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越来越普及的时代，网络文化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话题是情理之中的事。网络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全方位渗透，也决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学科都会不同程度地卷入这一话题，共同关注这一全新的信息传播媒介所带来的新的机遇和挑战。网络本身是一头多面怪兽，要对它做全面的考察并不容易；它又是一头擅变的怪兽，不仅发展速度迅猛，而且发展方向游移不定，忽东忽西，这就需要从各个不同的学科角度去认真观察、分析和判断。问题是，从不同的学科立场出发，对网络文化的特征分析及其评价并不相同，有时甚至会得出极端相反的结论，这又需要各个学科的互相对话，互相补充，特别是人文科学和信息技术科学两大学科之间的对话和交流，也特别需要文理通才的参与，这种学者既熟悉计算机技术，同时又有人文学科的造诣。一个明显的趋势是：网络技术和网络文化，本身已成为全球化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成为当代学术的学科综合、学科交叉的一个强大动力。而作为新兴和交叉学科的比较文学，当然与之有着密切的关联。从比较文学的原有学科结构看，互联网的普及将带来一系列的学术问题，它与“世界文学”的理想，与民族文学的交往途径和效率，与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与比较文学的译介学、形象学、类型学的研究，与比较文学的跨学科的研究等，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关联，这些都有待于当代比较文学学者的积极思考和认真探索。本刊拟就网络时代的比较文学研究所面临的挑战问题，以专栏的方式组织讨论，欢迎国内外专家学者和在学研究生积极参与。
    1827年1月31日，78岁高龄的歌德几乎已经完成了他一生的重要著作。这一天，他在与友人爱克曼的谈话中说出了“世界文学”(Weltliteratur)这个词，并声称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来临了。21年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宣告，资本主义时代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之后，世界文学的概念便成为欧洲文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概念。随着民族科技的发展、民族交往的不断加深，这一个概念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以至于成为后来比较文学学科重要的理论基础。同时作为世界民族文化和平共处、相互交融的理想，为不同时代的作家和思想家所想象、思考、描述和追求。而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来临，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民族间、人与人之间的时空似乎顿时失去了原来的阻隔，世界文学的理想似乎触手可及了。那么，网络传媒对文学的写作、阅读和跨民族、跨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哪些新的可能?它将会给“世界文学”理想的实现带来什么样的启示?歌德当年基于对冲决民族、国别文学樊篱的必然趋势提出了世界文学的概念，马克思、恩格斯又基于资本生产和市场的世界化规律提出了“世界文学”的前景，当今现实生活中出现和正在迅猛发展的网络技术和网络文学，对歌德的世界文学概念、马恩的世界文学前景会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引发什么样的新的思考呢?这种改变使得“世界文学”的时代变得离我们更加近了还是更加渺茫了?是使马、恩提出的世界文学前景变得更为现实了还是反而偏离了马、恩的原意?网络技术和网络文学在当今以及未来的文学交往、在促成世界文学时代的来临和实现方面究竟将扮演何种角色、发挥何种作用?这些问题都与比较文学学科的建设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
    本刊这一期先集中发表几位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学者的有关网络文学与世界文学关系的文章，以期引发学界同仁对上述有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
    “世界文学”：网络时代的可能性及其特征
    我们这个时代可以用其多种文化特征来命名，如“后现代”、“后殖民”、“全球化”、“多元化”、“网络”等等。以“网络”来命名我们这个时代，侧重在网络技术对传统资讯传播方式的革命和对我们生活方式上某种程度的改变。既然我们的话题是将网络与世界文学相连，我们还是从文学、文化交流空间的拓展角度来看世界文学可能的发展趋势和特征。
    互联网的出现缩小了人类之间的距离，文学之间的交往也变得非常便捷。在网络虚拟空间内，世界文学似乎被压缩成为一张立体地图。无需实地游历，无需亲身探访，在电脑前通过搜索和点击，就可以穿越一个又一个纵横交错、繁复无穷的文学隧道，行走在文学“山阴道”上，“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完成一次次文学的旅行，感受文学世界的声息、色彩和情味。
    提及“世界文学”一词，往往就会联想到歌德。歌德1827年提出：“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即将到来”。170多年过去了，歌德所说的“世界文学”时代是否已经来临了呢?或者说，我们离这种“世界文学”的理想还有多远?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追问：什么是“世界文学”?
