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汇的不断扩大和深入，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建构与发展， 实际上也就不可能封闭式地进行，而必须是要在与整个世界文化的交流中，来获得自身 演变与转换的机制，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文学。作为中国新文化、新文学奠基 人之一的鲁迅，在置身于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汇的特定历史时期，由于率先完成了自 身思想文化观念的现代转换，在大力倡导“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当中，对中国文 学的观念、功能、结构、范式、语言、文体等一系列问题，都进行了认真的探讨和阐释 ，并亲自进行创作实践，获得了“文学革命”的实绩，从而奠定了中国新文学发展的基 本方向。
    从鲁迅对中国文学进行新的阐释特点上来看，不难发现，鲁迅并不是将中国文学的转 型与发展，看作是一件孤立的事情，而是自觉地将它汇入整个世界文学发展进程的大格 局中，置于近代中国社会变迁、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语境中来加以充分的认识、论证和 把握。鲁迅认为，中国新文学的建构与发展，必须“洞达世界之大势”，[1]这样才能 够获得自身的发展机遇和广阔前景。具体地说，鲁迅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建构思路，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近代西方文学为参照系，从西方文学中吸取合理的思想资源与 艺术资源，重新审视传统文学，并由此进行创造性的价值转换；二是用现代的观念和现 代的价值标准，建构适应世界文化和文学发展主流的中国新文学，使之能够以崭新的形 态出现在世界文学的历史舞台上，积极地参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与交流。
    不言而喻，鲁迅的建构思路，显示出了开阔的文学视野，形成了具有独创性的比较文 学观。尤为突出的是，在这种开阔的比较文学视野中，鲁迅获得了“世界文学”的整体 观念，进而又自觉地运用这种整体观念来认识中国文学的历史和发展。可以说，鲁迅的 比较文学观，其价值取向和心理基点，不是希求吸取西方文化、西方文学的那些能够使 中国文学回到旧的结构体系中去的因子，或仍旧试图凭借传统文化、文学观念的优势心 态去消融、解构西方文化、西方文学，相反，则是强调中国新文学的建构，必须自觉地 面对作为整体的西方文化、西方文学，探究其全部的逻辑结构、历史过程和观念体系， 选择其为中国文学所不拥有的新因子、新结构、新范式和新观念，以便能够使中国新文 学获得参与世界文化、文学对话、交流的话语权利，并对传统文化、文学进行整体改造 和强有力的激活。
    鲁迅十分关注和探究近代西方文化、文学对中国新文学的影响。他不主张将中国新文 学的建构局限在单纯的文学自身范畴内，而是认为由于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汇，必将导 致文学自身的变异与转换机制的形成。因此，新文学的建构与发展，必须在文化母系统 中获得新的功能、新的结构、新的范式，就应成为一种新的机制。正是如此，在对新文 学建构的探讨中，鲁迅就总是善于将文学的现象提升到文化观照的高度，探讨文学在文 化母系统的作用下相互影响、变异、转换的规律特征。他认识到，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汇 的发展趋势，导致了文化语境的改变，引发了文学的结构性大变动。思想文化热点向文 学领域扩展，也就会使文学的建构获得新的生成空间。于是，通过文化母系统的契入点 ，鲁迅自觉地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和精神，来认真审视中国文学的传统、历史，思考中 国新文学的建构与发展。在把中国新文学的建构纳入到世界文学发展主流当中，鲁迅充 分地考虑到了中西两大文化、文学相互影响的作用，注意到了在中西文化传统与交汇的 语境中，文学的观念、功能、结构、体系、范式等方面的演变规律与特征，提出了文学 的影响性命题。与此同时，鲁迅还运用比较文学的原理，提出了文学平行性发展的新原 则，即在新文学的建构当中，不仅仅只注意到中西两种文化碰撞、两种文学交流影响而 导致文学话语的改变，文学结构与范式的变异，同时还应注意到任何两种不同形态的文 学都具有可比性这一特定的现象。