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蒋洪新，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郑燕虹，湖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庞德翻译如此多的中国诗歌与中国经典，他的诗歌与理论著作又有如此多的中国元素。更重要的是，他是二十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文人之一，他对中国的兴趣激发西方其他人对中国的兴趣，可以讲，美国现代诗对中国的借鉴主要滥觞于庞德，因此一位外国学者评论说：“在庞德之前，中国没有与好的名字相称的文学流行于说英语的国家。”①此话是切中肯綮的。鉴于此，在众多的庞德学著作里，有不少研究庞德与中国关系的学术著作也是情理之中。中国的儒学与经典，乃至历史文化背景，于西方研究庞德的学者大多只能望洋兴叹，故中国学者在此领域驰骋的空间较大。以庞德与中国为题作为华人学者研究尤其作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也许还有一些可以想到的理由。其一，庞德是大人物，影响大，又搭上中国渊源，做该题目不会杳无音信；其二，庞德的诗难懂，他对中国诗与文化的借鉴不易梳理，做该题目富有挑战性。但何时与中国搭上情缘？阅完众多庞德传记，似乎没有定论。庞德对中国儒学发生兴趣是在他抵达英国伦敦之后，艾伦·厄普伍德(Allan Upward)建议他去阅读孔子。他在一九一三年十月写信给他父母说厄普伍德让他读法国人波提尔(Guillaume Pauthier)译本《孔子》与《孟子》。庞德英译《大学》的第一个译本Ta Hio，The Great Learning of Confucius出版于一九二八年，他是根据波提尔的法译本翻译的。庞德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又重译《大学》，这是他学习中文与研究理雅各(James Legge)的英译本的结果，一九四二年翻译成意大利文，一九四七年翻译成英语Great Digest。庞德用意大利文翻译和出版《中庸》是在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五年初，此时正是墨索里尼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猖獗之时，他想为欧洲法西斯主义提供一些理论武器。一九四五年十月五日，庞德以英文重译完《中庸》(The Unwobbling Piuot)，此时二战已胜利结束。庞德翻译《大学》和《中庸》得到不少人的帮助。首先霍尔德大学的英语教授阿米亚·契克拉夫提(Amiya Chakravarty)为庞德提供《大学》和《中庸》的英译本，后来又提供了在印度出版的《论语》的英译本。另一位帮助过庞德的是W. M.霍利(W. M. Hawley)，他是一位东方学者、书商和出版家，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好莱坞。他从一九四六年就与庞德夫妇通信联系，为庞德提供了中英对照版《大学》和《中庸》，他还寄给庞德《马修中英词典》(Mathews’ 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还有一些有关中国的图表、文字发展、历史等书籍。
    庞德翻译和出版《论语》(The Classic Anthology Defined by Confucius，Cambridge：Haryard University Press，1954；London：Faber & Faber，1955)是在一九五四年，重版于一九五五年。一九四八年底阿米亚·契克拉夫提写信给庞德夫人，说他将介绍一位汉学教授去华盛顿与庞德讨论《论语》，此人是毕业于哈佛大学比较文学专业的中国人方志彤。方在哈佛大学时曾经研究过庞德的《中国诗章》(China Cantos)，他写信给出版商和庞德，指出其中有关中国历史背景的一些常识错误，但庞德本人不想改正。一九五○年十二月底方志彤从剑桥来到华盛顿圣·伊丽莎白医院拜访庞德。方极有可能读了庞德《论语》的翻译手稿，因为他在给庞德通信联系中谈到庞德翻译中的一些字的处理，如“止”、“臣”、“敬”、“本分”等。方志彤还给庞德寄了一些有关中国的书籍，如《水浒传》、《三国演义》和中文字典。一九五四年庞德出版英译本《诗经》。他打算英译《孟子》，但没有化为现实。
    庞德侨居意大利和在美国被关押期间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孔孟之道充满着向往，其主要原因是他有感于西方社会步入二十世纪之后所出现的危机和各种矛盾的日益激化，作为一代思想家，庞德总是寻找拯救这些弊病的良药。他在《急需孔子》(Immediate Need of Confucius)和《孟子》两篇论文中表现出对资本主义高利贷经济的批判，提出西方人得了思想上的重病，他要用《大学》这剂药去治疗。“如果仅为了了解和评价我们欧洲的过去，我们就需要孔夫子。”庞德因在二战中支持墨索里尼法西斯政府，于一九四四年八月被意大利游击队逮捕，匆忙间他带了一本理雅各(James Legge，一八一五-一八九七)的中英对照本《四书》而去。庞德后来回忆说，是这本“圣经”救了他，使他免于身心崩溃，因此他欠孔子的情。“难怪在《比萨诗章》里，我们看到庞德引用《大学》两次、《中庸》四次、《论语》二十一次、《孟子》九次。”
