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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周杉，美国纽约城市大学巴鲁学院英语系。 1918年，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以下简称《日记》)。①小说中的狂人以为，人们在暗里谋划吃人，读者通过狂人的幻想发现，“吃人现象”这一比喻，桎梏着中国社会和传统。小说的写法令人惊奇，在许多方面开创先河：语言采用白话文，叙述连贯使用第一人称，虚构的疯狂贯穿始终，当然，抨击的主题也极为鲜明。小说发表之前，新文化，新思潮——一次彻底的新生——已经在《新青年》上回荡开来。《日记》正是在这时发表的。此后，鲁迅又发表了其他令人惊叹的小说，风格清新，力度依旧。因此，中国现代文学，或者按其提倡者的称谓，“新文学”的发端一般是以《狂人日记》为标志的，这一提法顺理成章。 提倡新文化的人士号召横扫传统，《日记》就在人物塑造上为其推波助澜。虽然《日记》是革命性的，但其在文学上的源头亦有迹可循。从《日记》的构成上看，已知的文学源头包括果戈里小说中的人物，还有鲁迅认识的一位精神病人，此外就是章太炎十年前在日本发表的演讲。②另一研究方法还从清末民初通商口岸的出版物中找到了文学原型，而最近又有人提出，新文学的原型与清代的文学传统一脉相承。③ 拙文提出了另外一个原因：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有一个渐进的过程，其重要性并未立即得到承认。就鲁迅的小说而言，经年之后，小说才被普遍认可，成为现在的里程碑。据文字材料，鲁迅的作品历经五年时间才开始受到关注。从1918年他发表第一篇小说，到1923年小说集《呐喊》出版，期间评论鲁迅的文章只刊发过十一篇(参见附录)。其中，只有三篇论述算是有些篇幅(见附录5、9、10)，而余下的文章不过只是提到他而已，(见附录6和8)，或是三言五语，或是语焉不详(见附录1、2、3、4、7、11)。尽管新文学和鲁迅很快就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的主导性叙述，但这在1918年还没有发生。一如鲁迅后来所言，那是个“猛士”“寂寞”的时期。④ 我们不妨比较一下，1918至1923年之间，评论鲁迅的文章数目有限，1920年代后半期文如溪流，在鲁迅生命的最后十年里，评论文章才如江如河，而到了1936年鲁迅去世时，写他的文章已是数以千计。尽管鲁迅研究成果颇丰，但这些早期评论文章却无人研究，而为何早期评论数目稀少，也没有探究。那些在其他方面严谨的传记作家，也只是把这些文章零星地开列出来。⑤许多研究在探讨鲁迅同时代的评论时，关注的都是他最早的作品——毕竟，使鲁迅名声显赫的大部分小说就在这些作品之中，但这些研究引用的大多是1923年或1924年的文章。当然，这些评论与鲁迅的小说并不是同时发表的：评论文章比鲁迅的小说已经晚了五六年。 这五年不同寻常，因此拙文才要研究。拙文在此提出，这五年的空白时光表明，研读鲁迅是要用时间的，先要有知情者来解读才行，若要形成一个文坛，以文章的形式评论鲁迅，那还需要更多时间。拙文并非早期鲁迅批评史，也不是早期鲁迅评论的记述，而是旨在研究，对鲁迅的理解和鲁迅读者的出现，如何互相促进，与此同时，鲁迅的影响与日俱增，又如何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与地位上日趋稳定的新文学同时推进，并巩固了新文学的地位。因此，描述这段历史，其意义就不仅仅局限在鲁迅一人。这段历史强调新文学的最初几年，将其视为现代文学的表演者和进程逐渐各就其位的时期⑥，所以与一般研究不同。一般研究强调五四新人物在这一时期的作用及他们与其他政治和文学营垒发生的矛盾。⑦在鲁迅那里，那些年，一种新型的关系在作家与他们的社会之间迅速建立起来，鲁迅代表着这一新型关系的发端，在时间上早于其他作家两到三年。 1923年《呐喊》出版后，沉寂期宣告结束，此前鲁迅创作的十五个故事收入其中。《呐喊》的新书预告预示着其后到来的如潮关注，很快就把读者引到了鲁迅和他的作品上。在一份上海的报纸上，这些关注成为最先发表出来的证据，说明鲁迅的小说备受期待： 在中国的小说史上为了它就得“划分时代”的小说集，我们已在上海看到了，正红色的封面上印着了书名《呐喊》和著者“鲁迅”四个字。⑧ 封面的颜色和设计立即受到推崇，至今依旧，《呐喊》现在的很多版本，依然模仿原版的封面设计。 评论《呐喊》的文章，数目稳步上升，其他方面也说明鲁迅的名望正在提高：采访，分析，传闻，批评，吹捧纷至沓来。至1925年，撰文者已经可以从鲁迅那里引经据典，并确信读者可以读懂： 他在我们里面看见赵家的狗，赵贵翁的眼色，看见说“咬你几口”的女人，看见青面獠牙的笑，看见孔乙己的偷窃，看见老栓买红馒头给小栓治病，看见红鼻子老拱和蓝皮阿五。⑨ 赵家的狗如同其主人和其他人，也用凶狠的目光望着狂人；孔乙己因为偷窃，被举人打折了腿；老栓希望浸过人血的馒头可以救他儿子性命；老拱和阿五都是乡下泼皮，总想着占寡妇的便宜。文章的作者胸有成竹，认为这些角色和鲁迅其他作品里的角色，他们的名字和举止言行，都已经深入读者心中，形成了特定的语汇，因此，他假设鲁迅笔下中国人的形象就是我们自己(“他在我们里面看见”)，他的假设是可以被读者接受的。 至此，沉寂期彻底结束。鲁迅成为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作家，生前身后始终如此，后来又受到毛泽东等人的官方推崇。最初五年里的无人问津从此淡出历史。许多评论《呐喊》的文章自然也对集子中的小说进行了分析，这些鲁迅早期小说评论也被当做早期鲁迅批评。文学史——我们对鲁迅的了解——忽略了一个事实：鲁迅的名望是慢慢提高的，而且这一过程几乎没有留下文字。 那五年里的十一篇评论文章可以分为三组。最早有五篇写《狂人日记》的；过了一段时间，又出现两篇文章写其他几篇小说的；第三组有三篇文章，写的是《阿Q正传》(以下简称《阿Q》)，再加上第四篇胡适的文章。在1923年《呐喊》结集出版之前，并无其他评论发表。 研究这些评论，先要将鲁迅的成名分为两个阶段，他最先在友人圈子里出名，然后才在更大的范围内为外人所知。显然，那些评论，特别是早期的评论，是内部人士写给外部人士的。(上述意见与其他描述相抵牾，那些描述将十一篇文章罗列起来，当成鲁迅评论史的标本。)这些读者构成了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所谓的阐释群体(an interpretive community)。⑩在鲁迅的问题上，他们之所以有“文学能力”将他向外阐释，原因是与他长期熟识，与他志同道合。所谓内部人士，他们自己也是文学革命的急先锋。他们已经知道鲁迅就是周树人，他们对他评价很高。那时的鲁迅在北京已居住六年，他们与他相识最晚的也是在此期间，有些人与他相识更早，有人在绍兴(1909—1912年)，有人更是在日本就与他相识(1902—1909年)。他和弟弟周作人结成团队(周氏兄弟)，周围同好对二人的才能，有的钦佩，有的讨教。最初劝说鲁迅写作的正是这些内部人士。(1908年在日本初遇鲁迅的钱玄同就邀他写作。)北大的关系，鲁迅弟弟的关系，这些能说明内部人士的地位。内部人士对鲁迅的想法有所了解，原因是他们有过接触，所以他们才能读懂鲁迅那充满革命性的小说。