红色的火焰。”置身这样的环境，再愚钝的人，也会强烈地感受到生态之美，认识到美好的生态正是人的幸福感的极为重要的源泉。但作者绝对没有想到，“翠绿的芭蕉叶、鲜艳的火焰花后面竟然藏着锋利的刀斧”。两棵珍稀的、原产地为南美的腰果树，被无知的村民砍伐死亡，它们原本可能活到六七百岁，未料尚值少年之龄就横遭荼毒。作者痛彻心扉，愤激之情难以抑制。接下来的大段文字中，有诘问，有质疑，有唏嘘嗟叹，有苦口婆心，皆是围绕爱树、护树，围绕生态信仰、自然信仰而展开，可以看到作者对于生态关怀之切、思考之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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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这一组散文有着十分丰富的蕴涵，仿佛树木躯干上一圈圈的年轮，储存了生命的密码，自然的玄奥，历史的谜底，文化的命题。这源自作者不俗的眼光、知识和见识，作品的阐释空间因而也变得较为阔大和开放。
    这一组文章的表现手法也值得谈论一番。篇章结构上，自由灵活，该精简时精简，该渲染时渲染，笔受意谴，随物赋形，并无定规。无论篇幅长短，开阖收放之间，都显得舒卷自然。语言上也是，古典语言的熔铸化用是梁衡散文的鲜明特点，这方面保持了下来，同时，那种经过提炼的口语化的表达也更多，而难得的是两者的结合堪称自然和谐。文章的整体气韵饱满、酣畅。和《晋祠》时期的较为规矩的笔法相比，从这一组作品中读者能看到一个更加自信也更为自如的作者。
    特别需要提出的是拟人手法的运用。这一点并不多见，包括从作者自己过去的散文中。但若如前所述认识到梁衡对古树抱持的强烈情感之后，对这一点就不应该感到奇怪了，更不会将之视为矫情。《死去活来七里槐》这样想象遍布老槐树躯干内外的疙瘩和空洞的来源：“它每遭一次难就蹙一次眉、揪一下心，身上就努出一块疙瘩。这等下伤人伦，上毁朝纲，外乱吏治的胡作非为，让在长安以东刚刚长成不久的这棵槐树不觉皱眉咋舌，当时就起了一身鸡皮疙瘩。这恐怕就是这棵古槐最初长疙瘩的缘起。”“这一切都发生在老槐树的脚下。树与人同难，已被捋叶剥皮的老槐，眼看树下死尸横陈，耳听远方哀鸿遍野，再一次地痛彻骨髓，死去活来。人活脸，树活皮，树木全靠表皮输送水分养分。天大旱地无水，水分何来？人饿疯又剥其皮，它还怎得生存？于是树内慢慢朽出大大小小的空洞，而主干上也只剩下了些横七竖八的枯枝。”在作者的艺术想象中，古树既然被赋予了性灵，它对于外在的行为产生特定的反应，也是自然而然了。这样的假定性，既是修辞的必要，更是作者情到深处的自然流露。
    同样，《天人合一铁锅槐》中，作者这样描绘堪称奇观的寺庙中铁锅与槐树的共生关系：“它（铁锅）意识到这是佛祖托它来抚养这个从天而降的小生命，就更加搂紧这棵小树苗。槐树一天天长大，当它已经高过院墙，可以俯视外面的世界时，才发现这个世界上的槐树全是长在土地里，只有它被小心地托着、抱着，长在一口铁锅里，不觉感动得热泪盈眶。”铁锅和槐树，都成了有感情有思想的生命，相依相偎，地久天长，成就了一个传奇。
    如果了解作者梁衡的创作脉络，就会对这一组“中华人文古树系列”散文在其写作生涯中所具有的意义，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这组文章，外在的最为鲜明的特征无疑是题材上的创新，但任何创新也不会与过去彻底切割。这一组散文就是既体现了作者主体关怀的一贯性，又折射出新的关注区域之所在，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如此。换言之，作者从一系列人文古树身上发现了审美表达的合适目标，它们既可以寄寓他惯常的思索，又成为他表达新思想新理念的出口和通道。对一位作家来说，这样的写作具有几重意义：既拓展了他的写作疆域，也印证了他创作思维的活跃，同时也标示着他对于超越自身的追求。
    作者系《光明日报》社文艺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