    艾略特自己在一九二八年找到精神的寄托与信仰，他问：“庞德先生信仰什么呢？”庞德在一九三○年未明说自己皈依什么或者信仰什么，但他的回答也包含了深刻含义：我多少年来回答此类问题时告诉提问人去读孔子和奥维德。在一九三四年，他信心十足地说：“我相信《大学》。”在一九五五年，他再一次重复自己的誓言：“我信仰《大学》。”约翰·J.诺尔德(John J. Nolde)的《艾兹拉·庞德与中国》(Ezra Pound and China)是一本研究庞德与中国关系涉及面较广的著作，该书涵盖了庞德的历史地位，庞德发现中国，庞德发现孔子、大学、七湖诗章、中国诗章、历史诗章。这里尤其要注意一些中国学者所作的杰出贡献。
    刘延陵一九二二年二月发表于《诗》上的《美国的新诗运动》就显得特别重要。刘在他的文章中略述了从惠特曼到一九一三年之后的意象派这一段美国新诗运动史。他认为“幻象派诗人(即意象派)是助成美国诗界新潮的一个大浪埃若潘(Ezra Pound)首先把这些革命家聚成一群；他于一九一四年印了一本《幻象派诗选》”。接下来，刘延陵列举了意象派六个信条，并总结了新诗特点：日常用语入诗与题材自由化。②简单的片言只语道出了庞德的作用：二十世纪初美国新诗领袖。就本人掌握的有限资料来看，这应该是庞德被首次作为新诗运动中的重磅人物介绍到中国。庞德诗歌的译文直到一九三四年十月《现代·现代美国文学专号》出版时才出现。在本期中，施蛰存翻译了庞德的《默想》、《一个少女》和《黑拖鞋·裴洛谛小景》。与翻译相比，这一时期对庞德的介绍更多更详细，最为重要的包括徐迟的《意象派的七个诗人》(一九三四年四月)和《哀兹拉·邦德及其同人》以及邵洵美的《现代美国诗坛概观》(一九三四年十月)。③《意象派的七个诗人》在中国的意象派研究及庞德研究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使国人对庞德有了一个全面的了解和认识。首先，它一扫过去意象派绍介以洛威尔为中心的做法(如闻一多、刘延陵、郁达夫等)，第一次把庞德放在了首位。其次，文章界定了意象派的核心概念“意象”：意象是“坚硬、鲜明、Concrete、本质的，而不是Abstract那样抽象的”。第三，该文对庞德的个人经历及诗歌创作做了简单的介绍，同时指出，庞德虽然后来退出意象派，但他的功绩不能抹杀。第四，该文点出了庞德与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说庞德翻译了“好些中国诗”，其所译的李白的《长干行》深受外国人喜爱。最后，文章简要探讨了庞德的诗歌创作和诗学。比如，文章以《再指导些》(Further Instruction)和《舞蹈之姿》(Dance Figure)说明庞德的诗作既有诙谐，也具有严肃性，“富有音乐和色彩”。作为庞德研究的开山之作，其意义显而易见，但其缺陷也同样有目共睹：该文把庞德放在意象派诗人之首来介绍，更多的是因为庞德首先编辑诗集《意象派诗人》，而非其作为诗人的重要性。因此，该文追随当时国外批评界的看法，认为庞德如果不那么“伶俐”和“怪僻”，应该会成为一位“出色的诗人”。另外，文章对意象的解释仅强调意象感觉性，而没有指出其智力内容，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缺憾。最后，徐迟把意象派诗人的任务仅说成是“内容的解放”则是一种倒退。徐迟之前的研究者(如刘延陵)其实早就指出，意象派诗人从形式到内容解放了诗歌。《现代美国诗坛概观》提出了一种到现在看来仍然令人深思的观点：美国现代诗歌(包括意象诗)与以前惠特曼的诗一样，都是一种“自然现象”，而非破坏传统的结果。在此之前，美国诗对英国诗的模仿、对欧洲大陆诗的翻译、美国本土的自然环境等因素都为现代诗的诞生作了铺垫。邵洵美将美国现代诗分为六大类，其中之一是意象诗。他概括说，意象派就是“要动作更自由，要声音更准确，要光亮更透明”，这种点评非常到位。他还指出，象征主义、日本俳句、古希腊诗和休谟的反浪漫主义主张推动了意象派。该文认为，庞德的创作不受国界的限制，体现了“文学上的国际主义(literary internationalism)”，他的“字汇、态度、题材、形式、音调”只是可以变换的工具，其真正要表达的则是“千古不易”的“情感的性质”——诗的“唯一要素”。邵文的贡献在于，全面提到了意象派的思想来源和美国的本土性，注意到了庞德创作中的非个人化倾向；但遗憾的是，邵文虽然把庞德作为意象派中两个最为活跃的人物之一(另一个是洛威尔)，但对他的着墨并不多，更谈不上具体论证了。
    钱锺书在他的文章里有几处提到庞德，他在一九四五年《中国年鉴》发表英文文章《中国文学》(Chinese Literature)提到中国文字与中国文学风格的关系。他指出庞德总认为中国文学是具体地源于中国文字的具体性，因此，庞德想以表意法来写诗，将意象浇铸于视觉想象上，庞德自以为所有意象是视觉的，而不知表意法在中国文字传统构造中仅是六种之一，在中文诗中听觉意象与嗅觉意象并不像视觉意象那么具体，也并不少。因此，钱锺书认为庞德对中国诗与中国文字的了解是一知半解和自以为是的，他说：“Pound is construing Chinese rather than reading it，and，as far as Chinese literature is concerned，his A. B. C. of Reading betrays him as an elementary reader of mere A. B. C.”④钱锺书在写《谈艺录》时，将《文心雕龙》与庞德的诗论进行比较：“文字有声，诗得之为调为律；文字有义，诗得之以侔色揣称者，为象为藻，以写心宣志者，为意为情。及夫调有弦外之遗音，语有言表之余味，则神韵盎然出焉。《文心雕龙·情采》篇云：‘立文之道三：曰形文，曰声文，曰情文’。按Ezra Pound论诗文三类，曰Phanopoeia，曰Melopoeia，曰Logopoeia，与此词意全同。⑤惟谓中国文字多象形会意，故中国诗文最工于刻画物象，则稚之见矣。”⑥这两处文字说明钱曾研读过庞德的理论著作，而且批判庞德的话语不多，却能一语中的。钱把中文诗歌追求的形、声、情与庞德的形象诗、音乐诗、意义诗对等起来，虽然仅是行文中偶附的片言只语，但也开了中文诗学与庞德诗学相比较的先河，这在前人的绍介中是找不到的。⑦另外，钱锺书在此按语末尾说“惟谓中国文字多象形会意，故中国诗文最工于刻画物象，则稚之见矣”，实际上是在批评庞德，因为后者在上述两部著述中都认为，中文由于自己文字的特殊性，能够最大程度地实现形象诗。⑧这应该是中国庞德研究中对庞德的汉语言观提出质疑的最早案例。