相比之下，最初几年，外面人的评论少之又少，而且如下文所示，他们的评论很是离谱。 外部人士里既有知识分子也有普通读者，知识分子的圈子与鲁迅没有重合，那些普通读者是由新文化运动的杂志和作家培养起来的。据估计，截至1917年，约有一千万中国人接受过现代教育(11)，构成潜在的读者群。若要拥有追随者，提高知名度，普通读者是不能不争取的。从某种意义来说，与鲁迅相识的所有作家都有与他相同的优势，因为他们都在一个圈子里。但是，他最终拥有了范围更大的崇拜者，所以才获得了空前的声望。 《狂人日记》的评论 评论《狂人日记》的五篇文章，都发表于1919年。小说于1918年5月15日发表在《新青年》上，作者用的是笔名鲁迅。没有按语，唯一的背景资料是，刊发小说的杂志以反传统著称。五年后，《呐喊》出版时附有自序，序文介绍了当初创作小说的环境，序文如今已成为不可或缺的研究资料，但小说的首批读者却不曾见过。鲁迅在自序中描述了当时绝望的心境，并讲述了自己同意写作第一篇小说时复杂的心情。然而，当时只有少数与鲁迅走得很近的人可能了解他的心境，或者可能知道他多年来广泛阅读并深入研究外国文学，所以才有了《狂人日记》。因此，《狂人日记》最初的读者，就无从知道作者后来提到的经历和心境，也不知道作者对外国文学技巧和文风的喜爱和接触。 茅盾1923年提及如何邂逅《狂人日记》，拙文先从这里入手。(12)茅盾在评论《呐喊》时，忆起《狂人日记》的发表悄无声息，“不曾在‘文坛’上掀起了显著的风波”，就连小说的“前无古人”的性质，也没能激起“国粹”派的怒斥。茅盾说，究其原因，这篇奇特的小说——“一篇小说模样的文章，它的题目，体裁，风格，乃至里面的思想，都是极新奇可怪的”——夹杂在《新青年》里，而该杂志奇异的域外风格和政治态度早已为人熟知，因此小说看起来也就不足为奇了。说故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或革新精神，这是后来的事，小说在当时留下的印象，就是一个字：怪。小说在当时并未招来谩骂——这是后来的事——只是不被理解而已，打个比方说，逃过了对手的眼睛。 初读《狂人日记》，茅盾(1896年生)22岁，以他在这篇评论文章的表述来看，他是外部读者(指鲁迅圈子以外的人，而不是指文坛)的杰出代表。他在北京大学预科学校接受过现代教育，关心文学界和社会上的大事，他是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进步青年，《新青年》的仰慕者和追崇者(13)。三年后，茅盾协助建立文学研究会(Literary Research Association)，负责改组《小说月报》，使其成为研究会非正式的声音，从这一立场出发，他还与鲁迅制定了宏大的翻译计划。 茅盾的回忆揭示出阅读鲁迅的过程，即使是理想的(未经点拨的)读者在当时也必须经历这样的过程。首先，对后来被视作现代小说的开山之作，他反应模糊，停留在自发层面上，因为“当时亦未必发生了如何明确的印象。”令他感兴趣的，不是对小说的明确理解，而是无法描述的成分。他用一系列比喻来表达自己当时的感受。他说，自己感到振奋，“痛快的刺戟”，“犹如久处黑暗之人骤然见到阳光”，“有种不可言喻的悲哀的愉快”。他自比爱吃辣椒的人，将这种感觉形容为“愈辣愈爽快”。他的话表明，即使是一位善于接受的读者，在这篇小说发表之初，感觉也很模糊，或多凭直觉。茅盾当时并没提及小说的技巧或主题——如，狂人大吐真言，将中国历史视作“吃人”的历史，还有救救孩子们的呼吁——虽然这些特点在今天人们提到《狂人日记》时，是首先要讲的。他写道：数月后又读到更多鲁迅的作品(14)，总会想起“这就是《狂人日记》的作者罢”。 以茅盾的描写为背景，可以看出，那五篇写《狂人日记》的文章，引起了读者对小说的关注，并能帮助读者欣赏小说，将其视作划时代意义的作品，而不是什么怪异之作。 五篇文章中，有三篇发表在《新潮》上，形成一组文章。这组文章，无论是从地点，还是从作者，一眼就能看出是内部人士撰写的。《新潮》1919年1月经北大学生创办，如那些年的《新青年》，也是北大教员编辑的。第二篇和第三篇的作者是傅斯年(1896年生，当年22岁)。没有署名的第一篇发表在固定栏目里，若非出自傅斯年，那也是观点和立场与他相同者所为(15)。傅斯年是北大的学生，经常为《新青年》撰文，那时他又创办了《新潮》，不久之后，(一如《新潮》的其他几位创办者)，他成为五四运动的著名学生领袖。傅斯年有方方面面的关系，使其成为内部人士。那年二月，第一篇文章发表时，他还不认识鲁迅，但鲁迅是知道他的。鲁迅在给自己的老友许寿裳的信中说，在《新潮》创刊号(16)的文章中，傅斯年的最好。到了四月，傅斯年渐渐为鲁迅所知。同月，他给鲁迅写信(17)，次日鲁迅回信(18)，回信刊发在《新潮》五月卷上，最后一篇评论《狂人日记》的文章也发表在五月卷上。他的长信首先对当时已经出版的(四期)《新潮》提出建议。信中提到《狂人日记》，但是未作阐释，只是说“很幼稚，而且太逼促”。傅斯年接近鲁迅，似乎还有后续成果，因为进入十月后，《新潮》又刊发了《明天》。(傅斯年的内部人士身份与北大其他学生的外人身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种差异在一年之后依然存在。后来有人描述，1920年12月，周树人要讲中国小说史，“许多学生”都不知道周树人就是鲁迅，所以报名上课的大概仅有十人。鲁迅的身份得到确认后，报名人数才多起来。(19)) 三篇评论文章共同指出了小说的相似点(风格和技巧)，使用相似的手法(迎合欧洲更高的权威)。小说的风格是一大障碍——省略、不连贯、重复，这些表面上的特征之所以出现，因为叙述者是疯子。茅盾说，小说的反对者要想读出其中的颠覆意义，至少要读上五六遍才行。同情小说的读者可能也得读上许多遍才行。《新潮》引入英文语汇和概念，标榜西方美学，称颂风格上的晦涩，说反复咀嚼是值得的。二月发表的文章强调“寄托的(Symbolism)”，五月的文章推荐了两个术语：“外发(Expressive)”和“内涵(Impressive)”，说《狂人日记》的内容是“内涵”的。这些新奇的术语在傅斯年那里所指为何，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术语为小说不同一般的风格找到了英语(及世界)文学权威的语境。(20)茅盾就此回忆说，小说令人耳目一新的(西方)风格，最初给“青年”(21)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小说的内容还在其次。后来，鲁迅自己也有相似评价(22)： 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绍介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 四月发表的评论提到小说的写作技巧，对作者始终以第一人称叙述提出解释，这一技巧(对中国读者来说)不同一般，而且叙述者还是疯人。在题为《一段疯话》的文章中，傅斯年解释说，疯人讲的实话，世人无法理解。他似乎要告诉读者，其实鲁迅的小说写的并不是狂人。文章再次引用外国的事例，推荐西方作品中的疯人主角。“哼哼!狂人!狂人!耶稣、苏格拉底在古代，托尔斯泰、尼采在近代，世人何尝不称他做狂人呢?”鲁迅的狂人与上述不同人物的可比性，不是拙文研究的问题。这里要指出的是，将世界文学和国外思想设为语境，还是行之有效的。