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代中国文学和日本的关系，与其和欧美的关系具有差异性。这差异性一方面与近代中日两国历史关系的特殊状况相关联，同时也取决于中国留日作家群体在中国新文学发生过程中承担的功能。 1928年，郭沫若在《桌子跳舞》一文中谈及中国新文坛的时候不无自豪地说：“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他说的是事实。他本人和周氏兄弟、郁达夫等“五四”新文学主将均留学日本，并且是在日本开始文学生涯。中国最早比较有影响力的话剧团体春柳社1907年成立于日本，开中国留学生先河的《留东外史》是在东京开始创作，“五四”时期两大文学社团之一的创造社成立于日本……这些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可以说日本是中国新文学的起点。 留日作家群对日本的表达及其对日本影响的接受，确认了他们在近代中日文学关系中的“媒介”身份。他们描绘日本社会的生活形态，将感性的日本呈现给中国读者——比如不肖生的《留东外史》与崔万秋的《新路》日本风土民情的描绘。同时，他们也把来自日本的影响转化为文化精神融入20世纪的中国文学——不肖生对福田英子共和思想的认同、鲁迅的“改造国民性”思想、周作人对日本新村运动的介绍等等，均属此列。仅就作家之间的关系而言，夏目漱石之于鲁迅、武者小路实笃之于周作人、佐藤春夫之于郁达夫，等等，都有直接的影响关系。一个奇特的文学现象是：日本作家往往作为“作品中的人物”出现在中国新文学作家的作品之中。不肖生笔下的小说人物阅读小杉天外，徐祖正剧本中的人物阅读武者小路实笃。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崔万秋的《新路》。《新路》的背景是1930年至1931年的日本，小说中留学日本的中国人总是与日本名作家相遇：林婉华失恋之后踏上旅途，在火车站遇到了前往新村的武者小路实笃，实笃还带着情人真杉静枝；金秀兰喜爱读书，正在阅读《朝日新闻》连载的佐藤春夫的小说《骄傲的女性》。事实上，当时实笃确实经常由真杉静枝陪同往来于东京和宫崎的新村之间，佐藤春夫的《骄傲的女性》也确实是从昭和五年(1930)一月起在《大阪朝日新闻》上连载。 留日作家的“媒介”性质是双向的而非单向的，是主动的同时也是被动的。他们叙述着日本，同时也被日本人叙述。1938年初，日本近代著名作家佐藤春夫(1892-1964)创作了电影脚本《亚细亚之子》，作品的主人公就是郭沫若和郁达夫。六年之后，同样是日本近代著名作家的太宰治(1909-1948)，也以鲁迅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的留学生活及其与藤野先生的关系为题材，创作了长篇小说《惜别》。 以留日作家群为媒介，“日本”与中国新文学发生了如此直接、如此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甚至在某些侧面促成了中日现代文学的“一体化”。20世纪20年代后期在中国文坛兴起的无产阶级文学以留日归来的李初梨等人为中介，直接受到日本“普罗文学”的影响，从而使两国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融为一体。“一体化”的代表性文学事件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作家孙俍工对武者小路实笃的反战剧本《一个青年的梦》的续写。中日两国作家在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中创作一部作品的正、续集，这似乎是惟一的。 保持这种密切关系的中日现代文学，最适合于用比较文学的研究方法来把握。或者说，这种国别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本身，证明着比较文学学科成立的必然性。在比较文学作为一个学科受到个别的、伴随着狭隘的学术观念怀疑的时候，中日现代文学的这种关系在文学研究方法论的层面上具有启示意义。 中国人留学日本的历史背景决定着留日作家的“文学”具有“非文学”的性质。始自1896年的留日学生派遣作为“甲午战争”失败的副产品之一，对于中国人来说是被动性的也是屈辱性的——它意味着中日两国间延续了两千年的主从关系、师生关系的倒转。中国人是怀着弱国子民的心态以及与此相表里的阿Q式文化优越感开始留学日本的。不幸的是，从中国在甲午失败到1945年日本投降，两国间压迫与抗争、侵略与反侵略的关系持续了50年。这种关系投射到个人身上，体现为身份的高度“国民化”。中日作家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展开认识活动与话语活动，文学创作因之成为表现民族意识、确认国民身份的方式。相关的例证有许多。郭沫若“别妇抛雏”回国参加抗日战争的时候，某些日本作家戴上钢盔作为“笔部队”的成员进入了中国；中国作家组织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日本作家则成立了日本文学报国会。 国民身份的确立使中日两国作家之间保持着对立的姿态。郁达夫在《日本娼妇与文士》一文中对佐藤春夫的斥责，巴金对林房雄、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的不满，都是这种对立的表征。不过，这种对立仅仅是事物的一个层面，在更深的层面上，中日两国作家暗示出相似甚至相同的逻辑形式，那就是“作家”身份被“国民”身份压倒，将文学工具化、使文学承担政治意识形态功能。于是作家们直接进入历史，文亦随之被高度历史化。在这个背景下，佐藤春夫创作《亚细亚之子》，用虚构的方式颠覆郭沫若的爱国行动，将郭沫若拉入战时日本的意识形态之中，太宰治应日本文学报国会的请求创作《惜别》，在官方给定的框架内利用鲁迅阐释“大东亚共荣”。1919年前后武者小路实笃和周作人曾经通过新村运动的倡导在两国的文学界和思想界展示出“人类主义者”的姿态，但是，20年过去之后，前者成为日本文学报国会的戏剧文学部部长，后者成为傀儡政权的“教育督办”，都被组合进了战时国家机器。 中日两国现代文学关系的特质，一方面在于它的关联性，一方面在于它是作为文学关系之外的历史关系存在的。它的意义不仅在于作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天然性”，还在于它是清理历史、清理思想史的一种材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