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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切斯特夫妇在对待周围人的态度上的最大分歧，毫无疑问在于如何评价厨娘克里斯托芬。对安托瓦内特来说，克里斯托芬是一位慈爱的母亲；对罗切斯特来说，她是灾祸的源头。厨娘视小主人为己出，不但给她烹饪美味可口的食物，还给她吟唱当地的歌谣，讲述千百年流传下来的故事。在草木繁盛、空寂无人的山野荒园中，在父母的关爱缺场的情况下，只有克里斯托芬的厨房让安托瓦内特感到安全温暖。在安托瓦内特家道中落、孤立无助的时候，全靠不离不弃的黑人厨娘一手张罗，一家人才得以远离饥饿。 在安托瓦内特遭遇婚姻危机时，克里斯托芬再一次成为她的坚强后盾。里斯在文本中展示了一幕已婚女人情感受挫后回娘家的情景：“后来我叫醒她，让她坐在太阳里，在清凉的河水里洗澡。尽管她困得连腰都直不起来。我给她炖了好吃的浓汤。有牛奶就给她喝，从自家果树上采下果子给她吃。她没胃口的时候，我就说：‘给我个面子，吃一点吧，doudou。’就这样她才肯吃，吃完又睡觉了”(里斯151)。厨娘不仅提供滋补身体的食物，还给精神崩溃的安托瓦内特注入生活的信念。 然而，在罗切斯特看来，克里斯托芬恰恰是一个破坏他和妻子婚姻关系的负面人物。他诬陷克里斯托芬，把他妻子精神不振的责任全部推到她头上：“我看你是用劣质朗姆酒把她灌了个烂醉，搞得她精神崩溃。我几乎都认不出她来了。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干——我想是恨我吧”(里斯152)；“这里发生的一切都要怪你，所以你不要再来了”(156)。在加勒比地区，上层富人和底层穷人都爱喝朗姆酒，当然他们饮用的酒在品质和价格上相差悬殊。小说中有一处描写了克里斯托芬的儿子乔乔劳作之后回到家将半杯白朗姆酒一饮而尽(110)，但并没有关于安托瓦内特在厨娘家喝酒的叙述，倒是罗切斯特夫妇在自己家中喝酒或酗酒的场景反复出现。克里斯托芬成为罗切斯特这个殖民主义和父权主义代表的替罪羊。 令读者感到鼓舞的是，厨娘不甘于做沉默的羔羊，虽然她一生忠诚地为老奴隶主一家效劳，但她绝不臣服于这个闯入殖民地的英国男人。克里斯托芬就像西印度群岛这片古老的土地一样，似乎永远不会发生变化。她坚守着土著身份，对本地的饮食和风俗怀有强烈的自豪感： 在她[安托瓦内特]周围打转的黑女人[克里斯托芬]说：“姑爷，尝尝我泡的牛血。”她递给我的咖啡很好喝，她手指细长，我觉得挺漂亮。 “不是英国太太们喝的那种马尿，”她说，“我了解她们。喝就喝黄马尿，说就说瞎胡扯。”她向门口走去，裙子拖地，沙沙作响。她在门口转过身来：“我叫个女孩来清理你们弄得到处都是的鸡蛋花，这会招来蟑螂。小心点，别踩在花上滑一跤，姑爷。”她轻快地走出门去。 “她的咖啡味道很好，但说的话太难听，而且她应该提起裙子走路。一大截裙摆拖在地上，肯定会脏得厉害。” “她们不提起裙子是表示尊敬，”安托瓦内特说，“或者是在节日期间，或者是在望弥撒的时候才不提起裙子。”(里斯74) 这段文字对于理解不同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克里斯托芬的个性都具有重要启示。首先，种族之间的误解从这段话中可见一斑。男主人认为克里斯托芬应该提起裙子走路，但他不知道当地女仆不提起裙子走路意味着对主人的尊敬。当然，厨娘是为了尊敬安托瓦内特才不提起裙子走路，而不是为了尊敬她的丈夫。其次，克里斯托芬对本土食物大加赞赏，对殖民者的食物却不以为然，她满怀优越感地给英国男人提供本土食物，成功地把食物当作反抗帝国主义的有力武器。 与克里斯托芬矢志不渝的身份固守不同，安托瓦内特的身份认同摇摆不定，这为她的精神分裂埋下了祸根。她的一生经历了太多沧桑，家族变迁的印记在饮食上得到充分的体现。安托瓦内特生父的去世是她生命中最重要的转折，她由一个享用八珍玉食的小公主沦落为险些食不果腹的“小乞丐”。小说中第一次提到吃的场景便是致命的，她家的马被人毒死了。多亏克里斯托芬这个巧妇的艰难应对，这个落败的家庭才免于挨饿。 梅森先生的到来，给跌入低谷的家庭带来了生机。安托瓦内特的日常生活也渐有起色，这首先体现在膳食上：“新佣人麦拉站在餐柜旁，等着换盘子。我们现在吃英国菜，牛肉、羊肉、派、布丁。我很高兴过得像个英国女孩，但我仍然思念克里斯托芬的手艺”(里斯23)。如果人们是通过“谁是他者”来定义自己，那么他者“在食物中的体现比其它任何地方都要明显”(Sceats 162)。