在鲁迅看来，平行研究不仅是指不同国别、不同文化 体系的两种文学具有可比性，而同一文化体系，同一国别，同一文学之内，不同文学流 派、思潮和作品，也都可以因审美理想、风格、形态的不同而具有可比性。由此推论， 鲁迅还指出，文学同艺术其他门类，如音乐、舞蹈、绘画等亦同样具有可比性，其目的 是通过这种平行的可比对照，丰富文学自身的建构，推动文学的发展。对于文学可比性 命题的提出，鲁迅不仅在比较文学的理论上，对平行研究原理作了大胆而可贵的创新， (关于比较文学的平行研究，一直在比较文学领域居主导地位的法国学派，就把比较文 学的研究范围只局限在单纯的影响研究上，而对平行研究则有所忽视。在这个意义上， 鲁迅提出平行研究的可比性原则，则是具有深远的意义的。鲁迅提出“比较既周，爰生 自觉”的观点，就对平行研究的可比性作了精辟的论断)[3]重要的还在于对进一步丰富 新文学结构体系和新的文学话语权利的获得，提供了建设性的构想。特别是鲁迅辩证地 把握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国家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认为运用比较文学的方法和精 神进行新文学的建构，并不影响在世界文学的整体观念中，对于一国文学的民族性、地 方色彩的维护与建构。保持文学的民族性和地方色彩的独特性，则更能促进不同文学之 间的沟通、交流和影响，从而更加丰富文学自身的内涵，推动文学的整体发展。因此， 在鲁迅的比较文学观里，对于文学的影响性、可比性、民族性(地方色彩)的关注，就显 得格外的突出：
    ——关于文学的影响性，鲁迅认为，文学间的相互影响有利于文学自身的发展。他首 先考察了19世纪欧洲各国文学间相互影响，指出这种影响在欧洲文学发展史上产生了一 股强大的洪流，其“余波流衍，入俄则起国民诗人普式庚，至波澜则作报复诗人密克威 支，入匈亚利则觉爱国诗人裴彖飞。”[4]文学间的影响，必将是新的文学诞生的催生 剂。因此，运用比较文学的影响性原理，鲁迅着重考察了外国文学对中国新文学所产生 的影响。他指出，中国新文学的诞生与发展，就是“受了西洋文学的影响。”[5]因为 在中国传统文学的结构体系内是难以整体地孕育出新文学的。这种影响首先是使传统文 学结构体系开始被解构、转化，从而为新文学获得了诞生与建构的空间。鲁迅认为，在 “西洋文学的影响”下，中国新文学在起始阶段就涌现出了一大批的新作家和新作品。 譬如，在论述浅草社的创作特点时，鲁迅指出，尽管他们创作导向是“为艺术而艺术” ，但却“显示着努力：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魂灵。”[6]他 们所“摄取来的异域的营养又是‘世纪末’的果汁：王尔德(Oscar Wild)，尼采(Fr.Nietzsch)，波特莱尔(Cn.Baudelaire)，安特莱夫(L.Andreev)们所安排的。”[7]不仅 如此，鲁迅还以自己的创作为例，指出自己的小说，如“《药》的收束，也分明的留着 安特莱夫(L.Andreev)式的阴冷”，而《狂人日记》“却比果戈理(L.Gogol)的忧愤深广 ”。[8]近代西方文化和文学的影响，也使新文学在结构形式上有所创新。在鲁迅看来 ，虽然初期创作在技术上是“幼稚的”，“往往留存着旧小说上的写法和语调”，但却 是始终“有着一种共同前进的趋向”，以致在后来“脱离了外国作家的影响”之后，技 巧也就“稍为圆熟”，“刻划也稍加深切”了。[9]鲁迅认识到文学间的影响反映了文 学发展中的普遍性规律的作用，最终是“沟通”人类的情感，使人类彼此不隔膜，相互 关心，同时也是文学发展和文学作用于社会的“最平正的道路”。因此，运用比较文学 的影响性原理，阐释文学发展规律、作用，建构新文学，鲁迅也就获得了更为开阔的文 学视野和新的文学思维。
    ——关于文学的可比性，鲁迅认为，任何两种文学都具有可比性，因为它们的本质内 涵是一致，相通的，只是各自的表现形态有所差异。不论相互之间是否发生影响，将两 种不同形态的文学进行比较，则可以发现相互之间差异的根源，并促成相互之间的整合 。所以，文学的可比性，实际上是比较文学的平行性原理的重要内容。鲁迅非常重视文 学的平行性特点。他运用平行原理在审视中国文学的传统、历史发展时，就清楚地发现 它的特点与局限。