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谈风霞(1973—)，女，江苏武进人，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助教，硕士。
    内容提要：五四时期儿童的发现和外国儿童文学的影响催生了“童心崇拜”之热潮。童心作为反 封建专制的突破口和反污浊人世的避风港而被礼赞，它寄寓着新文学作家们的社会理想 和人格理想。“童心崇拜”极大地张扬了儿童的主体地位和童心“美”，从而加速了中 国儿童文学获得现代品格和审美品位的进程。
    关键词：童心崇拜/社会理想/人格理想/儿童文学/五四文坛
    纵观世界儿童文学发展史，可以发现，20世纪的儿童文学有着迥异于传统文学的现代 风采，其中一道十分引人注目的风景就是“童心崇拜”。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儿童文学发 轫于20世纪初即五四时期，“童心崇拜”也是这个发轫期最突出的思想文化特色，同时 也是整个五四新文学的一道不可忽略的清新的风景。但童心崇拜在西方与中国产生的背 景并不相同：它在西方主要是作为拒绝人性异化的寻找净土和精神皈依的意义而被礼赞 ；而它在中国的产生则有着更为艰难的觉醒过程，对童心的标举有着更为复杂的内涵和 更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
    对于童心的赞美，“五四”之前早已有之。老庄、孔孟都曾推崇过“赤子之心”，明 代李贽著《童心说》，专门论童心并将其推崇到极致，但他所谓的“童心”主要是指做 “真人”必备的“真心”，用以批判泯灭人之天性的封建礼教，是处于萌芽状态的资产 阶级的人性论在文艺思想上的反映。近代思想先驱者梁启超曾赞美少年“如乳虎”之朝 气，所看重的只是这单一的勇往直前的精神面貌，且仅止于少年这样的“小大人”的过 渡年龄层次，并没有涉及人之本初即孩童时期的心灵状态。如果说，纯粹意义上的“崇 拜”，其前提是必须对崇拜对象要有近乎透明的了解和完全的喜爱，那么真正的“童心 崇拜”则发生在“五四”时期。请看当时的人们如何激动地赞美童心：最热烈的童心歌 颂者当推极富爱心的冰心女士，她赞叹孩子是“灵魂中”“光明喜乐的星”[1](P43)， 他们“细小的身躯里，含着伟大的灵魂”，她呼吁“万千的天使，要起来歌颂小孩子” [1](P44)。朱自清深情地吟唱“光明的孩子，——爱之神!”[1](P4)刘半农情不自禁地 为周岁的女儿献词：“呵呵，我羡你!我羡你!/你是天地间的活神仙!/是自然界不加冕 的皇帝!”[2](P43)即使是路边穷苦人家的小女孩，也被周作人赞为“天使”，面对“ 天使”，他只能一个劲地忏悔：“小孩呵，小孩呵，/我对你们祈祷了。/你们是我的赎 罪者。”[1](P52)诸如此类的对童心的歌颂不胜枚举。从上述几例，我们可以发现这么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五四”文学家们纷纷对孩童顶礼膜拜，其膜拜的似乎已经不是 一个小小的“人”，而是近于“神”!他们奉献给儿童的赞美中就闪烁着大量的“天使 ”、“爱之神”、“活神仙”之类的字眼。将小儿当作“神”来崇拜，此等礼遇是中国 的儿童们空前的运气和福气。
    那么，为什么真正意义且形成气候的童心崇拜现象产生于五四时期的文坛?是什么动力 和契机促使了它的兴盛?追根溯源，有内外两方面的原因：
    第一，是本国“儿童的发现”带来了童心的觉醒和高扬。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儿童的 地位如周作人概括的那样：“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 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地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什么，一 笔抹杀，不去理他。”[3](P3)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崇拜，就是连起码的对童心的认 识和尊重都没有。