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15日巴金从上海启程赴法国,2月19日到达法国,翌年在巴黎完成第一部中篇小说《灭亡》, 1928年12月回国抵达上海。
    巴金对这段留法生活有很多回忆,巴金和同学在巴黎上夜校补习法语,很多时间是在拉丁区一旅馆的阁楼里读“那些别人不要读的书”和写作《灭亡》。其实,在《巴金全集》中,巴金提到的法国作家是极少数的,我们不必夸大巴金对法国文学的普遍或者深入阅读。在留法之前,巴金并不像别的“五四”一代作家,对文学学科有自觉的认识,在写作上表现出对方法技巧的热情,巴金一再说自己不是一个文学家,“我说过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是文学和人的一致,就是说要言行一致,作家在生活中做的和在作品中写的要一致,要表现自己的人格,不要隐瞒自己的内心。”〔1〕似乎这是巴金乐于表达出来的观念。他仿佛是不得不讲述一些斗争着的生活的激情故事,一些充满忧郁的青春理想和信仰的故事。巴金写道:“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2〕巴金深深陷入青春的骚动,和自我矛盾、困惑、痛苦之中,以安那其主义、俄苏批评为主的社会学的思想包围着巴金,但巴金并不是决定的革命者。
    巴金反复申述,人类所追求的都是同样的东西———青春、生命、活动、爱情,不仅为他们自己,而且也为别的人。安那其主义和法国文学一直促进巴金永远书写青春、生命、活动、爱情,以及为之而搏斗的故事。
    一
    巴金阅读了大量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文献。他在《〈沉默〉序》里提到拉马丁《吉隆特党史》、米席勒《法国历史》等八种以上论著,热情推崇拉马丁的优美文笔,并在《法国大革命的故事》叙述了法国革命的完整过程。巴金对大革命中的英雄罗伯斯庇尔、马拉、丹东等表达了新的看法,并写作了短篇小说《马拉的死》《丹东的悲哀》《罗伯斯庇尔的秘密》,而后在散文《马拉、哥代和亚当·鲁克斯》及译A·托尔斯泰的戏剧《丹东之死》时,表达了对斗争中的美德如勇敢、热忱、牺牲、高尚、无我精神的赞美。法国大革命为安那其主义提供了想像化的历史基础。
    巴金说:“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骚、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3〕考察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对巴金的事实影响,可以发现巴金接受法国文学的细节。晚清时期,卢梭就已经传入中国,主要是当时的中国人从日本接受的。巴金所在的传统大家庭里并不缺少留学日本的长辈,然而巴金明确地提到卢梭是在他的留法巴黎生活回忆,回忆表示对卢梭产生一种亲人的感觉。后来,巴金在《卢骚与罗伯斯庇尔》较为详细地写到卢梭,卢梭式的反对不平等、社会契约、个性的尊严、热诚坦白等观念确实一直在巴金的创作中表现,成为巴金创作最亮色的主题思想。
    1927年以后的中国,卢梭的思想已经落潮,甚至法国大革命的思潮也已经退却,然而巴金还是从安那其主义回溯到法国大革命,回溯到卢梭。其间是巨大的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巴金选择了在卢梭与安那其主义之间某种思想———克鲁泡特金主义。换言之,巴金更多地从卢梭的共和国追随者身上发现了卢梭,想像了卢梭的精神形象。或许巴金读过卢梭的翻译作品或法语原著,然而巴金对卢梭的追求是什么?他没有确实地指出。虽然巴金多次称卢梭是他的法国的老师,但我们不必把《忏悔录》与《随想录》强硬地比较,卢梭的情感主义到了现代中国的创作中是不明显的。总而言之,卢梭对于巴金而言是一个模糊的形象。卢梭成了巴金的理想主义的想像性的形象。
    二
    雨果是巴金的另一个法国的文学老师。晚清就出现了雨果作品的翻译和批评,雨果是在中国近现代被广为译介的法国作家,巴金在回复法国学者明兴礼时写道:“在我幼年的时候,法国小说作家雨果的作品也很流行,比方他的LesMisérables (《悲惨世界》,引者注), Les Tra-vailleursde la Terre (《海上劳工》,引者注),Notre-Dame (《巴黎圣母院》,引者注),以后我都找到了翻译本。”〔4〕巴金在散文《神》中还提到雨果的《历代传说》。巴金什么时间开始阅读雨果的作品,是研究雨果与巴金影响关系的关键。显然巴金在创作《灭亡》之前已经阅读过雨果的作品,雨果的浪漫主义的写作方法似乎影响了巴金,雨果式的浪漫主义的写作方法即自我的激情叙述。巴金一再申述他的创作是依靠情感,巴金并不缺乏创作的素材,他热烈地讲述着他所知道的故事,和故事中的悲哀的生命,和生命理想的价值。克鲁泡特金主义的生命学说与中国传统的仁者爱人的观念构成了巴金整个表现生命的叙述的基础。