《新青年》和《新潮》的编辑们秉承同样的精神，为自己的刊物冠以欧洲名字(La Jeunesse[青年]和Renaissance[复兴])。 最后，《新潮》上发表的评论还明确指出，这位作者[鲁迅]是伟大作家，小说是伟大小说(“中国近来第一篇好小说”，“对于人世间的见解，真个透彻极了”，作者“实在是《新青年》里一位健者”)。这些评价必定使《狂人日记》充满了生命力。显然，茅盾最初也在朝这个方向推波助澜，后来才逐渐理解了《狂人日记》。不过，对很多人来说，《狂人日记》不过是刊登在无奇不有的杂志上的小说。一年之后，小说还是怪文一篇。《新潮》证明，读者的继续阅读是必要的。 《新潮》的几篇评论讨论的是小说的形式和技巧，而第四篇和第五篇评论却要帮助读者理解《狂人日记》的题旨。文章对狂人叙述者的叙述技巧并不在意，所强调的是“吃人”问题。二文指出“吃人”是比喻，中国的历史实质上就是“吃人”，不过是用仁义道德来掩盖罢了。此外，文章首次将关注点指向小说的一些文字，此后，这些文字成了阅读《狂人日记》的关键所在。从这个角度来讲，对小说的诠释又进了一步。(注意，“救救孩子”的主题，此时尚未提出。)第四篇文章刊登在《国民公报》的固定专栏“寸铁”上，第五篇刊登在1919年11月的《新青年》上。二文均出自内部人士，这一点有据可循。 《国民公报》是研究系(23)的报纸，评论在报上发表时，编辑与鲁迅是有联系的。联系人就是鲁迅在绍兴时的学生孙伏园，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不久(24)，孙伏园成为该报编辑。1919年，孙伏园北大毕业，在北大时，他已经是新潮社的成员。《国民公报》是他与鲁迅密切交往的开始(后来正是因为他的鼓动，才促成了《阿Q正传》等作品的诞生)，在该报被政府查封之前，他于八月和九月分期刊发了鲁迅的九篇译文。在这两个月里，鲁迅又写作了七篇杂文，总标题为《自言自语》(25)，其中几篇也刊登在同一个“寸铁”栏目上，也就是发表《狂人日记》评论的栏目。因此，无论九月评论的作者是谁(孙伏园?鲁迅?)，文章刊登时，鲁迅已为这份报纸所知。 文中作者现身说法，讲述自己理解小说的渐进过程。他写道，原来自己以为，“鲁先生”把中国写成吃人的社会，怕是有些极端。后来，他偶读一文，文中有人说，他恨不得像现在吃螃蟹一般，吃掉那些五四运动的可恶青年。读到这里，他才明白鲁迅小说题旨之真实，“吃人”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惯例，并不只是文学上的比喻，他的言外之意是，读者也会逐渐理解这个看似极端的比喻。 最后一篇《日记》评论是目前为止篇幅最长的。《新青年》当然是鲁迅的重镇：他与《新青年》有着复杂的联系，在1921年之前，他的文章几乎都是写给《新青年》的。至于文章作者吴虞(1872—1949)，是内部人士中的特例，颇具研究意义。吴虞在四川闭门读书，曾在日本短暂学习，他自己得出反传统的结论，认为在其他问题之外，“两千年来，统治中国国家和社会的就是不平等和专制压迫”。(26)1917年，他已向《新青年》投送一些稿件——这些文章无法在成都(27)发表——此时，他写反传统的文章已近十年，比鲁迅写的时间还长。1919年的文章也是从成都寄出的。同年晚些时候，他来到北京，在北大任教(1925年回川)。1921年，他将十四篇文章辑成《吴虞文录》，其中就有这篇评论，他还将文集赠给鲁迅一册。(28) 《狂人日记》遇到吴虞，是真正遇见了知音。吴虞长鲁迅十岁，二人都受过传统教育，都是自发地反抗儒学礼教。鲁迅的小说一定点拨了吴虞。据他的传记，他在这篇评论中“对传统社会制度及其道德观念的批判已登峰造极”。(29)尽管当时吴虞与鲁迅并不相识，但在心灵上，他与另一位内部人士、鲁迅的终生好友许寿裳已是不分上下。鲁迅与许寿裳在日本的第一年(1902年)就建立了友谊。1916年他们分别，许寿裳离京赴南昌后读到了《狂人日记》。据他后来记述，小说中有两节深深地打动了他。他当时还不知鲁迅所指何人，但是他对自己说道，撰文如此，非周树人莫属。一问鲁迅，证明了自己的判断。(30) 吴虞文章虽长，但题目切中要害：《吃人与礼教》。文章第一段就将吃人与传统礼教等而视之： 我们中国人，最妙是一面会吃人，一面又能够讲礼教。吃人与礼教，本来是极相矛盾的事，然而他们在当时历史上，却认为并行不悖的。 之后，吴将笔锋转至后来被频频引用的段落，狂人发现自己所研读的历史，写的都是“仁义道德”，然而字缝里却写着“吃人”二字。 吴虞的长文意在说明鲁迅的“吃人”比喻是不折不扣的事实。如小说中的狂人，吴引述史实，列出历史上一些大人物，一面真的吃人，一面却饱受赞誉。以这种方法评论小说，可能告诉读者一个令人震惊的发现：历史上写满了人吃人。然而，通过告诉我们历史上吃人的事频频发生，而且是蓄意所为，作者迫使我们明白，吃人不仅仅是个比喻。这也能说明鲁吴二人的共同之处，鲁迅的资料来源之一也是历史。鲁迅1918年在致许寿裳的信中写道：“后以偶阅《通鉴》，乃悟中国人尚是食人民族。”(31) 吴文的末尾一段与开篇首尾呼应： 到了如今，我们应该觉悟!我们不是为君主而生的!不是为圣贤而生的!也不是为纲常礼教而生的!……我们如今应该明白了!吃人的就是讲礼教的!讲礼教的就是吃人的呀! 吴虞读到鲁迅平白的语言，心潮澎湃，至今依然清晰可见。这篇文章在当时可能广为流传，因为收入《吴虞文录》再版时，胡适在前言中反复使用吴虞所说的“吃人的礼教。”至1927年，文录已印至第五版。 因为吴虞和《国民公报》上的文章，“吃人”这一比喻进入了大众的语汇。作为内部人士的语言成分，这一比喻无需解释。小说发表后不久，鲁迅给钱玄同写信，这一比喻信手拈来，他提到“国粹”派时说，“他们不过还想吃人。”(32)后来，在私下或发表的文章中，他也经常使用这种“狂人式”的语言。 最初《狂人日记》让人不好理解，这可能使鲁迅对中国社会的批判，更不容易被读者接受。后来读者才慢慢理解和明白，小说抨击了中国的传统、虚伪的社会结构、一己之私的孝行。《新青年》和《新潮》的读者容易读懂这些抨击，其实刊名就是对传统的挑战。如卜立德(David Pollard)对当时散文的评价，“从政治的角度来说，这些散文并不比鲁迅的学生文章精深多少。勇敢的个人为人类拿起刀剑……劝诫青年。敌人正是‘国人’。”(33)当时指的是国粹派——茅盾称其为“灰面”人——他们需要警醒。鲁迅小说的读者已经有所省悟，但到底是国人之一，所以还要等待《阿Q正传》的洗礼，方能觉悟，自己也是罪人。 总之，最初评论鲁迅的证据少之又少，对此有必要再说几句，因为这些证据能说明早期现代小说界的一些重要特点。《狂人日记》于1918年5月出版，第一篇评论(1919年2月)要等到小说出版近一年后才发表，而最后一篇评论的发表时间是1919年11月。因此，一年半的时间过去之后，出版物才对小说的风格、比喻及传达的信息有所讨论。此后速度依然缓慢，又过了一年半，才有评论鲁迅的文章发表(下节要讨论的两篇)。时至1920年年底依然如此，虽然有人说此时的鲁迅已拥有众多崇拜者，如在北大的学生中。(34) 如上文所述，一开始之所以很慢，因为小说超出了读者的普通经验，这是原因之一。第二个原因在作者自身，鲁迅写作速度缓慢。第一篇小说发表将近一年之后，《孔乙己》才于1919年4月15日发表。(《孔乙己》1918年冬已完稿，但距《日记》发表也有八个月。)这一年，他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其中多以《随感录》为题，五篇署名鲁迅。对此茅盾评论说，一见到鲁迅的名字，就想到了他的第一篇小说。 此外还有第三个原因。这是文坛自身的原因。