晚清时期对儿童的发现作出了铺垫性贡献的是梁启超等人，他们发出 了“儿童乃为国之宝”[4]的呼喊，但这些思想启蒙者重视儿童及儿童教育的出发点是 将儿童与民族命运相联系，将儿童看作是民族的拯救者即“未来的成人”，而儿童特有 的精神需求、情趣天性未能得到充分的关注，即对于“童子之心”仍无完全的体认。近 代发现儿童相对于社会群体发展的重要性，而非个体独立意义，这只能算是初步的、不 完全的“发现”，尚处于自发阶段。真正自觉意义上的儿童的“发现”有待于五四新文 化运动，这场运动也是一次“人的解放”运动。随着“人的发现”而来的，就是对“人 ”的外延——成人、妇女、儿童的全面发现。在本阶段作出杰出贡献的是周氏二兄弟。 1918年，鲁迅在《狂人日记》里喊出了石破天惊的时代强音——“救救孩子”，儿童问 题一时成为新文化建设者们关注的热点。鲁迅从进化论立场考察人类社会发展态势，结 论是“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5](P276)。周作人进一步发挥，在1919年 写的《祖先崇拜》文中呼吁：“我们不可不废去祖先崇拜，改为自己崇拜——子孙崇拜 ”，倡导“祖先为子孙而生存”[6](P11)。这种对立于“父为子纲”的封建传统观念的 “倒行逆施”，以鲜明的质变极大地张扬了幼者的地位，对于发现儿童的进程来说无疑 是一支强心剂。这时的一个动因或者说契机是五四运动前三天美国实用主义理论代表人 物杜威的访华，宣扬他的“儿童中心主义”学说，即儿童“是太阳”、“是中心”。鲁 迅在1919年10月写下《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一文响应：“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 本位。”[7](P135)杜威“儿童中心主义”的思想传入中国成为了中国的“儿童本位” 论，并旋即成为一种时代意识深入人心，促成了束缚儿童个性的传统儿童观的瓦解和尊 重儿童精神个性的新儿童观的确立。1920年，周作人在《儿童的文学》讲演中指出：“ 儿童也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十几年生活，一面固然 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和价值。”[3](P3)将它与近代梁启超等 人只看重前者“成人生活的预备”(未来的民族拯救者)而没有发现后者“儿童自有独立 的意义和价值”相比，可以说，这次儿童的发现是完全的发现，是现代意义上的发现， 已进入自觉阶段。儿童的发现、对童心的认识和尊重是童心崇拜产生的基本前提。掀翻 了压在上面几千年的封建礼教这块磐石，童心这粒种子迅速发芽、长叶、开花，并以其 鲜嫩和生机赢得了人们的深深喜爱。
    第二，童心之花草同时又是沐浴着欧风美雨逐渐成长起来的。五四前后外国儿童文学 翻译形成一个高潮。《新青年》、《小说月报》、《儿童世界》、《妇女杂志》等报刊 大量登载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区别于近代译介的爱国主题作品，这一时期所介绍的大多 为讴歌完美童心之作，如安徒生、王尔德、格林、小川未明、爱罗先珂、泰戈尔等的童 话或诗。在发轫阶段，本土作品在内容和艺术上不可避免地感受着外来的震撼，晃动着 外来的光影。安徒生给予的影响尤为深刻，他的泛人道主义、启蒙主义思想立场，氤氲 着天趣、童趣的诗性艺术，“人生是最美好的童话”[3](P112)充溢的对人类未来的憧 憬，都映射到了中国作家的笔下。王尔德童话中对孩子的推崇及其唯美主义的表达也感 染着中国的作家。俄罗斯盲诗人爱罗先珂《春夜的梦》、《桃色的云》等童话及荷兰作 家望蔼覃的童话《小约翰》也被鲁迅积极翻译给中国儿童，这些篇章都展露着玲珑美丽 的童心世界。与五四同时期的日本“童心主义”代表作家小川未明的童话也及时地被译 介，小川未明在日本率先提倡、宣传童心主义的创作主张，要求从童心出发，表现纯洁 、善良、美好的童心，并追求至纯至美的艺术效果。而视儿童为神圣、化儿童为至美的 泰戈尔的《新月集》在中国更是赢得了一大片崇拜者，如郭沫若、郑振铎、冰心、徐志 摩、王统照等人，纷纷膜拜着泰戈尔的膜拜，创作了不少讴歌童心之作，如郭沫若的《 新月》、郑振铎的《朝露》、徐志摩的《他眼里有你》等。另外，标志着想像的第一次 大胜利的世界童话名著《阿丽思漫游奇境记》在中国也很受欢迎，被周作人赞赏为“无 意思之意思”[3](P98)的杰作。从以上的部分列举中，可以发现外国儿童文学中的“童 心颂”带来的是一种形成性影响，给一些新文学作者的心灵熏染上了“童心”的异香， 也使五四儿童文学能迅速地收纳新潮，脱离旧套。