    钱锺书在改革开放之后中美首次比较文学学者双边讨论会上致开幕词时说到庞德：“假如我们把艾略特的说话当真，那么中美文学之间有不同一般的亲切关系。艾略特差不多发给庞德一张专利证，说他‘为我们的时代发明了中国诗歌’。”⑨钱锺书一提到庞德便带点调侃的意味：“庞德对中国语文的一知半解、无知妄解、煞费苦心的误解增强了莫妮克博士探讨中国文化的兴趣和决心。庞德的汉语知识常被人当作笑话，而莫妮克博士能成为杰出的汉学家；我们饮水思源，也许还该把这件事最后归功于庞德。可惜她中文学得那么好，偏来翻译和研究我的作品；也许有人顺藤摸瓜，要把这件事最后归罪于庞德了。”⑩这是钱锺书为他的《围城》德译本所作的前言，文中提到的莫妮克是位汉学家，她研究过庞德与中国的关系，后译《围城》和研究钱锺书。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可能因为抗日战争和内战，较少有人评论意象派和庞德。由胡危舟和阳太阳主编的《诗创作》在一九四二年第十五期刊载了宗玮译自詹姆逊女士的《二十世纪英美诗人论》，其中有关于意象派和庞德的些许论述。文章从时代(战争、科技、工人、女权、知识分子等)角度出发，指出新的经验要求有新字词和题材，反对“空泛”、“陈腐、古旧、怪僻”和“高调”的维多利亚诗歌。意象派诗人“要求高度的准确和明朗”，表达出“看得到、听得着、摸得到的东西的印象”(故宗玮把imagism译为印象主义者)。庞德“宣传”意象主义诗学，他的诗“更复杂更贵族化”，形式上“更新奇”。本译文的突出点在于指出了庞德诗歌的复杂性与贵族化倾向，这是胡适的白话文运动(作诗如作文)以来研究者没有注意到的。诗歌采用日常口语似乎使得诗歌更易理解，但在庞德后来诗歌中的口语却更晦涩，只有少数精英才能理解。文章在对英美诗人分类时，把庞德排除在意象派的代表人物之外作介绍，只是在注释中说庞德“宣传”意象主义诗学，这似乎正印证了国内一直以来对意象派研究的成果：洛威尔等人才是意象派的主力军，庞德只是小卒，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陷。
    从以前的梳理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前的庞德研究都注意到庞德在英美现代主义诗歌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他与意象派、与中国和日本等其他文化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为后来的庞德研究指出了一些方向。这些著述具有几个特点或缺陷。一、介绍性片断居多，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研究。二、功利性。从胡适的文学主张到刘延陵挖掘中国新诗来源再到施蛰存的意象抒性诗等，关于意象派与庞德的论述主要用于促进中国新诗的创作和发展，很少是纯文学研究，这就使得介绍者只专注于庞德的意象或反叛，而不能全面地审视庞德。虽然徐迟称庞德为“艺术大师”，但其本人并没有深入展开，而且后继乏人。三、庞德在意象派中的地位没有得到充分认识。从以上介绍可以看出，国内学人在译介意象派时，总是把洛威尔置于制高点，由洛威尔再及庞德，从而边缘化了庞德。这与历史显然不符，或许这和留美的中国现代诗人与洛威尔有更多的接触有关。四、庞德的创作汉译非常之少。据统计，从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三七年间，庞德只有六首诗被翻译到国内。(11)他大量的文学论文则无人翻译。即使是这六首译诗也非庞德的代表作，这也抑制了国内对庞德的进一步探讨。因此，新中国成立前的庞德研究只是让国人初识了庞德这位诗人，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介绍庞德较多的徐迟在一九八○年的一段话，应该可以总结新中国成立前的蜻蜓点水式的庞德绍介给国内带来的效果：
    一九三四年的春天，我又在《现代》上发表文章，介绍了现代派诗歌中一个小流派叫做“意象派”的七个诗人。现在我记得其中四个：艾兹拉·庞德、阿尔丁顿和女诗人阿梅·罗惠尔、H. D.。其余三个不记得了。这个意象派主张描绘鲜明、坚实的形象，从这样的形象中便可以塑造出“意象”或“神象”来。这种理论最后落进神秘主义中去了，它的诗歌晦涩难懂。我虽写过文章介绍过它，可是现今已不明白这个小流派是怎么一回事。(12)
    因此，庞德具体的创作理论和实践只能由后来人挖掘了。
    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近三十年间，由于为国际国内的政治形势所迫，国内的欧美现代派文学研究成果比以前不仅骤然减少，而且都打上了深深的时代政治烙印。关于庞德的译文或论述也不可避免具有这些特征。有些成果撇开其明显的政治标签，还是具有一定价值的。其中，比较值得称道的是一九六二年出版的《现代美英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中选译了庞德的《严肃的艺术家》(罗式刚、麦任曾译，作家出版社)一文。这应该是大陆翻译的第一篇庞德的理论文章。这篇一九一三年发表在《利己主义者》上的文章表达的艺术观念贯穿着庞德一生的创作：艺术与化学等一样是科学；艺术家就是科学家，要超然物外，利用抽象的原理研究人性与个性；衡量艺术的标准是精确性。与本篇译文相呼应的是袁可嘉发表在《文学评论》(一九六二年第二期)上的《“新批评派”述评》。这篇论文评述了庞德的意象主义理论来源和主要观点，可以作为《严肃的艺术家》的注脚。