譬如，在把屈原与以拜伦为代表的近代西方摩罗诗人进行比较时，鲁 迅就指出了屈原的局限性，认为屈原虽然能“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但“亦多 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故伟美之声 ，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10]从对屈原的局限性的探讨，鲁迅进而更为 深层次地揭示出了中国文学“持人性情”论的特点，并用摩罗诗人的思想和创作来作比 较参照，为中国新文学的建构与发展提供借鉴。通过文学的可比性机制，鲁迅把相互间 并无影响关联的两种以上的文学纳入比较研究范畴，实际上也就为比较文学研究和中国 新文学的建构，开拓了广阔的天地，打破了以单一文学为中心的传统框架，大大促进了 文学间的沟通、交流和整合，其中也包括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之间的“科际整合”，进 而把对文学的某一问题的探讨，能够上升到本源的高度上来加以审视，加深对于文学的 本质特征的认识。例如，在运用平行性原理，研究神话、小说时，鲁迅就获得了新的认 识与阐释的空间。他指出，就小说的起源而言，从对印度、希腊与中国的神话进行比较 研究上来看，可以发现小说起源于神话。他说：“在古代，不问小说或诗歌，其要素总 离不开神话。印度，埃及，希腊都如此，中国亦然。”[11]虽然“中国并无含神话的大 著作”，但小说在神话时代已有“萌芽”。很显然，运用平行性原理来探讨小说起源， 实际上也就是从社会、文化发展具有共同性的角度，探明了这一世界文化、文学发展的 共同规律。又例如，在对中国南北文化的交流，产生瑰丽文采的楚文化、楚文学进行研 究当中，鲁迅就发现了其中的奥秘。他说：“《骚》者，固亦受三百篇之泽，而特由其 时游说之风而恢宏，因荆楚之俗而奇伟；赋与对问，又其长流之漫于后代者也。”[12] 这种观点也是运用平行性原理得出的。当然，强调文学的可比性，并非毫无目的、漫无 边际的“泛比”和简单化的“比附”，关键的还在于具有比较文学的意识和观念：善于 把文学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放到一个大的系统结构中来进行探讨，找出其中 的奥秘与规律特征。从这个意义上说，鲁迅的比较文学观，是对建构中国新文学一种理 论贡献。
    ——关于文学的民族性(地方色彩)，鲁迅认为，比较文学建构在世界文学的整体观念 之上，但它本身并不排除一国文学的民族性(地方色彩)。用比较文学观念和方法研究各 国文学特点，更能在各国文学的相异点中发现世界文学的多姿多彩。他指出：“现在的 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打出世界上去，即 于中国之活动有利。”[13]对于文学民族性(地方色彩)的强调，在鲁迅那里，自然不是 把它当作一个排斥、拒绝外来文化、文学思潮影响的一个防御性策略，而是把它看作是 汇入世界文学，促使文学整体繁荣与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鲁迅关于文学的民族性论述 有三个重要的观点：
    一是对于一国文学的建构与发展来说，必须“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其中 要有一个民族“向来的魂灵”，[14]也就是民族性，否则的话，一国文学的建构与发展 ，就失去了自身的特性，也失去了汇入世界文学的平等权利。因此，民族性的强调，即 是对一国文学特性的尊重与维护；
    二是强调文学的民族性(地方色彩)，则表现出屹立于世界文学之上的民族文学个性特 征。鲁迅说：“我想，现在的世界，环境不同，艺术上也必须有地方色彩，庶不千篇一 律。”[15]如果说世界文学的发展本身就像千川汇大海式的，那么各国文学以其鲜明的 民族个性色彩汇入世界文学海洋，就势必会促进世界文学的整体繁荣与发展。因此，文 学的民族性(地方色彩)，既是构成比较文学基本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建构一国文学的 重要理念。它强化了一国文学独特的话语机制和参与世界文学对话与交流的重要性。鲁 迅倡导文学的民族性(地方色彩)的用意很明确，目的就是要使所建构的新文学在汇入世 界文学发展的主流当中，获得自身长足发展的空间；
    三是认为重视文学民族性(地方色彩)，能够增强文学的艺术美和艺术表现力，同时也 能够开阔文学的视野。鲁迅曾以绘画为例谈论这个问题时指出：“地方色彩，也能增画 的美和力，自己生长其地，看惯了，或者不觉得什么，但在别地方人，看起来是觉得非 常开拓眼界，增加知识的。……而且风俗图画，还于学术上也有益处的。”[16]按照鲁 迅所认定的文学与艺术各门类之间具有相通性和可比性理论，可以说这是他关于民族性 (地方色彩)的又一精辟论述。其重要性在于指出构筑文学的民族精神，增强文学的民族 个性色彩与增强文学的艺术表现力，是使所建构的新文学能够获得参与世界文学对话权 利的重要保证。