    在上述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催动下，新文学作家们满怀着新生的喜悦礼赞童心的真、善 、美，甚至带着纵容意味欣赏童心的顽皮嬉戏，原有的理性的自觉甚至发展到了感性的 “不可自持”的境地，即爆发了空前的“童心崇拜”之热潮。新文学作家们对纯美童心 的一片细腻描绘和浅唱低吟甚至高歌欢呼，成了童心获得解放之后受到的第一个热情的 礼遇。
    二
    五四时期的文学作品(包括儿童文学和一些非纯粹意义上的儿童文学)中几乎到处可见 闪亮的童心，从而使童心之纯美得到了空前的凸现，形成了中国五四文学的一道鲜活、 圣洁的风景。对童心之美顶礼膜拜，而美是人的主体力量的本质显现，正如马克思的至 理名言：“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8](P126)，对象的特殊性是与主体本质力 量的特殊性相对应的。那么，在五四时期的“童心颂”中，又投注着成人怎样的与童心 具有相对应关系的本质力量呢?综合考察当时风涌而起的对童心的颂扬，大致可概括为 下述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的意义是将童心作为反封建专制的突破口。童心作为最能体现人性之原始 淳美的代表，在反封建礼教、倡人道主义与个性解放的大潮中被推到了浪尖。儿童的发 现过程本身是个反封建的逐步加强过程，而崇拜童心，对于封建时代抑制、扼杀童心和 人性而言是完全唱了反调，且带着解放后的喜庆色彩。内容上具体可分为两种：
    一是表现童心的纯真与善良，以轻柔的调子、爱怜的姿态歌颂晶莹的童心，折射出苏 醒时代的温情气息。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奠基者叶圣陶于1921年创作的第一篇童话《小 白船》描绘了“一个美丽的童话的人生，一个儿童的天真的国土”[9](P244)。文中巨 人问了三个问题：鸟儿为什么要唱歌?花为什么芳香?为什么小白船是你们所乘的?两个 小孩的回答是：鸟儿“要唱给爱他们的人听”；“芳香就是善，花就是善的符号”；“ 因为我们纯洁，唯有小白船合配装载”。[10](P7)再如1922年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 《葡萄仙子》，剧末全体同唱：“我爱你!你爱他!大家相爱，愿世间开遍爱的花!”[11 ](P42)以这种大一统的“美”和“爱”来展现初始人性的美好，反对封建专制与等级压 迫。憧憬着“美”和“爱”的理想的和谐的天国，成为五四新生期的一种时代感情，而 童心则不约而同地成为一种自然的、自由的表达角度。
    另有一些作品开始着意表现儿童的嬉戏，展现童心的活泼、顽皮，且往往写得富有童 趣。叶圣陶有两首儿童诗《儿和影子》、《拜菩萨》，后者写孩子做游戏，把爹拉来当 菩萨拜，最后又推倒这个“菩萨”，既表现了儿童的顽皮，又发掘出顽皮的内里蕴藏着 勇往无畏的气概，这是较之冰心对儿童天性抽象、空灵的礼赞显得更为具体和深厚的体 悟。俞平伯在《忆·第四》诗中以儿童的口吻描述儿童自己的形象：“骑着，就是马儿 ；/耍着，就是棒儿；/在草坪上拖着琅琅地，/来的是我!”[1](P111)这种充满自豪感 的语气充分张扬了儿童独立的主体精神，表现出一种自信、自尊、自强的新兴气象。黎 锦晖的另一出儿童剧《小画家》中，塑造了一个让人耳目一新的顽童形象。当塾师叫小 画家背《论语》时，他信口胡诌：“孙子曰：有馒头而不蒸乎?爷姓胡，娘姓胡，胡公 胡母逛西湖，胡兄胡弟游太湖，胡姐胡妹跳进洞庭湖。”[11](P62)这段自编“论语” 透露着孩子活泼调皮、桀骜不驯的心性，其智慧含量及戏谑精神别开生面。幽默是诀别 历史的一种形式，其大胆的反叛精神自现其中。童心具有的毫无顾忌的行动激情、逆反 心理，也正是“五四”时期成人自己的隐含欲望，这类童心崇拜是一种行动崇拜和自由 崇拜。
    从儿童这样的“国家之基”开始觉醒，并随即高扬童心、使之健全发展，从基础、从 根本上瓦解封建礼教制度，可以说是一个有着长远战略目光的突破口。肯定并崇拜童心 的纯真、善良、美好、仁爱和活跃、勇武、自由、锐进等品质，便是将它作为国民发展 的一个标准，培养理想社会的理想个人、塑造新的民族形象的一个基本起点。这个反封 建的文化层面上的意义占主导地位，且也渗透在后一类里面。