庞德提出的意象派理论源于法国的象征主义，注重暗示，反对诗歌直接抒发情感，主张诗歌应为“人类情绪的方程式”，强调“意象”、“语言”和“形式”，是“‘新批评派’形式主义的开端”。该文还探讨了前人没有注意到的作家的社会责任问题，认为庞德等新批评派“抹杀了作家的社会义务”。袁可嘉的另一篇论文《略论美英“现代派”诗歌》(《文学评论》一九六三年第三期)则较为深入地分别探讨了庞德的理论背景和诗歌创作。难能可贵的是，袁可嘉指出了意象派诗的缺陷：“体制太小，局限太大，诗人很难对生活中的重大课题发言”。庞德后来摆脱了这些限制，创作了自传体组诗《休·赛尔温·莫伯利》(原文为《休·赛尔温·毛伯莱》，以下简称《莫伯利》)和长诗《诗章》，“大大扩展了意象和联想的运用范围”，涉及到了社会的种种问题，后者还涉及到古罗马希腊文化、当代历史事件和中国古代文化。该文还详细论证了《莫伯利》和《诗章》的片断，虽然带有浓郁的政治色彩，但也有不少合理成分。本文应该是国内第一篇分析庞德的代表作品《莫伯利》和长诗《诗章》的文章，为以后庞德的作品研究指明了重点。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国人思想获得空前解放，外国文学研究特别是西方现代派文学研究迎来了又一个春天。从一九七九到一九八九年，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翻译和研究文章铺天盖地，把整个八十年代说成西方现代派研究时代丝毫不显得夸张。作为现代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关于庞德的译作和研究也层出不穷。诗作翻译、论文翻译、学术研究都出现了。据不完全统计，申奥、裘小龙、赵毅衡等人在这十年间共翻译庞德诗五十多首，(13)其中包括庞德的代表作品《在地铁站》、《莫伯利》和《诗章》片断，还有多首诗被重复翻译。庞德的文学主编的《现代西方文论选》(一九八三)收录了六十年代翻译的《严肃的艺术家》。琼斯(Peter Jones)的《意象派诗选》(裘小龙译，一九八六)收录有庞德的两篇论文《意象主义》、《意象主义者的几个“不”》，一篇庞德致《诗刊》主编门罗的信以及洛威尔的两篇《意象主义诗人》序言。由黄晋凯等人编译的《象征主义·意象派》(一九八七)翻译了《回顾》、《关于意象主义》等。(14)翻译的增加给国内学者研究庞德提供了极大方便，同时也澄清了国内对庞德及意象派的一些误解。比如，《回顾》、《意象派诗选》中的论文和《原编者导论》至少在三方面对庞德研究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一、是庞德创立了意象派，为其命名，并提出意象派的原则，而国内以前一直奉为意象派领导的洛威尔只是后来者，其信条也是从庞德的指导原则演化而来。二、意象是瞬间情感与智力的复合体，因此，意象具有感性和理性双重性，而非单一的感性。三、自由诗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写，也不是随便就可以写成，而是要在“必须”的时候才可以写，要经过一定的训练，遵守一定的规则。有的翻译还附有相对比较详细的庞德传记和导读，(15)学者可以据此发现新的研究点。比如，《美国现代六诗人选集》对庞德的创作与中国文化的关系做了简单的梳理，并在国内首次提到庞德的经济主张及其来源。
    就期刊而言，据不完全统计，这十年来专门研究庞德的文章共有十五篇，(16)把庞德作为某个派别(如意象派、现代派、与中国的关系等)加以附带论述的总共有近百篇。就学术著作来看，这一时期没有庞德研究专著问世，只在大量关于西方现代派和意象派著述中可以见到对庞德的论述。
    提起庞德必然会提及他的意象派诗学，这在以前的绍介和《意象派诗选》的多篇译文中已有淋漓尽致的描述，目前的问题是如何评价这种诗学。追随袁可嘉的脚步，这一时期的郑敏等学者比较全面地指出了庞德意象主义诗学的功过是非。庞德诗学追求主客观统一的意象，用硬朗精确的形象约束情感，这种意象不仅有强烈的情感，还有理性，是情感与理性的统一体，从而抵制了浪漫主义的泛滥感情，为后来的现代派诗歌创造出诸如意象叠加等表达方式，这是其功劳所在。其问题在于容易束缚诗人的创造力，使诗缺少丰富的社会内容，缺乏“宏大的气魄和丰富的思想感情”，走向了唯美主义。(17)
    庞德与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中国古典诗歌的关系从改革开放以来就是国内学者津津乐道的话题。众所周知，庞德从早年改译翟理斯《中国文学史》中一些诗歌译文开始到《华夏集》再到整部《诗章》的创作，与中国文化一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以前的学者也注意到这个问题，但没有给予关注。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庞德研究大部分集中在这个领域。但在研究之前要回答的问题就是，庞德在自己的一生中是如何学习中国文化的，他又在哪些理论或创作中运用到了中国文化？常沛文对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庞德先曾研读在日本学习中文诗的费诺罗萨(Ernest Fenollosa)的手稿，从而获得了有关中国文字和古典诗歌的知识，从中整理出含有十四首中国诗的《华夏集》和《作为诗歌媒介的汉字》；随后，庞德开始系统学习中国文化，借助多种字典学习中文，阅读《四书》，出版英译《大学》，发表《急需孔子》，提倡孔孟思想，在《诗章》的第十三章和《比萨诗章》引用孔子思想，又根据冯秉正的《中国历史概论》写就了《诗章》的第五十二章到第六十一章，后来又翻译了《诗经》；庞德学习中国文化的目的在于给病入膏肓的西方开出药方。(18)常沛文的文章为学者们研究庞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提供了一幅非常详细的轮廓图。