二十世纪第二个十年里，经过逐渐酝酿之后，文学社团及与之相关的杂志才出现，与此同时，文学杂志也要为新文学寻找并培养读者。复杂的角色相互作用——出版商、评论家、其他作家、教育家、书商和读者，其中许多人同时扮演几个角色——他们将构成并支持新文学，但是当时他们还在草创之初。这种关联的初级形式在商业出版物中已经存在，这些出版物宣传世纪之初发生的现代思想，但孕育新文学、响应新文学的专门机构尚不明确。在这种情况下，如李欧梵所言，使文学概念“在社会上大放光彩”的是五四的作家们，因为他们将文学推向下一个阶段。(35)从这一阶段到充满活力的1922年至1925年，大城市里有百余个文学社团成立(36)，社团多冠以“朝气蓬勃的名字”，期间，正是读者理解鲁迅的成长阶段。 在文坛上发生重要作用的杂志已为人所熟知，但有必要回顾一下这些杂志与《日记》有关的日期，因为这些日期表明，文坛的演进，比《日记》的出版来的要慢。最早的《新青年》1915年创刊，尽管号召新文学，但如鲁迅所言，刊物最初只是讨论社会热点的论坛，并非培养小说家的园地(37)。鲁迅的言外之意是，《新潮》最先满足了这一要求。(38)不过，《新潮》1919年1月才创刊，在《日记》出版之后还有较大的时间空白。还好，此时确实加快了速度，众多杂志和社团为社会方方面面的变革推波助澜，最后形成了五四运动。其他一些杂志这一时期也陆续出现，鲁迅将在上面发表作品，鲁迅的作品也将在上面被评论，这要比《日记》的发表晚了一年或更长时间。《晨报副刊》(《阿Q正传》在上面发表)1919年2月发行，《觉悟》1919年6月发行。(39)那些年最有影响力的社团——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成立(40)，同月，《小说月报》作为该组织的非正式会刊开始发行。与文学研究会志同道合的《文学旬刊》也在同年开始发行。(41)1921年夏创造会成立，文坛上声音开始明显分化，1922年创造会的季刊发刊，标榜特立独行的办刊态度。文学作家开始从记者的行列中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职业群体。(42)茅盾开始使用“创作坛”这样的短语，但他不得不附加说明，“那些以写作为事业的人。”(43)正是由于这些社团和杂志的创立，《日记》才从文学研究会促进文学的宗旨中获益，如李欧梵所言，文学“应被视作严肃、独立、高尚的职业。”(44)《日记》的出版比文坛形成的要早，所以文坛也无法评判鲁迅的价值。 对其他小说的评论 下文提到的两篇评论，刊发在《小说月报》上，讨论了文坛现状，文章作者对鲁迅的短篇，大为称道。他们提到的五篇小说，创作时间在《狂人日记》之后，《阿Q正传》之前。除了《故乡》以外，作者不过是称赞余下的四篇，但未作深入探讨。 第一篇评论出自茅盾，在同一个更大的文坛，他与鲁迅皆为一份子，不过，在他编辑上海的《小说月报》之后，才成为与鲁迅发生关联的内部人士。上文提到，茅盾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时，读到《狂人日记》，印象深刻，后来理解逐渐加深。三年后，《小说月报》成为进步刊物，二人开始联络，不久就开始在信中讨论文学。孙伏园可能是他们的中间人。(45)杂志创办的第一年，鲁迅为刊物翻译了不少作品。但二人到1927年才见面，其时茅盾在上海短暂停留。(46)后来，他们在上海还曾共居一巷。 茅盾的文章专门评论新小说，每季一篇，此为其中的第二篇，内容与最先发表的鲁迅评论一脉相承，此后他就鲁迅又写过几篇重要文章。(47)茅盾的调查文章总览此前三个月内发表的120几个短篇小说(前一季度发表篇数为80)，但提到名字的仅有六位作者(和八篇作品)。写到“农民与乡村”题材，茅盾超出了研究的时间范围，说鲁迅的《风波》是这类小说的典范。之后，他又称《故乡》是同季小说里，最令他佩服的。他的分析对后来的文学评论颇有影响，其中他讨论了人与人中间的“隔膜”这一概念，他说，“隔膜”源自“历史遗传的阶级观念”。他从鲁迅的小说里引了两句话，此后证明，这两句话在许多评论家那里，很是重要：“人生来是一气的，后来却隔离了”，“那西瓜地上的银项圈的小英雄的影像，我本来十分清楚，现在却忽地模糊了”。 第二篇文章是汪敬熙(1897-1968)从巴尔的摩发来的议论。汪敬熙是北大经济系的毕业生，为《新潮》一二期各写过一篇小说。在称颂鲁迅的小说时，他一定知道其作者就是周树人。近15年后，鲁迅编辑现代小说选，将汪的作品收入其中，并在前言中评价汪的作品，书中总辑约五十位作者的作品，鲁迅对每位作者一一点评。(48) 汪的文章写作日期为1922年1月5日，被茅盾安排在《小说月报》三月号的读者来信栏目，大概收稿后不久便刊发出来。有趣的是，这个不大的读者群落，虽然人在他国，但完好如初。文章的标题质问道：“为什么中国今日没有好小说出现?”汪指的是“文学革命”后的四五年。他唯独称赞鲁迅的三篇小说(《药》、《明天》和《一件小事》)和冰心的一个短篇。他对这些小说没再评论，只是讨论了文学为何表现如此之差。(他感到作家们因过分依赖各种主义，束缚了手脚。) 上述二文作者，以内部人士的角度，也没能提出独到的见解。文章的作者虽与鲁迅相知，也不过是把鲁迅的作品从迅速成长的文坛上提取出来。不过，文章还是有几个有趣的地方。首先，在《日记》之后，《阿Q正传》之前，仅有两篇小说未被提及：《孔乙己》和《头发的故事》。虽然文学初兴，但是文章所及，已有很强的概括性。但文章没有提及《孔乙己》，尤其耐人寻味，因为日后这篇小说十分重要，又是鲁迅最喜欢的。(49)再有，文章仅仅是提及小说，称其上乘之作。在《故乡》以外，对其他小说没有讨论。其中原因之一，在《日记》和《阿Q》之间写成的小说，写作技巧平实。不过，与解释小说相比，文学批评尚未普及，这似乎是更大的原因。因此，茅盾的评论分析可以放在众多领域里，他不愧为是开拓者。我们将发现，《呐喊》出版后，不少深入分析小说的专门文章纷纷发表，这表明理解在先，批评在后。 《阿Q正传》的评论文章 《阿Q》连载十周(1921年12月4日至1922年2月12)，大约每周一章，刊登在《晨报副刊》上。鲁迅托名“巴人”，如他后来所说，暗指他自己是“下里巴人”。(50)使用新的笔名，被误读的几率大大增加，众多外部人士只知道鲁迅是周树人，却不知“巴人”亦是周树人。变化看似不大，但是以笔名发文讽刺社会，却使人格外兴奋。 下面要讨论三篇文章，另外还有胡适的总论，总论里也评到《阿Q》。不过，我要先从1926年高一涵的描述性文章开始。高文描写了《阿Q》连载后引发的“骚乱”。高一涵是北大政治学教授，《新青年》发起人之一，经常在上面撰写文章，同时也是五四运动的活跃分子(51)。他在鲁迅的日记中只出现一次，但当时他似乎与鲁迅很近，因为据鲁迅日记，鲁迅让周作人将《孔乙己》的手稿带给高(52)。高文作于1926年，其中提到一人，此人确定连载小说中的一章讽刺的就是自己，他知道作者是某某，因为小说中的一个故事，只有某某才知道，而且此人逢人就讲，有人听就行。高一涵暗自好笑，因为此人最终发现作者是他“素不相识的”鲁迅，所以此人不可能是鲁迅小说讽刺的对象。担惊受怕的还并非他一人。据高一涵讲，不少人都害怕自己可能出现在《阿Q》的下一章里，只是故作镇定罢了。(53) 巴人的身份还不是公开的秘密，这是高一涵的故事有趣的地方。另外，众多有经验的读者似乎也没有认出鲁迅的文风。等到连载结束，周作人还要羞怯地写道：“我与《阿Q正传》的著者是相识的，要想客观的公平的批评这篇小说似乎不大容易”(附录评论文章10)。