    我们今天的“世界文学”概念实际上是多元化的，综括一下，主要有以下这些界定：一、泛指人类历史上各民族、国家所创造的文学综合体；二、指各民族文学经典之作的集合；三、指世界文学史上那些经过了时间淘洗而世界各民族视为共同精神财富的古典文学；四、根据某种文学观念和美学规范来确认的世界文学经典，①等等。
    那么，歌德的“世界文学”指的是什么?探寻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需要简要追溯一下歌德当时提出“世界文学”的文化背景。15世纪末开始的地理大发现促进了贸易的往来和文化的交流，同时，也扩大了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在歌德提出“世界文学”概念之前，“世界公民”、“世界贸易”、“世界经济”这些名词已流行于世。与此同时，人文科学的发展也强化了近代世界意识，加深了人们对人类同一性的认识，意识到各民族文学、文化之间交流的必要性。德国启蒙运动的理论家、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赫尔德广泛收集并翻译选编了不少的外国民歌集，向德国读者介绍了包括中国、印度、日本、朝鲜等许多东方国家在内的大量的各民族民歌。他在欧洲文学史上首次明确提出，同人类社会的许多现象一样，文学也是相互联系、彼此制约的历史的产物，并主张以历史的、总体的观点来研究文学。被梵·第根誉为“世界比较文学的先驱者”的斯达尔夫人也提出，应借鉴其他民族的文学文化来发展自我。②这些文学观念给予了歌德很大的思想启迪。歌德在发表关于“世界文学”谈话之前，他的作品已在法国、英国等国被翻译发表，并且他的《塔索》、《浮士德》也刚刚在巴黎上演。而歌德提出“世界文学”的主张更为直接的思想触发点，则是他读到由传教士带回欧洲的中国文化典籍(如《好逑传》等)。可见，歌德之所以能够提出“世界文学”概念，正是因为看到了，随着物质文明的进步，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各民族文学可能汇合的一种趋势。因此，有学者指出：“如果说，歌德是基于对世界性文学交流中所不断显现的人类统一性的领悟，确认了一体化世界文学实现的可能性；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则是从人类物质生产的世界性必然导致人类精神生产的世界性这一命题出发，论证了一体化世界文学形成的必然性。”③
    从文学交流渠道的便捷来说，我们今天的物质和技术条件不知比歌德的时代先进多少倍，信息交流技术高度发达，文学传播非常迅速。但外部交流手段的改变是否就必然促使“世界文学”的到来，使我们更接近一百多年前歌德、马克思时代的“世界文学”理想?
    我们今天所处的网络时代，信息技术高速发展，各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异常便捷、频繁，但这些只是歌德、马克思所说的“世界文学”形成的外部条件。判断我们今天是否已接近了歌德的“世界文学”理想，甚或“世界文学”已经形成，必须根据“世界文学”的本质特征来判断。
    在歌德那里，“世界文学”还只是一种朦胧的前景，究竟“世界文学”的特质是什么，歌德没有并且在他那个时代也无法作出详细阐述。因此，涵义模糊的“世界文学”概念就留下了较大的阐释空间。有不少中外学者都曾发表过不同看法。对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不同理解，也左右着我们对当下世界文学性质的判断。
    苏联著名学者日尔蒙斯基这样理解歌德的“世界文学”思想：“按照他的意思，建立在各民族之间的‘或多或少的精神商品的自由交换’基础上的‘世界文学’，应该排除狭隘的民族局限性的框框，把历史发展各阶段由各民族创造的最最珍贵的东西都包含到自己的组成部分中去。”④美国比较文学家韦勒克也持相同观点，认为，歌德“所考虑的是独一无二的、一体化的世界文学，在世界文学里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差异将会消失，尽管他知道那是遥远的将来的事情”。⑤在日尔蒙斯基和韦勒克看来，歌德的“世界文学”就是指消除了民族文学特性的一体化的文学。