    艾略特曾说，庞德是“中国诗歌的发明者”。庞德之所以发明中国诗歌，肯定是中国诗歌吸引了他的目光。中国诗歌为什么会吸引庞德，又对庞德造成了哪些影响？最早关注此类问题并进行较深入探讨的应该是赵毅衡。(19)他在这一时期先后发表三篇文章和一部论著《诗神远游——中国古典诗歌对美国新诗运动的影响》论述庞德等美国诗人对中国诗歌的借鉴。这一时期探讨该问题的还有丰华瞻、袁若娟、王军等人。最初的庞德对汉字一窍不通，仅借助费诺罗萨的注释和自己的想象力去解读单个的汉字。一些象形字和中国古典诗歌中丰富的意象与庞德的意象概念不谋而合；中国古典诗语句之间貌似“脱节”的现象也应和了庞德的“直接处理事物”的主张；上述两点的结合又造就了庞德所谓的“意象叠加”。这种诗歌类型一反维多利亚时期抽象和说教的诗歌特征，具有精确和硬朗的特点。庞德后来努力学习中国文化，一方面让他坚定了这种观念，使得他又翻译了许多中国古典诗，并将许多汉字用到《诗章》中去；另一方面让他发现中国的孔孟之道有利于解决西方文化的弊病，因此，《诗章》引用了多种儒学经典。当然，日本的徘句也符合庞德的诗学要求，但它影响远小于中国诗的影响。(20)庞德虽然反对传统诗歌，但他对中国诗的关注继承了浪漫主义的异国情调。(21)
    庞德在中国诗中发现了意象诗，从而促进了国内对于中国古典意象论的研究。(22)庞德的意象是否等同于中国古典诗论中的意象呢？有人认为，“在理论上，中国古典诗论中的意境说和意象派的意象说，虽然语言的表达各不相同，却有着最基本的相同之处”：重直觉、重主客观统一；在诗歌创作上，手法也基本类似，但由于所处的国度与时代不同，两者所表现的内容大相径庭。(23)也有人认为，中国古典诗论中的意象与庞德的意象在内涵上有所不同。中国的意象是“主观的情意和客观外在的物象的统一、结合”，适用于诗、乐、书画等文艺领域，而庞德的意象则是纯主观的，“不是客观物象与主观情意的结合，而是属于主观世界范畴的理性和属于主观世界范畴的感情(情绪)的集合、复合或结合”，只适用于诗歌领域。(24)适用范围不同显而易见，但认为中国意象属主客观统一、庞德意象属于纯主观的看法似乎经不起仔细推敲：在诗的世界里，任何事物都经过了诗人眼睛的扫描，都不再是纯客观的了。庞德自己曾说，诗中的意象有两种，一种主观，一种客观；但这种客观意象也只能“貌似外部事物的本来面目”。(25)
    庞德的汉诗英译也是中国学者一直以来热烈讨论的话题。这一时期大部分学者都称赞庞德学习传播中国文化，认为他这种为我所用的精神难能可贵，对庞德的误译表示理解。郭为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郭认为，庞德的英译作为诗歌本身非常精彩，其优美无可质疑，但作为翻译就“错误百出”。庞德的“误译、误解或随意”是所有“汉诗翻译家的苦衷”，应该得到理解。(26)也有一些学者认为，庞德的翻译是精彩的意象诗，然而，他对汉语的一知半解致使他的英译常常失真，与原作有不小的差距。丰华瞻在《庞德与中国诗》中认为，庞德不了解汉语，又受到才力的限制，他的英译“未能达到我国古典诗名篇的水平”。
    就中国文化与庞德的关系方面，庞德除翻译李白等人的诗之外，还多次在自己的诗中引用儒学的语言，并翻译了《大学》、《中庸》、《论语》等儒家经典。因此，庞德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就成了迫切需要研究的课题。一些研究者认为，庞德旨在通过儒家思想革除西方文化的弊病。另外有一些人则认为，庞德之所以在诗作中大量引用儒学片断与他的诗学理论有着密切关系。在庞德看来，“语言的精确与否决定社会的存亡”，而诗歌的目的就是维护语言的“稳定性与有效性”，从而维护整个社会的稳定；孔子的“正名”和“诚意”按照庞德的理解，正是要使语言精确化，正好符合了他的诗歌功用理论。(27)由此，庞德热爱儒学、借鉴儒学也在情理之中了。
    研究庞德不能不研究其诗作，本时期的诗作研究主要以意象派诗学为理论框架，以《在地铁站》为对象。庞德关于这首诗创作的回忆常常作为分析这首诗的背景，点出诗作中意象的逼真。《在地铁站》不用连接词等多余词汇，采用意象叠加的方法直接处理对象，“不露情感，不涉理念，全凭直觉”。(28)叠加的意象与背景的对比显示出“现代城市悲戚苦痛的生活还存有一丝难得的美”。(29)李文俊的《美国现代诗歌一九一二-一九四五》(《外国文学》一九八二年第九期)一文对庞德的重要诗歌及诗歌集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并给予了一定的评价。《面具》、《华夏集》、《莫伯利》、《诗章》都有述评，特别是《诗章》。该文是国内研究史上第一篇较为全面地评介《诗章》的文章，这与前人片断式的述评有很大不同。第一章到第九十九章都被加以分类论述。这部在时空之间旅行的史诗内容虽然驳杂(涉及政治、军事、经济、宗教、诗学等)，却是一部“深奥、有气魄、有才智的重要作品”。
    一九七二年十一月一日，庞德在威尼斯与世长辞，盖棺定论的时刻到来了。庞德的一生应该是漂泊的一生。他出生于美国，只身到欧洲闯荡，先后到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追求诗歌事业，从意象派到漩涡派，不断探索新的道路。作为现代诗人，他却从久被人遗忘的普罗旺斯、古希腊、拉丁文化和遥远的中国寻找诗歌营养。他年纪轻轻时已小有名气，但总是摆脱不了清贫的困扰，即便如此，他仍然尽其所能帮助后进。作为现代派诗歌的三大旗手之一，他赢得了很多同辈人的尊重，也招来很多同代人的批评。二战时期，他大部分时间醉心于经济学探讨，支持墨索里尼，反对自己的祖国，这使他陷入耻辱之中，战后被控叛国罪，最后客死他乡。其留下的巨著《诗章》在研究者中毁誉参半。庞德身上所体现的这种种矛盾反而使他成为人们饭后的谈资，这正说明他是“美国现代文坛怪杰”。(30)他将为自己的艺术贡献感到骄傲，而为自己的错误感到悔恨。(31)他最突出的成就应该是他曾经做过“现代派诗歌的爆破手”，(32)而他最错误的地方莫过于投靠法西斯。