    1820年代,雨果的“自由主义”在道德和美学上推崇对立理论,提出了大胆的善恶-美丑的辩证法,而且雨果在《巴黎圣母院》等作品中刻画的丑的形象具有了高度的文学价值和审美意义,巴金似乎对雨果的善恶-美丑的辩证法有显著的兴趣,巴金在小说《爱的摧残》《砂丁》《雪》等中运用了“形体的丑是善的,形体的美是恶的”辩证法,然而巴金对雨果的道德和美学上的对立理论并没有真正自觉学习,巴金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观念:摧毁恶的专制制度。雨果在《悲惨世界》做出了社会问题写作:男人因穷困而败德,女人因饥饿而堕落,儿童因黑暗而孱弱,然而巴金并不追随这种主题的写作,巴金一再申述是在写真实和写生活,即对旧道德旧制度残害生命的揭露。
    三
    左拉是巴金的另一个法国的文学老师。“五四”前后,中国期刊出现了数量众多的左拉翻译批评,然而巴金并没有广泛阅读左拉。到了1961年,巴金在《谈〈新生〉及其它》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对左拉作品的阅读。对于容纳着20部小说的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巴金并不喜欢,不过巴金又承认,左拉的小说“抓住了我的心,小说中那么多的人物活在我的眼前”〔5〕。
    巴金认为左拉的小说《萌芽》深刻有力地描写了工人的困苦生活,也写了几个可爱的女人,但左拉这位“以人生为实验室的冷静的解剖者”写出的爱情,却不及“热情的安那其主义者”米尔波的剧本《工女马得兰》中的爱情来得美丽〔6〕。1932年巴金在《春天里的秋天》的序言里写道:“我要拿起我的笔做武器,为他们冲锋,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坚决的呼声‘J\'accuse’(我控诉)。”〔7〕而巴金认为左拉的小说就是对社会的揭露和批判。巴金多次重申了向垂死的社会制度的控诉,如1937年关于《家》的回忆和散文集《控诉》的“前记”里均可见到。这些事实表明, 1931~1937年,左拉对巴金发生着积极的影响。
    巴金认为左拉的作品总能引起他的创作欲望,使他扩大自己的写作计划,如打算写作小说三部曲:《灭亡》《新生》《黎明》,后来计划扩展为五部小说,增加《春梦》《一生》。事实上,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的结构方案对巴金一直创作家庭小说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虽然巴金并不特别关心家族的社会史和自然史。而且,左拉的《萌芽》的工人题材还影响到巴金的小说《砂丁》《雪》等。
    左拉的《卢贡-马卡尔家族》是关于一个家族历史的系列小说,左拉在实践他的自然主义理论,左拉的目标是写个人的气质和生理学的表征。巴金在完成《灭亡》之后开始计划创作连续的家庭小说,是接受了左拉的影响,但巴金还动摇在安那其主义和骚动不安的故事写作之间,1931年大哥李尧枚的自杀深深震动了巴金,可能是巴金最后转向左拉的一个直接原因。在小说中完成对垂死制度下的大家族的控诉,于是巴金早期的安那其主义被纳入到家族的历史叙述中。
    巴金一开始没有移用左拉的客观叙述和科学性小说的研究方法,巴金反复陈述他的创作是对性格的刻画和关于生命搏斗的故事。
    在左拉的《萌芽》之前,法国已经出现写矿工的小说,然而左拉的《萌芽》是第一次伟大的成功。《萌芽》是一部戏剧性结构与诗的结构相结合的小说,爱情故事给悲惨动人的矿工生活与罢工斗争带来了一些浪漫情调,而矿区的氛围中有一种现代的神奇成分。更为壮阔的是对矿区封闭、阴郁、绝望的生活世界的描写及体现出的黑色小说式的窒息感与压迫感。巴金也创作出以矿工为题材的小说《砂丁》《雪》(《雪》的原名也是《萌芽》),然而巴金小说主要是揭露矿工的苦难、垂死的制度,表现安那其主义的民众形象。巴金在《砂丁》的“序”中写道:“我是把一个垂死的制度摆在人们的面前,指给人们看:‘这儿是伤痕,这儿是血,你们看!’”〔8〕这恰是安那其主义所聚焦的工人阶级解放问题。
    另一方面, 1929年《〈灭亡〉作者底自白》里巴金写道:“他(指杜大心,引者注)之所以为罗曼谛克的革命家,他之所以憎恶人类,一是由于他底环境,二是因为他底肺病。最重要的就是他那不停地在发展的肺病。”〔9〕这隐约可见左拉的自然主义主张:生理学的分析和环境决定论。巴金在《砂丁》的“序”中写道:“这是我用另一种笔调写成的中篇小说”〔10〕,显然巴金暗示了对左拉自然主义方法的移用。巴金不动声色地接近左拉和自然主义,巴金在《雪》的“序”中强调了自己去煤矿作了调查,虽然后来巴金还是坦白说对矿工没有真实地了解。由于小说《砂丁》《雪》是对左拉作品的模仿,那种对立景象式的描写是显然的,巴金也像左拉一样对矿工充满同情。其实,巴金对左拉的接受是复杂的,巴金的选择和创作个性表明左拉的影响是有限的。
    四