    这种世界文学观念实际上在法国比较文学家洛里哀(Frédéric Loliée)那里就有过进一步发挥。洛里哀认为，今后的世界文学发展趋势是：“因各民族接触愈密的结果，向来各国所具的特性必将渐归消灭……一切文学上之民族的特质也都将成为历史上的东西了。总之，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将成为世界思想的生命；各民族将不复维持他们的传统。”⑥
    这种世界文学思想立论的前提就是，随着交往的密切、文化往来的频繁，民族文化之间的个性将会为共性所取代。这里暂不探究歌德和洛里哀的“世界文学”观念中潜在的“欧洲中心主义”意识，姑且将他们“世界文学”概念中的“世界”理解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那么随着异质文化了解渠道的扩大、文化交往的增多，是不是就能很快地消弭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因而形成具有同一性、一体化的世界文学?事情可能不会这样简单。因为我们并不能假定异质文化之间有了接触、沟通就必然会出现相互理解、相互接近，甚或融合。事实证明，异质文化之间的排斥、冲突现象还比较普遍，有时还非常激烈。也正因如此，才有学者提出“和而不同”、“互为主观”等文化交往态度的主张。互联网只是拓展了跨文化沟通的渠道，使交流更为便利，但它并不能决定交流双方的文化态度和发展取向。因此，民族、文化之间的隔阂并不会因有了互联网在短时间内就会消除，民族性更不会在短时间内被某种“世界性”而改编、整合。至少今天我们还难以真切想象那种文学前景。当今世界，文化之间的冲突、民族之间的猜忌、宗教信仰之间的对立、价值观的分歧等等，都为我们的这种想象蒙上了一层雾障。这样看来，虽然网络时代已经来临，“全球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但歌德理想的“世界文学”的时代还相当遥远。
    当然，对歌德的世界文学观还有另外的阐释。有的学者注意到，歌德在谈“世界文学”思想时，强调各民族之间应彼此尊重、了解、宽容，体现了一种海纳百川的文化胸怀，是一种“盛唐”式的文化心态。民族文学文化吸收了其他文化的滋养，才能更好地发展自己。依据歌德的这种文化理念，“世界文学”又可从另一种角度阐释。朱光潜先生认为：“世界文学是由各民族文学互相交流，互相借鉴而形成的；各民族对它都有贡献，也都从它有所吸收，所以它和民族文学不是对立的，也不是在各民族文学之外独树一帜。歌德对于世界文学的主张是辨证的：他一方面欢迎世界文学的到来，另一方面又强调各民族文学必须保存它的特点。……世界文学愈能吸收各民族文学的特点，它也就会愈丰富，不应为一般而牺牲特殊。”⑦很明显，朱光潜先生所理解的歌德的世界文学，是民族文学的独特性与世界文学的共通性有机融合的一种文学形态。其他学者也大都从文学之间的相互借鉴、共同发展的角度来理解，认为歌德提出的“世界文学”的目的是想通过文学交流来增进各民族和国家间的相互了解，他强调的是民族文学对其他民族文学的借鉴和汲取，所提倡的是在各民族文学广泛交流、彼此吸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世界性的文学。而“民族文学在现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了”这种说法，只是针对德国当时文学界封闭、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学偏见而言的，并不是反对民族文学的发展，取消民族性。
    如果“世界文学”针对的是由于文学文化交流手段的落后而导致的狭隘的民族文学意识，歌德所理想的“世界文学”则是打破了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封闭状态，在彼此沟通、相互借鉴过程中充分发展起来的、彼此互动的世界性的文学。其基础是民族文学之间存在着的共性，只不过在各自封闭的状况下，这种共性不能得以发掘，无法获得共鸣，那么，在网络时代，以互联网为标志的信息技术手段则打破了这种封闭状态，开辟了便捷的沟通渠道。只要有文学交流的愿望，就能够在互联网上接触到其他民族的文学，与它们对话、交流。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世界文学”概念，来展望互联网时代的世界文学发展前景，那我们可以说“世界文学”确实“很快就会到来”了。