    从整体来看，八十年代的庞德研究较为深入地探讨了庞德的诗学、创作、个人评价以及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等，成就斐然，大大超过了从胡适以来半个多世纪的研究总和。庞德与中国文化关系是这一时期的焦点，(33)学者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就也突出，从影响媒介到概念与思想对比，再到翻译研究，都有纵深研究，基本厘清了庞德与中国文化互动的大致轮廓。当然，这一时期的研究也有其明显的不足：一、仅用意象诗学说明庞德的成就和分析其诗作，忽视了庞德对意象派的超越；二、对于庞德汉译英译的研究仍待深入；三、庞德除《在地铁站》之外的代表作品基本无人问津。
    最早与庞德接触很深而又研究过庞德的中国人是方志彤(Achilles Fang，一九一○-一九九五)，他从小在韩国长大，回到中国后在上海的教会学校学习，后到清华大学学习哲学与国学，与钱锺书同学，也是钱锺书为数不多的好朋友之一，一九三二年获学士学位后留在清华读研究生。从他的经历可以看出他是个博学的人，他教过拉丁文、德文，当过编辑，用日文和英文写作，一九四七年受哈佛大学资助编写中英大词典，后放弃该工作到哈佛大学读比较文学博士。他做的博士论文研究庞德的《诗章》，题为“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Pound’s Cantos”，共八百六十五页，一九五八年获博士学位。这部未发表的博士论文成为研究庞德《诗章》的重要参考资料。迄今最为全面的《诗章》注释本《艾兹拉·庞德诗章指南》(A Companion to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的编者卡罗尔·F.特里尔(Carroll F. Terrell)在该书的前言特地提到方志彤未发表的博士论文对找到许多索引有极为重要的价值(The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of Achilles Fang，“Materials for the Study of Pound’s Cantos”(Harvard University，1958)has been extremely valuable in locating numerous sources.)。(34)他写论文阶段经庞德购得唐石版的《大学》与《中庸》，需要行家辨认并写出英文注解，庞德的好友、新方向出版公司的老总拉林(Laughlin)介绍他们相识，此时方志彤正好写博士论文。一九五○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方志彤带上译稿到庞德被关押的圣·伊丽莎白医院看望庞德，庞德夫妇见到方志彤大喜过望，在庞德被关押几年后终于找到能谈得来且能给他解决问题的人。随后他们频繁地书信来往，他们通信有214封，其中庞德给方志彤108封，方给庞德106封。(35)方志彤被人称为博学宏识，但很少发表(“he knew everything，but published little.”)。他的研究庞德的博士论文主要研究庞德的诗中典故来源，庞德诗中多种语言交杂用典纵横交错，中国学者方志彤居然一一道破，且还发现其中不少引典错误，真是了不起。他对朋友很仗义，为了免于让庞德的名誉受损，他这本博士论文一直压着未出版。
    第二位以庞德作为博士论文研究对象的中国学者是荣之颍(Angela Chih-ying Jung，b.一九二六)，她从北京教会大学获得学士学位，来到美国华盛顿大学做英语与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她在一九五二年春季的研讨会上发现一位学生抄写汉字，该学生给她看抄写的汉字正来自庞德《诗章》一书。此后荣女士沉于阅读庞德此书，发现其中大量借用中国文化，再读庞德翻译中国经典书，如《华夏集》、《大学》和《中庸》等。庞德如此多借用中国文化的元素激发了荣之颍想以此作为博士论文的选题，于是她鼓起勇气给关押在圣·伊丽莎白医院的庞德写信，庞德回信愿意见她并回答她的问题。在一九五二年四月至八月，她至少见了庞德十五次，其中有两次艾略特也在场。(36)荣之颍的博士论文于一九五五年完成，庞德亲自给该博士论文定题为《艾兹拉·庞德与中国》。该论文的主要内容如下：Introduction: Off the Record; Part One: "A New Greece in China"; 1. "The Sea of Strangeness"; 2. "Rest Me with Chinese Colours"; 3. "Cathay"; Part Two: "Better Gift Can No Man Make to a Nation"; 4. "I believe the Ta Hio"; 5. "China Cantos"(A)Canto XIII;(B)Cantos XLIX, LII-LXI; 6. "Ching Ming"; Part Three: The "Ideogrammtic Method"; 7. Origin of the "Ideogram"; 8. Theory of the "Method"; Function of the "Ideogratic Method";(A)In Crticism;(B)In Poetry; Part Four: "The Stone Is Alive in My Hand"; 9. The Confucian Classics; 10. The Classic Anthology; Conclusion: "The Crops Will Be Thick"; Bibliography。