    罗曼·罗兰是巴金的另一个法国的文学老师。“五四”前后,中国期刊上出现了数量众多的罗曼·罗兰翻译批评,然而巴金在致法国学者明兴礼的书信中指出,“读罗曼·罗兰的作品,只是在去法国以后”〔11〕。巴金《死牢囚中的六年》引用了罗曼·罗兰;而后论法国大革命,巴金再次引用了罗曼·罗兰;为《激流三部曲》写作的“总序”,巴金又一次引用了罗曼·罗兰;《读书杂记》第一则提及罗曼·罗兰的《爱与死的搏斗》。巴金指出他是喜欢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多夫》、三部传记(《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大革命戏剧,巴金对罗曼·罗兰的阅读仅限于此?事实是,罗曼·罗兰于巴金在思想和文学方面有悬殊的距离。
    1920年代,中国普遍流行法国式观念:真善美,有趣的是,巴金放弃了“善”的观念,而是强调了生命,巴金执着地关注生命、表现生命、发现生命。这有罗曼·罗兰的启发吗?巴金承认罗曼·罗兰作品中的英雄主义对他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巴金的创作中并不太多表现出英雄主义,甚至巴金对英雄主义有独特的看法。在致明兴礼的书信中,巴金指出,“他(即罗曼·罗兰,引者注)使我更好好地明瞭贝多芬的‘由痛苦中得到快乐’。”“‘爱真,爱美,爱生命’。
    这是他教给我的。”〔12〕巴金在《激流》 “总序”写道:“生活并不是悲剧。它是一场‘搏斗’。
    我们生活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罗曼·罗兰的回答是‘为的是来征服它’。
    我认为他说得不错。”〔13〕罗曼·罗兰写过《爱与死的游戏》(LeJeu de l\'Amour etde laMort,巴金称之为《爱与死的搏斗》),其实罗曼·罗兰并不是写征服生命,而巴金却发现了罗曼·罗兰所创作的生命的模范和典型。换言之,罗曼·罗兰创作的贝多芬形象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巴金,使巴金摆脱忧郁和死亡的幻影,即要以生命征服一切。罗曼·罗兰比列夫·托尔斯泰有更可取的对生命对文明的积极态度,有搏斗不息的精神,显然巴金同情罗曼·罗兰的进步观念和积极态度。
    因为安那其主义也是主张进步和积极的理想主义观念。需要指出的是,巴金引用了罗曼·罗兰《七月十四日》中马拉的一段对白,它指示着巴金对罗曼·罗兰的一种理解方式。
    有趣的是,巴金在《一封公开的信———给钟时同志》里明确表示罗曼·罗兰的人道主义与安那其主义有根本性的分歧。然而,罗曼·罗兰与巴金的安那其主义在法国大革命的观念上有暂时而表面的一致,罗曼·罗兰和巴金都表现出对理想主义的同情。
    罗曼·罗兰创作了诸如《七月十四日》《丹东》《群狼》《到来的时间》这样的革命戏剧,此外还创作过戏剧《罗伯斯庇尔》,罗曼·罗兰更多地关注时代精神和作历史反思,在革新的戏剧形式下,罗曼·罗兰表现了和平主义的关切和大革命的崇高的理想,表现罗伯斯庇尔和丹东的人格冲突,揭示更深的法国文明的痼疾。而巴金,他认识的法国大革命、丹东、罗伯斯庇尔,更多是安那其主义视角下的情景,巴金往往撇开历史维度的事件,染上浓重的主义与信仰的色彩,甚至对现代中国作出影射式批评。
    另外,巴金有几次论及法国思想家龚多塞;巴金还有些创作与法国有关,如短篇小说集《复仇》里的小说大多数以法国为背景,人物和叙述有模仿的痕迹。
    巴金阅读了一些法国文学作品,大多情形下,巴金并没有表现出文学学科的自觉、理论的探索,而是一种独立的发现式阅读。左拉的《萌芽》对巴金有着明显的亲和力,影响了巴金的一些小说的创作实践,罗曼·罗兰曾经启发和鼓舞了巴金的创作,尤其是罗曼·罗兰的革命戏剧对巴金认识法国大革命发挥了一些影响。然而,法国留学生活极大改变了创作思维,在开放的叙述结构中,巴金开始了一种新的家庭小说的创作模式。
    参考文献
    〔1〕巴金.巴金全集·卷19〔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615.
    〔2〕〔3〕〔5〕巴金.巴金全集·卷20〔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569, 562, 400.
    〔4〕〔11〕〔12〕巴金.巴金全集·卷24〔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4. 115-117.
    〔6〕〔9〕巴金.巴金全集·卷12〔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9. 288-289, 239.
    〔7〕〔8〕〔10〕巴金.巴金全集·卷5〔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8. 97, 196, 195.
    〔13〕巴金.巴金全集·卷1〔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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