    对歌德“世界文学”概念的探讨，其意义并不在于追究其本意本身，而是借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审视当下世界文学发展态势的视角。按我的理解，我们说的“网络时代的世界文学”，应该不是狭义的“网络文学”。⑧因此，网络时代的世界文学不仅是以网络为载体传播的文学，⑨也包括传统方式出版发行的纸面文学。纸面文学空间和网络文学空间虚实相生、互动互补。网络文学空间不是纸面文学空间的简单复制，不是纸面文学的镜像，而是纸面文学空间的拓展和延伸。因此，网络时代的世界文学交流播衍的形态更为多元、繁复，形成一个立体、多维的“世界文学场”。
    这个“世界文学场”至少会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文学写作、传播和阅读的跨民族性特征会进一步加强。网络文学空间为读者(包括文学创作者)提供了丰富的文学资源。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曹雪芹到冯尼格特、罗伯-格里耶、娜塔莉·萨洛特、大江健三郎、君特·格拉斯以至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V.S.奈保尔，都可以在网上找到他们的作品(包括某些译本)。网络媒介的交互性特征，为国别文学之间、不同国家的作家、读者之间提供了更为便利的双向沟通渠道。互联网既是文学创作、传播、阅读的空间，也是对话、交流的平台。二、文本之间的互文性特征更为明显。互联网技术为接触外国文学提供了极大的便利。文学之间的相互借鉴会增多，互文性特征更为明显。从20世纪中国文学角度看，过去，外国文学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主要是在人文思想、文学观念、叙述结构等大的方面，具体的创作技巧、语言风格、文本的外部形态特征等方面，由于经过了翻译，读者(作家)就无法比较完整地获得对原作形式特征的真切感受。而在网络化时代，读者可以很方便地在网上查找到外国文学原著，直观地获得文本形式特征的感性认识。纸面文学时代还有可能追踪、考证文学影响的路线和痕迹，而在互联网上，影响的痕迹真正是“羚羊挂角，无迹可寻”了。在这种网络文学生态环境中，新的文学思潮、新的文学创作技巧、新的文学样式，可能会不约而同地出现。促成新的文学因素产生的氛围是大家共同营造的，因此不可能分清谁是影响的实施者，谁是影响的接受者。三、真正实现文学创作的世界文学语境化。过去通过文学译介形式营造的世界文学语境，有相当大的局限性。世界文学版图的大小、详略往往是由译介者决定的。他们受特定时代意识形态和诗学观念的影响，在翻译选择上和翻译过程中对世界文学做了“文化过滤”。这种选择性的“世界文学”自然不能反映世界文学的真实图景。网络空间的文学民主性，不仅体现在创作方面，也体现在读者对外国文学的“知情权”方面。读者可以直接通过网络来阅读、了解外国文学，⑩并作出自己的审美评判。另外，过去因传播工具的相对落后，文学之间不能及时得以沟通、交流，这也是导致文学观念出现错位的一个原因。互联网营构的世界文学语境比通过纸面翻译文学来得更为直接、更为直观、更为生动。遥想20世纪上半期，《小说月报》等期刊开辟了“海外文坛消息”等栏目，“及时”介绍外国文学动态。这里说的“及时”最快的也要3个月之久。即使我们现在的《外国文艺》、《世界文学》等专业性外国文学期刊，由于受期刊发行周期限制，至少也要2个月时间。而互联网上能真正及时发布世界文学动态消息，不仅如此，还可很方便地查阅相关资料和作品。如V.S.奈保尔一获奖，网上就出现了大量评价文章，并且附有其作品(中文网上还有译作)。即使仅仅是一些文坛动态消息，对文学创新高度敏感的作家来说，其意义也不可低估。如王蒙就曾说过，当年他们对意识流小说、存在主义文学的认识，并不都是通过阅读作品而得来，有的只是听到、看到对这些文学文本特征和创作方法介绍的只言片语，他们就从中获得了创作启迪和创造性刺激。何况在互联网上，不仅能及时获得世界文坛动态消息，还能很快读到新作及其评论。
    互联网有可能真正营构起共时性的世界文学时空。互联网的开放性、互动性、即刻性和生动性，使文学创作者有一种世界文学“在场感”。各民族作家得以在共同的世界文学背景上书写。文学作品中的世界性因素一定会比纸面文学时代要更多、更为明显。有心的作家可能会考虑当今世界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抒发对后现代社会的感受，这样有可能形成某些世界性的文学话题。由此发展，也许正是通向歌德理想的“世界文学”之路。
    网络时代的世界文学