    在比较文学实践中，鲁迅还对比较文学的媒介学理论进行了广泛探讨与认真实践。在 媒介学方面，鲁迅十分重视文学翻译。他认为，文学翻译是“竭力运输些切实的精神的 食粮”给本国人民，开阔本国人民的眼界，增进与实践文化和文学之间的沟通与交流。 本着这种目的，鲁迅亲自进行文学翻译的实践活动。在早年主张意译的实践中，鲁迅就 试图通过译介文学来“别求新声于异邦”，[17]向国人介绍近代西方文化和文学，以打 破传统文化、文学的“沉寂”局面。在后来的翻译实践中，鲁迅主张“直译”。所谓“ 直译”是相对早期的意译而言的。如果说鲁迅早年的意译是承继近代的梁启超、严复等 人为代表的“为启蒙而翻译”风格和路子，多侧重于全方位地介绍近代西方文化与文学 ，以达到启蒙之目的，那么，后来所倡导的“直译”，则是在倡导文化传播、交流与文 学影响、沟通的一种规范性。为了保证文化传播、交流与文学影响、沟通的纯正性，鲁 迅在后期的翻译理论中，一再主张“直译”，即译文要尽量忠于原文。他说：“凡是翻 译，必须兼顾着两面，一当然力求易解，一则保存着原作的丰姿。”[18]从比较文学的 角度来看鲁迅的“直译”，绝非有些批评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死译”、“硬译”，相 反，却是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初始阶段，从建构新文学规范的高度着眼，强调“以信为主 ，以顺为辅”的翻译准则。鲁迅说：“我是至今主张‘宁信而不顺的’。”[19]在鲁迅 看来，文学翻译作为文学间相互影响的重要媒介，应当忠实于原文的内容与形式。他主 张在翻译时“不但在输入新的内容，也在输入新的表现法。”[20]将外国文学的内容与 形式，都尽可能地在翻译中保存下来，当然不仅仅只是“保存异国的情调”，更重要的 是“保存原作的丰姿”。[21]这样则更能够促使不同形态的文学加强交流与沟通，进而 更进一步地促使两种文化之间的交融与整合。应该说，这也是鲁迅在比较文学实践中对 媒介学理论的丰富与发展，同时，对于建构中国新文学独特的结构体系也具有创新价值 。鲁迅比较文学观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如果说鲁迅比较文学的实践中心，是研究中外 文化、文学间相互关系与相互影响，倡导用比较文学观念与方法来建构中国新文学，那 么，从总体的趋向上来看，鲁迅比较文学观的个性特征，就表现出他始终是结合中国新 文学的建构与发展，来探求中国化的比较文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在鲁迅那里，他沟通了 本土文学与域外文学的内在关联，使本土文学在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的特定历史时期， 能够迅速、积极地进入世界文学发展的主流之中，参与世界文学的对话，从中寻求与世 界文学相沟通的话语，进而激活自身，发展自身。鲁迅的比较文学观，在近代中西文化 冲突、交汇的特定语境中，表现出了以下特征：
    目的性。出于建构中国新文学的需要，鲁迅进行比较文学的实践，其实质是要专门寻 求文学的跨文化沟通与交流，使所建构的新文学能够以一种新的姿态，积极主动地参与 世界文学，真正显示出中国新文学独特的价值、意义与精神。鲁迅指出，在建构中国新 文学当中提倡比较文学，就是要“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 是一条路。”[22]他主张用比较文学的观念、方法和精神来进行中国新文学的建构，认 为应当自觉地、主动地吸取西方文化、西方文学的合理养分，应该做到“一面尽量的输 入，一面尽量的消化，吸收。”[23]鲁迅的目的很明确，为建构新文学提供参照系，就 是要“取今复古，别立新宗”，[24]使新文学具有“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 弗失固有之血脉”的特点，[25]成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世界性文学。