    第二层面的意义是将童心当作反污浊人世的避风港。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 斯唱出著名的诗句：“儿童是成人之父，/我希望以赤子之心，/贯穿颗颗生命之珠。” [12](P15)湖畔派诗人将儿童与自然并行歌唱，是因为唯有纯洁的童心尚未被日益发达 和霸道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所异化，童心与自然一样是一块灵魂栖息的净土。反异化层 面上的意义在20世纪初的西方更为盛行，面临着由现代文明带来的精神危机，他们往往 把天真无邪的童心当作精神火炬，当作拯救濒临崩溃的世界的最后希望。而在20世纪初 仍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工业文明尚不发达，所以反物质异化的意义几乎还不 具备生存土壤，与此接近的是以纯洁的童心来诅咒黑暗的人世，来寻求内心的“诺亚方 舟”，寻求远离罪恶与苦难的一方精神家园。这是一种性灵、诗意精神的崇拜，是一种 生命活力的崇拜。
    在“五四”时期，明确标举“性灵”大旗的代表人物是“资产阶级的开山同时又是末 代的诗人”[13]徐志摩，他亲身经历了欧风美雨，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带来的人性异化 深有体会，他崇拜华兹华斯、罗素、泰戈尔等反物质主义者，受其影响，也将“童心” 视之为性灵所在而大加膜拜，以之来对抗封建社会和都市生活的丑陋与鄙俗。他说自己 是个“自然的婴孩/误入人间峻险的城围”，“青草里满泛我活泼的童心”[14](P405) ；《乡村里的音籁》抒发得更具诗意：“回复我纯朴的，美丽的童心：/像山谷里的冷 泉一勺，/像晓风里的白头乳鹊，/像池畔的草花，自然的鲜明”；[14](P38)“苍茫中/ ‘解化’的伟大/在一切纤微的深处/展开了/婴儿的微笑!”[14](P221)他把“解化”与 “婴儿的微笑”相提并论，将童心认作生命的本原、归宿和最高境界，认作拯救丧失了 “灵性”的生命的良药。另一位积极的童心崇拜者——丰子恺则把这种“净土”的深层 意义揭示得更为明确：“我初尝世味，看见当时社会的虚伪骄矜之状，觉得成人都已失 本性，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于是变成儿童崇拜者，在 随笔中，漫画中，处处赞扬儿童。现在回忆当时的意识，这正是从反面诅咒成人社会的 恶劣。”[15](P311)相比徐志摩，丰子恺有着更为真挚、浓郁的童心崇拜；对于小孩子 的爱，也有着与冰心不同的一种体贴入微。他认为童心最可宝贵，儿童“在我心中占有 与神明、星辰、艺术同等的地位”[15](P30)。但是“童心”这方净土并不是永恒的乐 园，即便是丰子恺这样的童心恋者也清醒地认识到童年过后“不过像‘蜘蛛网落花’， 略微保留一点春的痕迹而已”[15](P15)。曾和冰心、叶圣陶一起歌唱“爱”和“美” 的王统照将自己1919年至1924年写的90首诗歌以“童心”为名编成一集，在第一篇《童 心》里就忧悒地追问：“只已遗落的‘童心’，不知藏在何处?”“我曾经遍地祈求， 十方觅取。/为谁夺去?为谁玷污?/终未能一见它的踪迹!”[16](P3)为童心的遗落而愁 怨，因为童心是净土，是乐园，是美梦的生长地。然而仔细体会，这无奈的慨叹并非是 消极的没落，在其心灵深处依然有着对童心的深深眷恋和呼唤。
    “五四”初期的新文学作者们在这样一个“人”的苏醒期抚今追昔，自然地会追溯及 成人之源头，即童年、童心，两相对照，其结果是令人伤感的，如周作人形容失却了“ 赤子之心”的成人，“好像‘毛毛虫’的变了蝴蝶，前后完全是两种情状，这是很不幸 的”[17](P51)。不管是对童心的讴歌，还是对失落童心的寻找，表达的都是对童心的 热切向往和不尽崇拜，这里面有着追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的催化，有着人之本初心性 的复苏。新文学作者们在营造、寻找童心世界的同时，也在进行着自我的人格理想境界 的营造，像郭沫若所呼唤的那样来一次“凤凰涅槃”以褪去旧我、再生新我， 再生一颗灼灼闪亮的纯美童心，因为这最初的质地，正是人格最高的境地。