一个人选择某种饮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了他对这种饮食背后的族群身份的认同。安托瓦内特描叙的有关“吃什么的信息揭示出她对自己社会身份的模棱两可态度，她最初的(白)克里奥人身份被她母亲新嫁的英国丈夫带来的变化所重塑”(Skubal 62)。食物是文化的中心层面之一，她既想接受英国饮食，又无法放弃克里奥饮食，饮食选择两难正是她内心矛盾的外在表现。她的精神和她的胃口一样，处于一种无法弥合的张力状态。继父给安托瓦内特带来的影响，使前文谈到的她在生母和“养母”之间的抉择进一步复杂化。她的皮肤和味蕾产生了冲突，“她被‘两个母亲’夹在中间，无法和任何一方完全融合”(Adjarian 203)。作为一个克里奥人，安托瓦内特的身份状况非常尴尬，她既不属于英国白人阶层，又不属于加勒比的黑人群体，从而成为一个不上不下、两头不靠的“夹心”团体。 在黑人暴动时，安托瓦内特儿时唯一的玩伴、黑人女孩提亚毅然抛弃了她。安托瓦内特天真地跑向提亚，“因为她是我过去的生活所唯一留下的一部分。我们一起吃过相同的东西”(里斯33)。但提亚竟然朝她扔石头，把她砸得头破血流。提亚并不是安托瓦内特的镜像，而是“无法通过她来实现自我认同的他者”(Spivak 250)。尽管她们一起吃过相同的东西，但她们都并没有摆脱种族偏见，安托瓦内特在内心仍旧把提亚看成下等人，后者也并没有超越黑人对白人的怨恨。当种族冲突爆发时，昔日看似友谊浓厚的两种肤色的人立刻形同陌路。同样，她的继父梅森先生也错误估计了黑人的仇恨意识。他在黑人闹事时预测说：“比我想象的人要多，态度也很恶劣。到天亮的时候他们就会后悔的。我估计到明天就会有人送糖浆、罗望子果和姜糖来谢罪”(里斯26)。梅森先生等待的象征着谢罪的食物永远不会到来，相反，当晚的暴动从此将他的家庭推人瘫痪状态。 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体现在诸多方面，或许最显而易见的方面是它的膳食餐饮。“人们所吃的东西既向自己也向别人说明了他们的身份和内涵”(西敏司24)。安托瓦内特的生父死后，她家的生活状况从天堂跌入地狱，黑人们则不断造谣生事，捏造她家一日三餐的寒碜状况。提亚曾向她转述过当地人盛传的谣言：“她听说我们全都穷得像乞丐。我们吃咸鱼——没钱买鲜鱼”(11)。穷的标志首先是吃差的食物。对于生活在海岛上的居民来说，鱼是主要食材，鲜鱼的价格低廉，如果哪家连鲜鱼都买不起而吃咸鱼，足以说明这户人家已经是家徒四壁。关于此类谣言，安托瓦内特的母亲也对梅森先生诉说过：“你没当过穷人。你以为他们不知道你在特立尼达的庄园吗？还有安提瓜岛的产业。他们谈到我们就说个不停。他们编造关于你的故事，胡扯关于我的事情。他们挖空心思打听我们每天吃什么”(20)。越是落后的地区，吃对当地人来说越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就连他们制造的谣言也主要以吃为话题。 里斯在描述安托瓦内特的修道院生活时，也为我们展示了修道院的饮食状况。刚到那里，修女路易斯就告诉她，“我们常把圣贾斯汀院长叫做橙汁院长，她不是很聪明，可怜的女人。你很快就会看到”(41)。橙汁院长(Mother Juice of a Lime)是修女们根据圣贾斯汀院长(Mother St.Justine)的谐音而创造的称谓。用食物作为人的昵称，有利于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修女们的伙食情况在文本中也有详细描写：“当我们跑上食堂的木头台阶时，大片阳光泼洒下来。热咖啡，面包卷，融化的奶油。但在吃完饭后就要念‘现在和我们的临终时刻’；中午和晚上6点钟也要念‘现在和我们的临终时刻’”(45)。在修道院，日常饮食与精神信仰结合在一起。在修道院静养期间，安托瓦内特依然无法忘记丧母之痛。有一晚她从噩梦中醒来，修女给她端来一杯热巧克力，喝巧克力时，“我思索着，想起母亲的葬礼那天，非常早，几乎和今天一样早，葬礼后我们回家喝巧克力，吃蛋糕。她去年死了，没有人告诉我是怎么死的，我也没问”(49)。霍尔兹曼(Jon D.Holtzman)曾撰文详细探讨了食物与记忆之间的关系，其中包括“食物建构下的身体化记忆；食物作为族裔或国籍等历史性建构而成为身份的载体；食物在各种‘怀旧’形式中的角色；作为时代变迁之社会标记的饮食变迁；性别与记忆主体；通过食物来记住或忘却的场景”(364)。食物具有压惊疗伤的功效，但心灵深处的创伤往往伴随着某种食物浮上心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