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礼贤发表《易经》后，这个学术标志成为他跻身德国社交界的一张名片。黑塞曾这样描述道： 除了《道德经》之外，没有一本中国古典作品像威廉［卫礼贤］翻译的《易经》那样，迎合了魏玛共和国有教养的德语阶层的中国热。威廉应邀参加了贵族和中产阶级举办的沙龙，例如他去拜访凯瑟林伯爵和伯爵的靠山——黑森州的大公爵以及他的秘书哈登堡伯爵、西尔斯多普伯爵夫人、菲特海姆男爵和一些狂热的企业家夫人，以及同样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荣格和他的夫人，威廉根据《易经》并借助欧蓍草秆为这些人预卜命运。无疑，威廉取得了社会地位，但他极其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情：大约是新年的时候，他也根据《易经》为自己和家人占卜问卦。(12) 这股中国热始于19世纪末，起源于欧洲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扩张和自身文化危机。1871年随着德国的统一，威廉二世急于挤进西方列强，把远东中国纳入继非洲和大洋洲后的殖民掠夺对象，中国也就越来越多地成为政治、文化、探险和消遣的公共话题，1900前后二三十年间以《德国评论》(Deutsche Rundschau)为代表的数种德国文化刊物讨论中国的话题集中于殖民问题、实用主义和文化差异等几个方面，可谓意见纷呈，红脸白脸兼唱，有的把中国看作带给西方威胁的瘟疫，把西方视为东方的拯救者；有的认为中国的能源供应能促进德国经济发展，还有的甚至把中国看作抵制“美国精神影响”的一种必要反作用力，当然也不乏主张对东西方文化互相兼容的倡导者。(13)随着德意志帝国的快速崛起以及欧洲大战的发生，精英知识分子们敏感地意识到了西方自身的文化弊端，转而把相对平静的东方尤其是东方古典精神作为他们反思的参照物，从中获取更新的力量，如前文提到的凯瑟林伯爵周围的智慧学派及克拉邦德(Klabund 1890－1928)等热心改译中国古典文学的一批表现主义诗人，还有犹太学者马丁·布伯等。卫礼贤对中国典籍的翻译虽然被学院派的汉学视为不规范的异类，殊不知正是因为他这些全面而多产的译介给德语读者打开了一扇窗户，他也因此成为一个符号，一种时尚，受到贵族沙龙和学术讲堂的欢迎，或得到资助。当卫礼贤主持的法兰克福大学中国学院在1925年成立时，其董事会就是由50名“有名望的贵族和中产阶级人士”组成，包括作家豪普特曼和霍夫曼斯塔尔(还有中国的蔡元培)。(14)卫礼贤所掌握的神秘《易经》对那些动荡不安的灵魂们所具有的魔力就可想而知。 西方对《易经》有两种认识传统，一是科学，包括数理的、哲学的认识等，二是神秘，主要针对其卜筮功用。最早向西方介绍《易经》的葡萄牙传教士曾德昭(Alvaro Semedo, 1585－1658)在他编著的《中华大帝国史》中将《易经》介绍为自然哲学著作，认为是通过自然原则来预测未来；意大利传教士卫匡国(Martino Martini, 1614－1661)把《易经》视为“中国第一部科学数学著作”，而法国有名的索引派代表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主要是从《易经》中寻找与《圣经》遗迹(15)。卫礼贤对《易经》的全面认识引导着两方对此书的现代接受，即将《易经》的占卜功能尽量置于西方“科学”的认识范畴之下，但它又能弥补西方科学对内在自我认识的不足。他称《易经》“是属于世界文学最重要的书”，“中国哲学的两个学派——儒家和道家，共同置根其上”(16)。 