最后证明，高一涵的那位朋友不是小说抨击的目标，虽然如此，但鲁迅心里未必没有要抨击的目标，无论是身边的，还是比喻性的。论者说鲁迅借小说来讽刺，他从未亲口反驳。他只是说，有人总要问他，心里要讽刺的目标都是哪些人，这着实令他烦恼。(54)外部人士可能产生的误解，这次似乎十分明显，所以，与《阿Q》同时发表的三篇评论也因此变得更有趣味。其中两位作者是内部人士——茅盾和周作人——另一位是外部人士。 这位外部人士是名为谭国棠的读者，此外，我们对他一无所知。他给《小说月报》写信，茅盾将信发表，但是马上又批驳。读者来信表明，普通读者可能有过一种误解。如汪敬熙，谭国棠关注的不是鲁迅，而是文坛。他也发现文坛令人失望，叹道：“创作坛真贫乏极了!”他首先批评郁达夫的小说集《沉沦》(同年十月出版)，接着又说《阿Q》也令人失望。他才读完连载的第四章(阿Q因向吴妈求爱，刚刚被赵家赶走)，也知道这个故事是讽刺，却还是认为故事太过冗长，“稍伤真实”。他似乎将小说视作对无能的个人的过分讽刺，而没有看出这个人物代表着更大的群体。大概鲁迅是为了避免读者批评他过度幽默，所以才选了“巴人”的笔名，以示意出身低下。 身为编辑，茅盾以编辑部的名义当即批驳来信。(显然，谭的来信也让周作人很恼火。周在其长文的结尾，还特意引用并驳斥了“稍伤真实”的说法。)茅盾的驳斥，内容如下： 《阿Q正传》虽只登到第四章，但以我看来，实是一部杰作。 阿Q这人，要在现社会中去实指出来，是办不到的；但是我读这篇小说的时候，总觉得阿Q这人很是面熟，是呵，他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呀! 此时小说连载还不及半，但是解读小说的纲要已明确提出：阿Q要刻画的，不是特定的个体，而是“中国人品性的结晶”。茅盾还指出，阿Q让他想起了奥勃洛莫夫(Oblomov)，尽管他没有说出原因。或许，这里遇到了与《日记》相同的问题，要请出欧洲的样板以示正听。 连载结束才一个月，周作人就发表了评论《阿Q》的长文，文章也是发在《晨报副刊》上，还是在他发表文章的固定栏目《自己的园地》。文章表明兄弟二人的近密，但是一年半之后，二人将要终生疏远。文章发表时，小说才发完一个月，我们至今仍视为与《阿Q》极为相关的不少见解，周作人已在文中提出。如今，这些观点已被普遍接受，但并不总是归在周作人的名下，或源自兄弟二人的亲密关系。下面是文章的摘要： 阿Q这人是中国一切的“谱”的结晶。 所以在现社会里是不存在而又到处存在的。 阿Q却是一个民族的类型。……(写出了)中国人的最大病根。 实在是一幅中国人品性的“混合照相”。 讽刺小说……的主旨是“憎”……在讽刺的憎里也可以说是爱的一种姿态。 其中写中国的缺乏求生意志，不尊重生命，尤为痛切，因为我相信这是中国的最大的病根。 一方面对于中国社会也不失为一服苦药。 周作人对阿Q的解读，没有妥协。也许有些地方可以讨论，但是他的基本观点是鲜明的：阿Q所指就是中国人。数千年来，一贯自我粉饰的中国历史，在鲁迅手上浓缩成乡下一泼皮，描写他的文字是，“在讽刺的憎里也可以说是爱的一种姿态。”你若是读过周作人的文章，自会明白《阿Q》不是简单的故事。这必定是1922年的情形。 如果说周作人为阅读《阿Q》定下了较为成熟的调子，那么，同月胡适对鲁迅的评论，又将评价提高，高度评价了鲁迅的所有小说。早期评论共十一篇，胡适的文章排在最后。在这十一篇评论里，唯独胡适的评论是长文的一部分。胡适的评论写在五十年来中国文学史的结点上，应《申报》创刊50周年而作。胡适1917年号召“文学革命”，文章关注的是此后五年的文学发展。在最后一页半的文章里，他开始讨论在这混乱的几年里创作的文学作品。他总结了新文学的五种类型，但只提到两个作家，鲁迅和周作人。胡适只是说周作人是小品散文最坚实的拥护者，但他对鲁迅的赞扬却是直接的，具体的： “创作”的小说……内中也曾有几篇很好的创作。但成绩最大的却是一位托名“鲁迅”的。他的短篇小说，从四年前的《狂人日记》到最近的《阿Q正传》，虽然不多，差不多没有不好的。 寥寥数语，却已足够：胡适高度评价了鲁迅的所有小说，而且是写在全面评价新文学的文章里，所以胡适的话就格外引人注目，此外，在《阿Q正传》的第一章里，鲁迅以讽刺的语言写到这篇新文学评论文章的作者，所以胡适的话，还有几分知己的意思。胡适当然始终在寻找出众的小说。《日记》出版前两个月，他在北大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以小说家都德和莫泊桑为例，指出短篇小说这种类型是何等的言简意赅，充满表现力，但在中国尚不存在。(55)虽然《日记》出版时，胡适没有公开发表评论，但如前文所述，他在1921年为《吴虞文录》撰写序文，重复了吴的“吃人礼教”的提法。(56) 胡适的评价表明，对鲁迅的称道来自关注新文学的人。作为研究白话小说的先锋人物，鲁迅必定读了胡适的文学史手稿。不过，他对胡适的评价只字未提，送还手稿时，他只写道：“大稿已经读讫，警辟之至，大快人心!我很希望早日印成，因为这种历史的提示，胜于许多空理论。”(57)书稿1924年出版，胡适赠给鲁迅一部。(58) 当然，胡适是最重要的内部人士。从最初在《新青年》开始，他与鲁迅就以不同的方式发挥着影响，虽然大众眼里见到的是胡适的作用。到1920年年末，原来《新青年》的编辑队伍就如何办刊出现严重分歧，虽然二人的接触总是有限的、正式的，但这也表明，1922年年初，在一些重要方面，内部人士的圈子还是存在的。(59)我们可以这样解读胡适的评价，《阿Q》连载刚刚完成后，胡适的话反映了有影响力的内部人士的一致意见。早在1918年，鲁迅就已经受到新文化运动积极分子的高度尊重，钱玄同专邀鲁迅写作后来的《狂人日记》，原因是他敬重周氏兄弟，他认为既然周作人已经为《新青年》写了不少文章，难道此时不应请周树人也写写吗?(60)既然《阿Q》已经发完，人们可以推测，原来的内部人士始终在注视变化着的文坛，一些信息和标准，他们互相之间是知道的，尽管这些人将要分道扬镳。 我们可能以为，此时的鲁迅已经走到作家的前列，但现存的证据与此判断又有所抵牾。回顾性的评论文章告诉我们，《阿Q》引起了轩然大波，出版后在年轻人中引来大批追随者，可是，尽管他又发表了六个短篇，收在《呐喊》里，但并没有任何人发文评论。对《阿Q》的评论也没有。因此，在1922年3月至1923年8月期间，虽然今天的人们一再称道《呐喊》，但在当时，一年半里没有任何文字评论。《阿Q》将鲁迅的名望提升至另一个高度，但在《呐喊》出版之前，在任何文字资料中对此都没有反映。 其他一些作家反而吸引了文章关注。从1922年八月开始，《小说月报》各栏目就积极征求读者的意见，其后半年刊出多篇读者评论，写冰心的五篇，叶绍钧的三篇，朱自清的一篇，还有一篇是写顾一樵和孙俍工的。这些文章许多都是长篇大论，例如，写冰心的一篇就占了六大版，而且排版紧凑，当时冰心大受欢迎。在《呐喊》出版前，其他作家还有可能在大众关注度上超过鲁迅。确实如此，时至1925年，孙伏园的弟弟孙福熙还抱怨道：“在国外，各种杂志上早已满是研究他的作品与他的生平的文章了。在中国虽然我们很爱读他的作品，总少见评论的文字。”(61) 然而，这一次我们能确定，虽然缺少公开发表的文字证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缺乏对于鲁迅作品的理解与兴趣。评论《呐喊》的人提到过去几年读过其中的小说：“全集每篇，都先后在各种刊物发表过，读过的人，当然不少。”“鲁迅君的文章，在零碎发表的时候，我都看过一遍两遍”；“其中许多篇我以前读过。”