    歌德基于各民族人性共通的理念提出了“世界文学”的理想，①马克思则探讨了这一理想实现的物质条件——统一的世界市场的形成和各民族的广泛交往。②探讨网络时代“世界文学”的理想，必须首先看一看今天世界民族和语言的现状，看一看网络科技的发展给世界文学造成了哪些影响。
    当今世界上大约有2000个民族，使用约6000种语言(其中使用人数超过一亿的只有12种或13种)。由于民族交往的普遍深入，存在着民族融合和语言融合的大趋势。歌德和马克思看到了世界各民族融合的趋势，而如今这一趋势正加速发展。今天，世界各地少数民族的语言正在迅速消失。据专家估计，一百年后，世界6000种语言中，将有90%—95%从地球上消失。按照这一趋势发展下去，也许终将有一天，世界只剩下一种语言。这对于人们的交往无疑是有益的，人类也许将重建“巴别塔”；但由语言的多样性而造成的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也将不复存在。从这一角度看，语言的融合，单一的世界文学的形成，未必就是人类之福。
    当然，还有一个分化的趋势与融合的大趋势并存。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由于政治分裂或外来势力的干扰(如异族统治)，一个民族往往会分化成两个或多个民族，一种语言分化成两种或多种语言。举例来说，南亚的印度斯坦人，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中世纪伊斯兰教徒入主印度次大陆)，大致上已分化成两个民族，使用两种语文——印地语(用当地天城体字母书写，印度教徒使用)和乌尔都语(用阿拉伯字母书写，伊斯兰教徒使用)，虽然他们口语相似。处于印、巴之间的旁遮普人，由于长期的宗教纷争，这个民族几乎难以再称为一个民族，他们信仰三种宗教，使用至少三种语文。居住在印度旁遮普邦的锡克教徒使用旁遮普语，文字用古鲁穆奇字母书写；居住在印度哈里亚纳邦的印度教徒使用印地语；大部分旁遮普人则居住在巴基斯坦，信仰伊斯兰教，使用乌尔都语。南斯拉夫的许多民族，如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以及波黑的穆斯林，本来可以说是一个民族，但他们长期遭受土耳其、奥匈帝国的统治，因而信奉不同的宗教(东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虽然口语相近，却使用不同的文字(塞尔维亚人使用斯拉夫字母，克罗地亚人和波黑穆斯林使用拉丁字母)。
    必须指出，尽管存在着分化的趋势，就全世界范围而言，民族的融合和语言的融合毕竟是最主要的趋势。在现代科技条件下，孤立和封闭日益成为不可能，与其他民族的交流日益成为生存的日常需要。例如，荷兰人除了使用自己的母语——荷兰语之外，大多数人还同时掌握德语、法语和英语，因为他们几乎随时都需要与操这几种通用语言的人们交往。卢森堡人也是这样。当然，荷兰、卢森堡都是夹在大国间的小国，不得不然，但即使在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语言融合的压力：汉语中大量出现外来词，在中国学英语的人比美国还多，在生活中我们不得不使用一些英文缩略语，如DNA和WTO之类。也许，荷兰和卢森堡的现实正是未来世界(几百年后)的缩影：世界已由于技术和经济的力量而变成了“地球村”，在这个“村庄”里，只剩下为数不多的几种语言，而每个人都必须掌握这几种语言，作家们将使用自己喜爱的某种语言进行写作，而绝大多数人都能阅读用任何语言写成的作品。
    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技术进步就是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的广泛应用，不论对经济生活来说，还是对文学艺术来说，都是如此。理想的世界文学的形成，乃是基于各民族的广泛交往，网络技术的应用普及，正是推动世界各民族交往、迫使各民族日益融合的重要技术力量。我们从来没有像网络时代这样接近“世界文学”的理想。