卫礼贤对占卜的解读是：《易经》以运动为原理，描绘出每种状态自始至终的整个发展轨迹，人们通过观察这些轨迹，就能从萌芽状态事先推断其未来发展，它帮助人理解命运，使自己的行动适应命运，在必要时还可通过自己的行动来改善命运，以与时代保持一致，并借此保证在时代变化中持久不变的内心自由。另外，《易经》占卜作用于人的无意识这一非理性的残余领域，能促使潜意识流发生作用。所以卫礼贤认为，西方文化通过技术、科学在向外界和表面扩展过程中迷失了自我，因此有必要关注其内心，而这是《易经》等东方智慧所能给予的。(17)荣格借助于卫礼贤的翻译，将《易经》更向专业心理学领域大大推进了一步，他把《易经》看作是更新西方理念的阿基米德支点，解释《易经》的科学基础不是因果关系原则，而是另一种他称为同步(或同时性)的陌生原则，他把它纳入无意识，并为处在现代文化危机中的西方所亟须：“我知道我们的无意识中充满了东方的象征主义。东方精神真的就在我们的门口。因此，我认为，对道的探求——对生命的意义的探求已经成为我们当中的集体现象。”(18)黑塞受卫礼贤和荣格影响，重视《易经》的占卜作用，同时也从《易经》中发现了文学性，他在卫译《易经》出版一年后的相关书评中写道： 这是一本高龄书，已有一千岁了，但此前还没有德语译本。它叫《易经》，即变易之书，是中国一本古老的智慧之书和魔法之书。人们把它当作占卜书用，以便在生活陷入困境时得到指引。人们也可以只因它的智慧就喜欢它、使用它……这本变易之书放在我的卧室已有半年了，我每次读它不超过一页。当你熟悉并深入某个符号组合，比如乾，代表开创；巽，代表谦虚柔顺，这样，你就不是在阅读，也不是在思考，而是好像在观赏行云流水，仿佛身临其境。所有你能够想到的，能够经历的一切，都写在这本书里。(19) 中国语境中从《易经》诞生之日起就将占卜与伦理不分轩轾，有“文王拘羑里而演周易”之说。黑塞却从《易经》的形象性特点、思维方式及占卜功能等方面接受了《易经》的美学特质、神圣性及实用性。他喜欢《易经》中的“图象世界”，而相对忽视其中的伦理道德内容。他在1926年给卫礼贤的书信中写道：“您的中国世界以它的神奇一面吸引我，而它出色的道德秩序对我这个非社会者来说，尽管值得钦佩却依然陌生。可惜对于《易经》我也只能部分地接受。我有时思考它的深刻而丰满的图象世界，而不会让一种本质关系停留于注释的伦理标准。在我所坐的干枯树枝上，可惜开不出国家、家庭和社会所有关系世界的鲜花。”(20)在黑塞看来，《易经》中所包含的有关人际关系的诸多道德伦理与他生活于其间的西方世界是无法沟通的，因而他宁愿舍弃其伦理而偏爱它的形象世界。但实际上，当他后来将《易经》化用在《玻璃球游戏》中后，他无形中也利用到了它的伦理价值，这是由《易经》的内在属性所决定的。 像其他西方人一样，黑塞也为《易经》的卜筮所吸引，曾手绘研习六十四卦，还效法卫礼贤，将它验之于生活。1954年，前联邦德国总理、黑塞昔日文友特奥多尔·霍伊斯(Theodor Heuss)邀请黑塞接受荣誉勋章。黑塞对于是否接受很犹豫，在给霍伊斯的公开信中说，根据他的亚洲信念，他应该藐视任何世俗荣誉，拒绝邀请；但因为出于对邀请者个人的尊敬，他又不便于简单回绝，为了得到答案，他只得求助于《易经》占卜；他给自己占了一卦，得到了“泰卦”，其判辞是：“天地交，泰。后以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这是一副天地相交、阴阳顺畅、利国利民的吉卦，所以他答应接受邀请。时年黑塞已78岁，他占卦问卜并公之于世之举以对抗世俗的无畏勇气似乎在表白自己终身对《易经》的无悔选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