(62)即使成仿吾辛辣的语言也表明了这一点。《呐喊》出版后，成仿吾大张挞伐，又说他不敢批评鲁迅，因为“作者名闻天下，门人弟子随处皆是”，“作者是万人仰慕的人”。(63) 《阿Q》似乎是关键所在，因为它标志着大众读者在理解上发生了飞跃。小说要让读者反省，他们明白了，对此茅盾的描述很是生动： 现在差不多没有一个爱好文艺的青年口里不曾说过“阿Q”这两个字。……我们不断的在社会的各方面遇见“阿Q相”的人物，我们有时自己反省，常常疑惑自己身中也免不了带着一些“阿Q相”的分子。(64) “阿Q相”几个字的出现及频繁使用，说明读者阅读鲁迅，又有了一个重要的感知：鲁迅控告的人里，也有他们。读者发现，鲁迅还写到了他们，而不仅仅是揭露他人，这是重要的全新的理解，此时才首次提出，虽然在狂人那里已经存在，他就怀疑自己无意中也是吃过人的。 《呐喊》使沉默终结 《呐喊》的出版成就了我们所知道的鲁迅批评，无论是数量，还是种类。读者、评论家、杂志、编辑，这些人创造、解读新纪元里文学价值的等级，并使其合法化，他们开始扮演自己的角色，而且人数众多。他们的观点、论调和表达方式，种类也渐渐多了起来。最初，评论数量较少：1923年发表三篇，1924年发表十来篇。但是此后，反响稳步增多，时间上也没有空白，发表评论的杂志和报纸在增多，评论所及类型也在增多。在鲁迅的协助与建议下，新发表的无数文章，一部分辑成了1926年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详见注释⑨)，文集的内容展示出《呐喊》引发的各种反响：评论、某一小说的分析、作者索隐、高度个人化的回忆，及与鲁迅会面的报道。简要回顾这些新材料，凸显出此时与最初五年里的不同，拙文也就此进入结论部分。 各类参与者人数的增长是显著的，无论是评论家、其他作家、读者，或是编辑。随着文学群体的扩大，评论的数量和种类也在增长，与此同时，报刊杂志也在有目的地接纳新人，这些人能够根据新规则发表评论，他们的人数也越来越多。例如，《小说月报》就推出几个新栏目，向外部人士开放：1921年8月的通信专栏，1922年的评论版，还有1923年的读者反响版。读者马上利用这些机会。上文已经提到对冰心和其他几位作家的评论。1924年写作《呐喊》评论、后来成为著名诗人的朱湘(1904—1933)就是早期参与者之一，1922年1月他在读者来信栏目发稿时(不是评论鲁迅的)才18岁，还没去清华读大学。还有上文提到的谭国棠，他的《阿Q》评论1922年2月发表。1922年3月汪敬熙从巴尔的摩发来通信。一份高中报纸也来参与，刊发了一名学生在家中与鲁迅相见的经历。讨论《呐喊》，就有资格进入文学园地：“我在饭馆里，在面包店里——都听到恭维《呐喊》的声音”，一位作者写道。此言不虚。(65) 文学群体壮大起来，关于鲁迅作品的主题和技巧等知识也普及开来，内部人士与外部人士的区别开始缩小。阅读鲁迅的技巧似乎是以个人经验散播的，不是以内部人士的身份。以朱湘为例，从内部证据来看，他与鲁迅并不相识(尽管他是周作人的门生)，但是他以极强的感知力分析了《故乡》的结尾，还能联系到鲁迅的杂感和周作人的风格，这后一点有些出人意料(66)。内部人士可能还拥有特别消息：如，化名曾秋士的孙伏园就说，鲁迅最喜欢的小说是《孔乙己》。(67)据他说消息源自鲁迅，但即便如此，这消息也没达到原来的效果：后来的论者各取所用。 态度和语调，变化也很明显。早期的评论对鲁迅是一味赞扬，但此时，赞扬虽然得到提升，却也出现了大唱反调的人。《呐喊》甫一出版，赞赏鲁迅的一方，立即把他抬高，从这里也能看出《阿Q》出版后的沉默期，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鲁迅的名望。一位论者说：“我们走进荒凉平原，辽阔沙漠也似的文艺圈里……其中有……一位化名‘鲁迅’君新近出版的《呐喊》。”另一位又说：“现在的创作小说，把它当做消遣品拿起来看一看。像鲁迅先生的《呐喊》，读了一遍，又读一遍，还想再读一遍。”(68)另一方面，也出现了严厉批评的文章，其中不乏人身攻击，鲁迅则是以牙还牙。成仿吾的批评目空无人，几乎偏执，对《呐喊》的所有小说一一批驳，《不周山》是唯一的例外，后来，鲁迅唯独从文集里撤下了《不周山》。(69) 赞扬者与诋毁者分为两极，互不相让，鲁迅的文章又推波助澜——所有这些表明，此时的文坛已十分活跃。文学世界已经赶上鲁迅，并吸收了鲁迅的作品。寻求作品的语境，借此理解鲁迅先进风格和他对问题的定义——这些已不是问题。现在，人人都是权威，许多人还自称是鲁迅的门生。 拙文从时间维度一一梳理渐进式的评论，论证鲁迅在现代中国文学的崇高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形成地位的原因不止一个，但《阿Q正传》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现在我们能发现，《阿Q》的发表，巩固了鲁迅靠发表一篇篇小说才慢慢获得的地位。这方面只有《呐喊》可与之相提并论。尽管小说《阿Q》和小说集《呐喊》都值得称道，但拙文对上述过程的梳理能够推出时机同样重要的结论。 二部作品很早就能在文坛出现，说明当时几乎没有对手。与鲁迅同代的知识分子，忙着为新文化运动创办杂志，鼓励文学创作，征求文学作品，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写小说。与那批小说家相比，鲁迅的创作要早二三年：《小说月报》创刊的第一年年末，《阿Q》便开始连载；《呐喊》的出现，临近1921年至1925年的文坛繁荣之始。连《彷徨》收入的小说在内，鲁迅小说的总数还是不多，而且他后来的小说无论是在重要性上，还是复杂性上都没能超越《阿Q》，所以读者后来也就无需改变对鲁迅原已很高的评价。这种格局1923年已经出现，此后鲁迅的声望按照这一轨迹继续上行，直到成为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伟大的鲁迅。 在我们回顾的那几年里，鲁迅评论日渐增多，同时文坛的规模也在扩大，其复杂性也在提高。之前，那些推动新文化运动的不同意见只在后台表现——如，在如何办杂志上发生的矛盾，编辑人员的更迭等——而且对这些矛盾的语言表述也仅仅出现在私下写作中，如日记或内部人士的通信。等到这五年的末尾，新演员，新势力，新地点的出现，意味着矛盾已经登上了无数杂志的版面，通过多种形式彰显出来。其他方面的矛盾，也时常出现在评论鲁迅的文章中，鲁迅是重要人物，他出现得早，也不怕打笔仗。这是文人的角斗场，在其后的十五年里，鲁迅将是这些斗士中最伟大的一员，他将投入战斗，也将被人围攻。 附录： 鲁迅评论，1918—1923年 一、《狂人日记》1918年5月出版，相关评论： 1.1919年2月，《新潮》，署名“记者”。 2.1919年4月，《新潮》，署名“孟真”(傅斯年)。 3.1919年5月，《新潮》，傅斯年。 4.1919年9月，《国民公报》，署名“狂人”。 5.1919年11月，《新青年》，吴虞。 二、针对《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之间出版的作品的评论文章： 6.1921年8月，《小说月报》，署名“郎损”(茅盾)。 7.1922年3月，《小说月报》，汪敬熙。 三、《阿Q正传》评论： 8.1922年1月，《小说月报》，谭国棠。 9.1922年1月，《小说月报》，茅盾。 10.1922年3月，《晨报副刊》，周作人。 