    网络技术加速了少数民族语言的消亡和强势语言的扩张。英语是最主要的网络语言。英语的普及促进了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文化孤立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受到沉重打击，“世界文学”的时代初露曙光。但各弱小民族被迫接受欧美文化，强化了欧美文化的霸权地位，使欧洲中心主义显得更加不可动摇。文学上言必称莎士比亚，亚、非、拉各国人接触的很多欧洲文化成果也是英语化了的文化成果。在欧洲范围内也存在这个问题，比如法语就感受到英语的强烈冲击。按照这样的道路发展而成的“世界文学”，已经不是世界各民族的大合唱，而是民族融合的协奏曲或某个单一民族的引吭高歌。这与歌德的理想相距遥远，也决非人类文化之福。
    单就文学创作本身而论，网络也许仅仅意味着工具的进步，与文学史上的历次工具革新并没有实质的差异。以中国的书面文学发展史为例。商至周初，大量的文献(广义的文学)刻在龟甲兽骨上；春秋以降，竹简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要载体，并且一直延续到魏晋时期。但造纸技术的发展和印刷技术的推广最终把竹简送进了博物馆。隋唐至今，纸张成为书面文献的基本载体。随着电子技术的日益成熟，总有一天，在电脑上看“书”会比在纸面上看书更加舒适方便，印刷在纸上的书也会被送进博物馆。当然，我们这代人已习惯于看“书”，但几代人之后，那些在网络中成长的人们是不会有这种习惯的，正如我们没有阅读竹简的习惯。
    技术或工具是一种强制性的力量，在纸上写出的文字符号不必要像在龟甲兽骨上那样棱角分明，在电脑上写作也不必像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告诫的那样注意笔画多寡、繁简相同。网上写作会自动生出新的规范，如要求句式简短等等，但网络提供的写作自由是此前媒介(纸张)所远远不及的。网络文学的作家们可以极其方便地给自己的作品插图、配音，使文学文本与声音、图画融为一体。这样的文学与传统的写在纸面上的单纯的文本有质的差别，倒与上古时代融歌唱和舞蹈为一体的“乐”相似。
    据说，扬雄晚年曾慨叹文章乃雕虫小技，后世人不会看他的书，只会拿它盖盐坛子(注意这位先生的文章是写在木板上的)。③也许写在纸上的文章失去文学价值后不能用来盖盐坛子，只能烂掉或回笼重新造纸，而网上“虚拟空间”连烂掉的“作用”都没有，但它们还是要无情地取代前者。而这也许是技术进步的一种规律：文明的发展，使人类日益摆脱自然形态的物的束缚，创造出越来越“纯粹”的精神产品。文学作品由扬雄的木板滑入虚拟空间，正是其纯粹化、精神化的一种表现。黑格尔为人类艺术的发展作了预测，认为艺术创作经过了象征型艺术(厚重的物质外壳与单薄的精神内涵)、古典型艺术(物质外壳与精神内涵相适应)、浪漫型艺术(精神内涵从单薄的物质外壳溢出)三个阶段，此后将挣脱物质外壳的束缚而发展成为真正的精神产品——哲学。④克罗齐指出：艺术不是物理的事实，真正的艺术仅存在于艺术家的心灵之中，而物质形式只是真正艺术品的摹本。⑤如果顺着这样的思路来探讨文艺的发展，对未来的“世界文学”将会作出另一种预测。歌德给我们描绘的光辉灿烂的世界文学，也许将不再是“文学”，而是“歌舞音乐图画”学，甚至也不再是一曲在音乐大厅里演奏的大合唱，而是仅仅存在于人的心灵之中。那么，心灵的合唱是什么?它把文学重新变成自然形态的生活，正如庄子在描写庖丁解牛时所说：举手投足，“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乃中经首之会”!⑥这样的“文学”作品，实在是太美妙了，但对于读者来说，又确实有一种“阅读中不能承受之轻”。
    网络技术的发展还给我们另一个启发。西方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他们的分析精神，得益于他们的“逻各斯中心主义”或言语中心主义，尽管这个“主义”目前正受到猛烈批判。而阐述他们文化成果的著作(文本)，正是逻各斯中心主义指导下的单面的、线性的文本结构。没有如此强烈的分析精神，就没有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也就没有电子计算机和网络。“数字化生存”或数字化空间给我们提供了巨大的方便，不仅使多层面的、非线性的超文本结构成为可能，而且使超文本结构成为网络言说的最适宜、最自然的形式。网上言说不再是单纯的文本文字，绘画乐舞等皆有施展的天地。这种多媒体本身就是对言语中心主义的反叛。这种超文本结构正是不长于分析的东方文化的特点之一。举例来说，“周易”六十四卦是按照“乾、坤、屯、蒙……既济、未济”排列的，《周易》中还专门有一篇“序卦”来解释六十四卦之所以如此排列的理由。其实“六十四卦”讲的是生活中存在的六十四种情况，人生的六十四种境域，又焉能强分先后，排定次序?当然，这在“前网络时代”是不得已而为之，人们只能按照一定的次序把它写在书上。而先贤们由于对它的理解不同，“易六十四卦”就有了各种不同的排列方法，于是有“伏羲”和“文王”之别，“先天卦”与“后天卦”之争。在现代科学条件下，在网络中，六十四卦均可隐身幕后，前台上但见“一龙”周游六虚，算出各爻，自然可见这是何卦，连同该卦的解释也就一层层调出来了。