因此，从这 一片童心颂中，我们可以从“源头”十分清晰地把握到五四新生期觉醒之“人”对于“ 人”本身的追求，他们以童心为鹄的、也以童心为手段来净化自己，寄寓着他们的人格 理想。在这里，对童心的珍惜、眷恋、缅怀已部分地带上了哲理意味的人生感慨，触有 了人类成长过程中的某种必然的“伤痛”。正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 所说：“一个成人不能再变成儿童，否则就变得稚气了。但是，儿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 愉快吗?……在每一个时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儿童的天性中纯真地复活着吗?为什 么历史上的人类的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 示出永久的魅力呢?”[18](P114)此外，从具体社会环境考察，这种“伤痛”在五四这 样一个特殊时段，还有着一种历史沧桑感，它主要来自于五四落潮期理想崩溃和勇气消 泯的烦闷，蕴含着对造成当初那颗充满朝气的“童心”失落的社会现实的谴责。
    三
    
    从古代封建文学的漠视儿童，到近代救国文学的重视儿童，到五四新文学的发现儿童 乃至崇拜儿童，在这一进程中掀起的童心崇拜热潮具有不可忽略的历史意义：
    第一，崇拜并张扬自然的童心，有着浓郁的启蒙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在一个新的历 史山头插上了一面朝气蓬勃的旗帜。五四新文学作者们将小儿当作“神”来崇拜，充溢 着一股脱胎换骨的“更生”之喜气，这也平添其创造的力量和勇气——以童心之真、善 、美来张扬自然、美好的人性，来烛照并呼吁改造现实世界之假、恶、丑，以童心之活 泼、激越来召唤民族的奋发和振拔。如鲁迅自称翻译爱罗先珂童话的用意在于展开“童 心的，美的，然而有真实性的梦。……但是我愿意作者不要出离了这童心的美的梦，而 且还要招呼人们进向这梦中，看定了真实的虹，我们不至于是梦游者”。[19](P290)崇 拜梦一般的美的童心，这是一种灵魂的洗礼，也是一种憧憬未来的美好寄托，凝聚着五 四新文学者们美好的社会理想和人格理想。而在五四这样一个孕育着无限生机的时代， 崇拜美的童心，更是为了“招呼人们进向这梦中，看定了真实的虹”，从本初的源头汲 取奋发的力量，激发初生牛犊勇敢追梦的劲头。
    第二，在童心的“兴风作浪”中，尤其是将儿童当作“神”来崇拜的礼遇，以十分鲜 明的姿态与几千年来封建礼教桎梏下的童心遭遇作了最彻底的决裂，以激进的、极端化 的方式给起步期的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灌注了一股热辣辣的元气，提供了一个自由而高超 的起跳点。一方面，童心崇拜使儿童的主体个性、主体地位得到了从未有过的突出和高 扬，相应地，在文学领域中也直接促成了“以儿童为本位的文学”的诞生，确立了儿童 文学的独立地位。作品内容上有意识地表现以往被封建伦理教育所掩埋的童心童性，有 意识地舒展开儿童的心灵，赋予了儿童文学从“儿童”出发的现代品格，与“五四”时 期“人”的文学一起表现出红火的、锐进的朝气，折射着时代精神的光芒!另一方面， “童心崇拜”之潮对童心“美”的歌赞，充满着温情，昂扬着激情，艺术上浪漫主义乃 至唯美主义的诗性表现也使中国现代儿童文学在一开始便迅速地取得了相对纯粹的审美 品位，具有浓郁的文学审美性，以鲜明的美学质变迥异于此前以蒙养训诫为本的儿童读 物，较为彻底地完成了由封建时代“非儿童”的“非文学”转化为真正的“儿童”的“ 文学”的蜕变。此二者——现代品格与审美品位的确立，又使中国现代儿童文学能够进 入世界现代儿童文学之林，获得了一定程度的“世界性”。这种成就的得来，必须承认 “童心崇拜”在其进程中所起的“推波助澜”的重要作用。正是由于这种臻于“崇拜” 地步的对童心的张扬和强调，才加速了中国儿童文学量变的进程，促使了质变的早日到 来以及之后的进一步巩固。(限于篇幅，本段观点将在其他文章中作专门的详细论述， 本文不予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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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