(37)十五年后，荣之颍任奥尔岗大学的中文教授，她在学术假期间于一九六七年三月二十一日去意大利看庞德，她当时正在编一本庞德与意大利关系的书，此书后来名为《艾兹拉·庞德的意大利意象》。(38)该文集收录了十二篇论文，荣之颍作了一篇绪论。这篇绪论介绍了所选文章的概要，并在前面部分满怀深情地叙述了庞德与意大利的关系。她认为庞德这样的天才是没有国界的，他的文学生涯始于威尼斯，后来也逝于此。美国将他视为叛徒，意大利将他看作自己的诗人，他最后与但丁、奥维德等诗人葬在一起，他的作品有246种被译成外文，其中113种被译为意大利文，他许多作品源于意大利文学的影响，例如，他的《灯光熄灭》(A Lume Spento)源于但丁的《炼狱》三，第132行(Purgatorio III，132)，他获美国博林根诗歌奖的《比萨诗章》就写于意大利。(39)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华裔学者诗人叶维廉教授(Wai-lim Yip)，青年时博士论文《埃兹拉·庞德的〈华夏集〉》(Ezra Pound’s Cathay)，对庞德的早期重要作品《华夏集》进行了深入研究，文中集中对比三个部分：《华夏集》选用的中文原文、费诺罗萨的手稿的英文注释、庞德的译文，然后对照这些诗提供自己的译文。全文由如下几个部分组成：Preface. Aknowledgments. Introduction; One. The Chinese Poem: Some Aspects of the Problem of Syntax in Translation; Two. Precision or Suggestion: Pre-Cathay Obsessions; Three. His "Maestria" in Translation: Limitations and Breakthrough; Four. In Search of Forms of Consciousness, The Topoi of the "Complaint of the Frontier Guard", "Complaint of the Estranged Wife": Ironical Play; The Platonic Form of the Poem, Graphic Ironical Play: Permanence vs. Impermanence, A "Poundian" Poem; Summing Up; Appendix One. From the Fenollosa Notebooks; Appendix Two. Cathay Retranslated; Selected Bibliography; Indexes，叶维廉首先列举西方重要批评家如福特、艾略特、休·肯纳对庞德《华夏集》的看法，他们基本上认为这部译作应该说是庞德的好的创作更恰当些。译界与评论界对这部译作大多持两种态度，有的说他译得不准，因庞德不懂中文；也有的说他译得好，主要以费诺罗萨的注释为标准。这些译诗从翻译层面看优缺点如何，这些需要中国学者来给予答案。(40)叶维廉似乎不是简单评骘其译得准确与否，而是以庞德《华夏集》为案例来探讨中诗英译的困难，企图找出中英诗学比较与翻译的模式，理解庞德作为诗人在当时语境下借助中文诗的翻译为英美现代诗改革所作的贡献。二○○一年我(蒋洪新)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做研究时，叶维廉正是该校比较文学系教授，我们经常在一起喝咖啡谈学问。我回国后邀请他两次来湖南师大讲学，并聘他为湖南师大客座教授。该校比较文学系的另一位教授唐纳德·魏思林(Donald Wesling)也是我的好友，有一次谈起叶维廉这本书，他说叶的这本书是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比较文学的颇有名气的一本佳作。叶维廉这本书也成为庞德《华夏集》的几个导读本的权威参考书。叶维廉于二○○六年在湖南岳麓书社出版《庞德与潇湘八景》，(41)这是湖南师范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二一一工程”重点学科所推出的“湖湘文化与世界”系列丛书之一。叶维廉在前言中称自己走上庞德研究之途是源于早年读到《诗章四十九》。该书考察了庞德与潇湘八景的缘由，庞德是如何将这幅嵌诗的画册写入诗中，并阐释中国诗画对美国现代诗和庞德的借鉴意义。叶维廉还结合自己多年研究庞德的心得来解读庞德诗的结构与美学特征。该书于二○○八年十二月在台湾大学出版中心重版，新版除了对原书进行修订，还新增英文对照内容与庞德私人收藏的潇湘八景画册。
    我(蒋洪新)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图书馆读到郑树森的博士论文《丝绸上的太阳：埃兹拉·庞德和儒教》(The Sun on the Silk：Ezra Pound and Confucianism)，该论文对庞德的《诗章》中所蕴含的儒教思想进行清理和深入探讨，全文共五个部分，这是颇有分量的博士论文，其中有些成果以论文形式发表，但整部博士论文可惜一直未出版。