    当然，在西方也有迷恋于超文本结构者，而且这在网络时代以前就已有之。法国作家马克·萨波塔创作了长篇小说《第一号创作》(1961)，把每一个片段单独写在一页纸上，像扑克牌一样装在盒子里而不是装订起来，从而打破了固定的次序，拓展了意义的空间。但从总体上而言，“超文本结构”毕竟是东方文化的特点之一。这就使我们可以抱有一种希望：东方文化更适应网络时代，不会在欧美强势文化的压力下消亡，“世界文学”——各民族文学的大合唱也很难成为欧美文学或英语文学的一家独唱。
    (未完待续)
    ①这里有必要顺便说一下，“文学经典”是个动态的、历史性概念。不同的国家、民族、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世界文学“经典形式库”(canonized repertoire)，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母亲》、《蟹工船》等都是我国50—70年代文学视野中的“世界文学经典”，而20世纪上半期中国翻译文学经典库中的卢梭、纪德、王尔德等人的作品，在50—70年代都被排斥到中国的“世界文学”边缘。当代外国文学经典，如《变形记》、《喧哗与骚动》、《尤里西斯》、《荒原》等也进入不了当时中国的“世界文学经典”视域之中。
    ②斯塔尔夫人在《论德国》中提出：“每一个民族都必须成为别的民族的向导。……每一个国家都必须竭诚欢迎外来的思想，因为殷勤待客只会对客人有利。”转引自威斯坦因《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刘象愚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③曾小逸主编《走向世界文学》，海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0页。
    ④日尔蒙斯基：《对文学进行历史比较研究的问题》，《比较文学研究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第110—111页。
    ⑤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干永昌、廖鸿钧、倪蕊琴编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41页。
    ⑥洛里哀：《比较文学史》，傅东华译，上海书店1989年，第352页。
    ⑦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434—435页。
    ⑧现在对“网络文学”有多种界定，大致可以归为两种：一种是指以网络为载体和传播工具，直接在网上创作的文学作品。另一种的界说比较宽泛一些，即把网上发表的作品和在网上传播的纸面文学作品都视为“网络文学”。就现在网络的文学生态环境来看，我倾向于后一种界定。
    ⑨至于“网络文学”的文学品质等问题，因篇幅有限，这里就暂不讨论。
    ⑩至于阅读上的语言障碍涉及到网络时代的文学翻译问题，这是另外一个话题，篇幅有限，这里暂不讨论。
    ①《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112—11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
    ③《汉书·扬雄传》。
    ④黑格尔：《美学》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94—103、132页。
    ⑤转引自朱光潜《文艺心理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57页。
    ⑥《庄子·养生主》。

责任编辑：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