11.1922年3月，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文章日期1922年3月3日；前言日期1923年3月7日；1924年出版。 本文译自The China Quarterly, No. 172(Dec. , 2002). 1042-1064. 注释： ①本文讨论的小说和其他小说均收入《呐喊》，《鲁迅全集》，16卷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下同)，第1卷，第411-564页。 ②1935年鲁迅在其为《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撰写的序文(下文简称《序》)中，提到果戈里和尼采，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239页。两年前，鲁迅曾经照顾一位精神病人，见周作人《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54)，第10-12页。关于章太炎，见陈漱渝《鲁迅史实求真录》(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第203-204页。 ③Leo Lee(李欧梵)，The Romantic Generation of Modern Chinese Writers(《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3，pp.4-7；王德威(David Wang)，Fin de Siècle Splendor：Repressed Modernities of Late Qing Fiction， 1848-1911(《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8. ④《呐喊》前言，《鲁迅全集》，第1卷，第418页。 ⑤其中最著者为袁良骏的《鲁迅研究史》，上下卷(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上卷，第2-12页。文章4为陈漱渝发现，见《鲁迅史实求真录》，第204-205页。 ⑥在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分析里，这些五四人物被称为“代理人”，他们的“实践”基于内化的价值(此处指正在形成的价值)，他们一起进入“文化场”。拙文最终的构思来自一次布迪厄思想研讨会，会上贺麦晓(Michel Hockx)对布迪厄的研究引起了与会者对布迪厄提出的现代中国文学发生模式的关注。见贺麦晓的“Playing the Field：Aspects of Chinese Literary Life in the 1920s”(《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文学生态面面观》)，收入贺麦晓(编辑)的The Literary Field of Twentieth-Century China，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1999)，pp.61-78。 ⑦这方面胡适很早就写了一篇颇有影响的文章，当然他也是新文学的一大旗手。见他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1924；再版，上海：新民国书局，1929)，第67-109页。 ⑧《觉悟》，1923年8月31日。 ⑨张定璜，《鲁迅先生》，收入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北京：未名社，1926)，第21-22页。 ⑩斯坦利·费希(Stanley Fish)，Is There a Textin This Class? The Authority of Interpretive Communities(《这一阶级可有文本?阐释群体的权威》)，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p.48. (11)数字来自Bonnie MacDougall和Kam Louie，The Literature of China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p.19。这一数字涵盖全国，可能包括小学以上的所有教育级别。数目最小，也是最精英的，应是北京各高校的在校生人数，关于这部分人数，陈友康给出的数据是，1919年人数为6111(The May Fourth Movement(《五四运动》)，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0，p.386 )。关于1934年的人数，叶文心给出的全国公认高校人数为27755 (The Alienated Academy(《异化的学院》)，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pp.282-84)。 (12)(21)(64)《读呐喊》，台静农(编)，《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第53-61、55-56、56页。 (13)《我走过的道路》，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第1卷，第125-128页。 (14)1918年，两篇随感录署名鲁迅，1919年，有五篇文章和四篇小说署名鲁迅。 (15)未署名的第一篇和傅斯年的第三篇都表明，作者知道鲁迅即唐俟，唐俟即周树人，这可能是傅斯年从众多朋友那里知道的。 (16)1919年1月16日，书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361页。同月，他的“随想录三十九”开篇就提到傅斯年的文章(《鲁迅全集》，第1卷，第317、319页)。 (17)由北大教授刘半农转交的一封信，未存；《日记》，《鲁迅全集》第14卷，第344页。 (18)《日记》，《鲁迅全集》第14卷，第344页。书信《鲁迅全集》，第7卷，第219-220页。 (19)(34)常惠，《鲁迅先生在北大讲授中国小说史的回忆》，《鲁迅研究论丛》，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第89、89-90页。感谢冯铁(Raoul Findeisen)引起我对这一资料的注意。 (20)在傅斯年的领导下，新潮社推崇西方思想和社会结构优于中国；见王泛森的《傅斯年传》(Fu Ssu-nien：A Life in Chinese History and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pp.27-33. (22)(37)(38)(48)《序》，《鲁迅全集》第6卷，第238、240-241、239-240、240页。鲁迅以第三人称讲述自己。 (23)陈漱渝，《鲁迅在北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第46-47页。 (24)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上海：作家书屋，1949，第2-4页。胡适指出，在1919年，《国民公报》是少数几家发表白话文文章的报纸，但未及详述(《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第98页)。 (25)上海鲁迅纪念馆编，《鲁迅著译系年目录》，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第39-40页，1919年8月和9月。 (26)Howard Boorman (ed.)(包华德编)，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n China(《民国人物传记辞典》)，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67-1970，pp.462-65.Quotation on p.463(引文出自第463页)。 (27)《新青年》1917年3月至7月，以五期刊发。 (28)(52)(58)《日记》，《鲁迅全集》，第14卷，第419、341、483页。 (29)H.Boorman(ed.)(包华德编)，《民国人物传记辞典》，第464页。词条没有署名。作者在介绍吴虞的思想时提到这篇文章，并非评论鲁迅。 (30)(31)(32)《亡友鲁迅印象记》，1947；再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第49-50页。在一定程度上，对许寿裳读到朋友的文章也有所期待，因为鲁迅已经写到过，《新青年》第五期很快出版，其中刊有他写的文章(《书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353页)，后来他又写道，这期杂志已经寄出(同上，第354页)，第356、355页。 (33)《鲁迅的杂文》，《鲁迅与他的遗产》，李欧梵(编)，伯克利：加州大学出版社，1985，第60页(Leo Ou-fan Lee，ed.，Lu Xun and His Legac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35)(36)(44)李欧梵，《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第31、9、12-13页。 (39)(41)Chow Tse-tsung(周策纵)，Research Guide to the May Fourth Movement(《五四运动研究导论》)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items 601， 604， 390. (40)Michel Hockx(贺麦晓)，“The Literary Association and the literary field of early Republican China”(《文学研究会(1920-1947)与民国早期的文学界》)，The 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No.153(March 1998)，p.49-81. (42)报刊与记者的职业化始于1920年代，结果使得记者与作家的职业区分开来。见徐小群的Chinese Professionals and the Republican State：The Rise of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s in Shanghai 1912-1937(《中国的专业人员和民国时期——上海职业协会的崛起》)，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p.161-189. (43)附录文章6。“创作坛”这一词语也出现在题目里，“创作坛漫谈”。 (45)1921年4月11日，鲁迅接孙来信，信中附有沈雁冰(茅盾)和郑振铎的来信，后者是文学研究会的秘书。次日，鲁迅写信给茅盾。《日记》，《鲁迅全集》，第14卷，第402页。 (46)《纪念鲁迅先生》，《忆鲁迅》，茅盾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第62页。 (47)收入《茅盾论鲁迅》，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 (49)孙伏园，《鲁迅先生二三事》，第24页。 (50)《〈阿Q正传〉的成因》，《鲁迅全集》，第3卷，第379页。 (51)茅盾记述过，高一涵和陈独秀一起散发反对段祺瑞的宣传单，结果陈被捕入狱，这就是他著名的三个月牢狱生活的来历(《我走过的路》，第169页)。 (53)(54)《现代评论》，第4卷，第49号(1926年8月21日)。高批评利用小说进行人身攻击的做法，并且以《阿Q》为例。鲁迅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引用了高文，高的文章借此流传开来，第379-380页。 (55)《论短篇小说》，《胡适作品集》，37卷本(台北：远流，1986)，卷3，第139-153页。 (56)胡适此前提到周树人，但以鲁迅为例还是首次。另外，在1922年的3月，他又提到“鲁迅”(名字用了引号)，但文章是写新诗的(《尝试集四版自序》，《胡适作品集》，卷27，第48页)。 (57)《书信》，《鲁迅全集》，第11卷，第412页。 (59)二人互相借书阅览，并就晚清小说的版本和书目问题相互通信。《鲁迅全集》中收入的通信，第11卷，第412、414、423、425页。另参见黄艾仁，《胡适与著名作家》(安徽：安徽大学出版社，1998)，第1-17页；周质平，《胡适与鲁迅》(台北：时报出版社，1988)，特别是第11-48页。 (60)钱在鲁迅去世后做出的评价；引自陈漱渝，《鲁迅史实求真录》，第61-62页。二人曾是关系近密的同事，但是从1929年起，关系开始疏远。 (61)《我所见于“示众”者》，台静农，《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第112页。 (62)Y生，《读〈呐喊〉》；冯文炳，《呐喊》；同上，第69、86页，《觉悟》，1922年3月31日。 (63)《〈呐喊〉的评论》，第72、82页。 (65)马珏，《初次见鲁迅先生》，台静农，《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第47-51页；冯文炳，《呐喊》，第87页。 (66)天用(笔名)，《呐喊》，台静农，《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第96-99页。 (67)《关于鲁迅先生》，《晨报副刊》，1924年1月12日。后来孙伏园又说这是他自己的推断。见n.49，袁良骏，《鲁迅研究史》，第17页，并未把曾(秋士)当成笔名。 (68)Y生，《读〈呐喊〉》，第63页；玉狼，《鲁迅的呐喊》，台静农，《关于鲁迅及其著作》，第89页。 (69)《〈呐喊〉的评论》，第76-81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