    独创性。鲁迅比较文学观的独创性表现为：善于通过文化的契入点，尤其是文化审美 的契入点，将文学现象上升到文化层面，文化审美层面上来进行观照和把握，以获得对 文学所蕴聚的深刻的、恒久的文化与审美精神价值的领悟与理解。鲁迅指出：“艺术的 前进，还要别的文化改造的协助”。[26]实际上这也就是把新文学的建构与时代的文化 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了，与人类精神文化发展联系起来了。这样，新文学的建构，既可 以看作是时代文化发展的必然驱使，又可以将它作为人类精神文化整体中的一个重要分 子，从而在整体的文化发展观照之中，把握住文学演变与发展的内在规律，探究到文学 在人类精神文化坐标系和整体文化结构中的位置、功能和作用。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建构 与发展来说，鲁迅通过比较文学的实践，强调新文学的文化意义和文化审美功能，这就 使新文学在成为世界性文学的同时，也获得了自身发展的广阔空间。
    广泛性。鲁迅总是善于沟通不同形态的文学，文学与其他艺术门类，文学与文化之间 的内在关联。他指出：“各种文学，都是应环境而产生的”，所以它们相互之间都是具 有相关联系的。[27]在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交汇的特定环境中，传统文学试图保持其单 一的、占主导地位的优势局面已经不复存在。文化的冲突与交汇，将导致文学在文化发 展的大格局中发生根本性质的变化。这种情形，用比较文学的观点来看，就是说充分肯 定文学与文化的相互关联，势必会促使文学在文化冲突与交汇的语境中得到自身的长足 发展，文学内涵也将得到更进一步的深化和扩展，特别是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的相互关 联与沟通，将会使文学在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中，寻找到自身发展的新契入点和新空间。 正如鲁迅在论述连环画的艺术特性时所指出的那样：“至于谓连环画不过图画的种类之 一，与文学中之有诗歌、戏曲、小说相同”。[28]承认文学与其他艺术样式之间的内在 关联，这在比较文学的方法论上，就打破了牵强附会的X与Y比附模式，拓展了比较文学 的范围，并使之具有自我更新，自我调整的发展机能。在这个意义上，鲁迅的比较文学 观的广泛性特点，也给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深刻性。鲁迅比较文学的深刻性主要表现为：不是一般地停留在单纯的文学范畴之内 ，而是努力地将文学与追求人的精神自由与解放的终极目标结合起来，通过文学活动重 铸民族灵魂，重塑民族精神，重构民族的新文化。鲁迅早年就曾断言：“黄金黑铁，断 不足以兴国家”，[29]尔后又明确指出：“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 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30]主张通过文学活动，改变民族的历史命 运，改造国民性，这就是鲁迅从事文学事业的总体目标。他的比较文学观及其实践自然 不会偏离这个总体目标。当鲁迅忧心忡忡地担心“中国人要从‘世界人’中挤出”[31] 时，他在思想认识上，也就十分鲜明地意识到：通过文学的方式，重铸民族灵魂，重塑 民族精神，重构民族新文化，就必须要以开放的观念，开放的心态，在“与世界大势相 接”中来进行这项浩大的“心”的工程，只有这样才能塑造出一种新的民族形象，一种 新的民族文学，并在世界民族之林，世界文化、文学之林占有重要的一席。
    总之，鲁迅将文学作为民族灵魂、民族精神显现的一种重要的形式，在近代中西文化 冲突与交汇的语境中，就显示出了他的比较文学观的巨大价值与意义。在鲁迅看来，中 国新文学建构，如果不运用比较文学的观念、方法和精神来使之积极地参与世界文学的 对话与交流，就不可能真正地获得自身的话语权利和话语方式，而做不到这一点，新的 文学就会像被挤出“世界人”那样，逐渐地萎缩和消亡。中国新文学的建构，只有主动 地汇入世界文化、文学发展的主流中去，将文学与整个民族的新生和发展紧密地联系起 来，充分发挥文学的思想文化启蒙作用，才会使新文学真正地深入人心，满足中华民族 走向现代化的心理需求、精神需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鲁迅的比较文学观及其实践， 在中国新文学的发展史上，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它对于中国新文学的建构与发展，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收稿日期：2004-0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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