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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遇春的当代文学论集《西部作家精神档案》(商务印书馆，2012年7月版)的意义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西部作家”的研究对象所具有的当代文学史意义。张贤亮、陈忠实、贾平凹、路遥，以及后起的红柯、李锐——他们不仅仅是中国“西部文学”的代际标竿，更是转型期中国文学(新文学三十年)的经典性作家——他们各个以自我生命的裂变与文学创作的追寻与创化，极为丰富地承载与体现着转型期中国的精神与灵魂的“苦难的历程”。 其次，是对西部作家的“精神档案”的精神描摹与精准研究。从事文学批评之初，李遇春便确立了他的文学批评理念：“我以为，小说当有三界——现实世界、技术世界和心灵世界，我的剖析对象正是‘西部作家’深层的心灵世界”。如此清晰明确地确立自己的文学批评理念，显出李遇春文学批评的“早慧”与深刻。我们看到，遇春的文学研究，总能从丰富复杂的小说现实世界，经由小说语言、结构、叙事、修辞等“技术世界”的学理性阐释，直抵西部作家那幽隐而深层的“心灵世界”。在张贤亮的小说世界，遇春把握住张贤亮小说的忏悔精神与死亡心理，解析作家因为生命本能的压抑与幻想，而生成的小说文本形式与样态；从陈忠实的小说创作中，遇春抉发出作家潜藏的中国文化恋父情结；在贾平凹的小说世界，透视出作家那颗“传统暗影中的现代灵魂”；从路遥的创作经历，爬梳出作家由政治焦虑到文化焦虑再到生命焦虑的心路轨迹……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遇春的文学批评，犹如一把“精神解剖刀”，遇春就是一位作家精神的解剖者与演示者。随着他那既平实稳健又层层深入的精神解剖，李遇春与他的读者一路收获着发现式的惊喜与智性快感。 再者是李遇春文学批评的“史证”与“心证”的文学研究立场与方法。当代文学研究，自1984年所谓“文学研究方法热”以降，几成各种“新方法新概念”的实验场。你方唱罢我登台，各领风骚三五天。当代文学批评，看似热闹，但实难为当代文学研究学术史留下些许实绩。匆忙与浮泛、生硬与拼贴，成为当代文学批评为人诟病之所在。值得敬重的，李遇春以他质朴勤勉的性格，将当代文学批评与清代朴学的“轻主观而重客观、贱演绎而尊归纳”的学术传统相对接。“我推崇在实证基础上的阐释”。“真正的文学阐释应该从文本的形式，如叙述和结构等方面去寻找‘形式的意识形态’”。在当代文学批评方法看似“繁花似锦”的年月，遇春亮出近乎老套而传统的“实证”批评方法。仅此，显示出他如鲁迅当年推崇的“不做作，勿卖弄”的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姿态，更显出他意图建构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品格与学术尊严的学术志向。 “实证”式文学批评，既包括对作家全部创作文字的文本细读，对作家身世身份创作流变的详尽考释，还包括类于文学的田野调查式的资料考辩、作家文化营养构成，乃至地域文化中外文化的文化谱系文学脉络的爬梳与厘定。毫无疑问，这样的文学批评，必须“以阐释者的经验和知识为依据”(於可训语)，必须以大量的文献阅读为基础，以勤勉朴实的学风为前提。李遇春是把文学批评当作扎扎实实的学术工程，容不得半点的机巧与浮滑。因此，《西部作家精神档案》所收录的六位作家专论，皆具高密度的文学分析与思维运行的信息量，皆显厚重踏实广博丰富的文字功力与文学批评的学术分量。即便一份与作家贾平凹的采访提纲，都可看出遇春为此所做足的案头功夫与学理含量(见《贾平凹笔答李遇春问》)。 李遇春的实证式文学批评，以近乎传统朴学的“史证”为底蕴根底，以对当代作家的“心灵世界”的“心证”为学术突破口与创新点。如何实现“心证”？证“史”旨在于证“心”。对作家精神的心路历程，对作家潜意识深层心理世界的分析揭示，是遇春文学批评的鹄的与目标。为此，创作心理学、变态心理学，精神分析学说、文化心理分析、神话与原型批评方法……大量的由西方引进的知识学理，只是被李遇春作为工具性的研究媒质，介入到自己的文学研究实践中，从而使李遇春对西部作家精神档案的描摹与建构，避免了心灵探险式文学批评惯有的主观随意性与猜想性，突显出持论公允、论有所持、言必有据的学理科学性。正是有了“史证”与“心证”的学术功力与学理功能，才使李遇春的文学批评，在朴实稳健的底子里，又处处显现“我认为”，“我坚持认为”这类论断果决、立论鲜明的风采与睿智！ 自新文学诞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总免不了上世纪20年代鲁迅所批评的“捧杀”与“棒杀”式的人情式文学批评，20世纪30年代李健吾所批评的或“法官断案”式的，或“印象式欣赏”类的文学批评。近年又曾热闹一时的以制造文学批评趋时效应的所谓“时评”与“酷评”。或许，正因为当代文学批评一向不屑于或无能于文学批评的学术建构，才使得它几度成为人们所诟病所嘲弄的对象。从这种文学批评的存在背景来看，李遇春的文学批评的突出意义，在于它赋予了当代文学批评的学术品格，并为此赢得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尊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