    黄贵友(Guiyou Huang)在一九九七年出版的《惠特曼主义、意象主义和现代主义在中国与美国》(Whitmanism，Imagism，and Modernism in China and America)是在他的一九九三年英文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该论文题为“Cross Currents：American Literature and Chinese Modernism，Chinese Culture and American Modernism”。该书选取中美文学在现代也就是二十世纪初相互交流两个事件的文化影响以及后来接受命运的社会背景进行探讨，这颇具时代意义的两件大事是：惠特曼被引入中国与意象主义被介绍到中国对中国新诗运动的影响；与此同时，庞德翻译与吸纳中国诗歌与儒家经典对英美现代诗所起的作用。该书的精彩与价值不仅在描述中美两国几乎同时借鉴彼此所需诗人及其作品，而且分析了为何惠特曼对中国诗人如郭沫若、田汉、艾青有那么强的吸引力。惠特曼被引入中国后，即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也一直常青不衰。庞德与意象派的艺术主张经胡适和陈独秀吸收后改良成为新文化运动纲领性宣言，庞德与中国的关系一直是英美学界研究的重要话题。尽管庞德是将中国文化推向美国贡献最大的人物，但他在新中国成立后长期被忽略，这主要限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一是庞德与意象派被胡适介绍进来，胡适长期被斥为资产阶级右翼文人的代表；庞德本人晚年替罗马电台播音成为法西斯文人，故只有到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他才予以重视。该书还对庞德接受中国文化的方式以及吸取诗歌的内容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庞德的翻译是重新创作，他首先是位富有创造才能的诗人，然后才是译者。(42)
    钱兆明(Zhaoming Qian)：浙江大学“永谦”讲座教授，美国新奥尔良大学校长特命教授(Chancellor’s Professor)，他应该可以说是近年来中国研究庞德贡献最大的学者。钱兆明的著作《东方主义和现代主义：庞德和威廉斯诗中的中国遗产》(Orientalism and Modernism：the Legacy of China in Pound and Williams)借鉴批评家萨义德的“东方主义”观点来研究现代两位大诗人。该书主要分为三部分：在现代主义运动中的东方地位，庞德通往中国的道路，威廉斯早期与中国文化的接触。钱兆明的博士论文《庞德、威廉斯和中国诗歌：一九一三-一九二三现代主义传统的形成》(Pound，Williams，And Chinese Poetry：The Shaping of A Modernist Tradition 1913-1923)是一部有分量的博士论文。钱兆明还主编了《庞德与中国》(Ezra Pound & China)一书，该书收录了中外十余位庞德研究专家研究庞德与中国乃至东方文化的成果。钱兆明一篇题为《庞德与“英国博物馆时代”的中国艺术》的论文细致探讨了庞德在早期尤其抵英国以后与中国艺术的情缘，他在英国博物馆认识宾杨(Binyon，一八六九-一九四三)，此后宾杨将庞德领入中国文化与艺术的殿堂，激发了庞德对中国的热爱。该文翔实考察庞德与宾杨的交往，以及通过宾杨认识费诺罗萨的遗孀，得到费诺罗萨的手稿，从而开始《华夏集》的翻译，庞德接触中国之后对他的意象主义以及漩涡主义的主张皆有深刻的影响。该文对厘清庞德早期与中国的关系有重要价值，因此被海伦·M.丹尼斯(Helen M. Dennis)编的《艾兹拉·庞德与诗歌的影响》(Ezra Pound and Poetic Influence)一书收录。(43)二○○八年钱兆明在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富有影响意义的书《艾兹拉·庞德的中国朋友：信中的故事》(Ezra Pound’s Chinese Friends：Stories in Letters)，钱兆明自己称：“本书收集了庞德与中国友人的162封来往信件，其中有85封第一次公布于众。这些书信，配上我的评注，还原了庞德与中国友人之间被人遗忘的故事。它们展现了庞德生涯中被人忽略的一面：从一九一四到一九五九年这四十五年间，他与中国人之间的持续互动。这部书信选如实记录了一位现代主义大师以无与伦比的精力，追求他所认为的中国最优秀的东西，既包括他的失败也包括他的成功。”(44)钱兆明告知读者这本书是《东方主义和现代主义：庞德和威廉斯诗中的中国遗产》和《现代主义对中国艺术的反应：庞德、摩尔和史蒂文斯》的姊妹篇，从这本书可见庞德与中国人的私下交流、他不断变化的中国观，以及他涉及中国作品的创作过程，因此，这本书有可能改变我们对庞德与中国、现代主义与中国的看法。(45)
    庞德在《诗章》第六十章有诗云：“杏花/从东方吹到西方/我要尽量不让他们落下。”这里的杏花喻指孔子讲学的杏坛飘来的花朵，庞德要终生维护它，表明自己对儒家的向往与忠诚。Feng Lan在他的《艾兹拉·庞德与儒教：在现代性面上重塑人文主义》(Ezra Pound and Confucianism：Remaking Humanism in the Face of Modernity)中探讨了庞德与中国儒教的关系，该著作是在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而成，全书由如下部分组成：Introduction：Keeping Confucian "Blossoms" from Falling; 1. Five Types of "Misreading" in Pound's Confucian Translations; 2. Confucianism and Pound's Rethinking of Language; 3. Confucianism and Pound's Politcal Polemic; 4. Confuciansim and Pound's Spiritual Beliefs; Conclusion: Poundian-Confucian Humansism at the Crossroads。(46)
    谢明在一九九九年出版《埃兹拉·庞德和对中国诗的归化：〈华夏集〉、翻译和意象主义》(Ezra Pound and the Appropriation of Chinese Poetry：Cathay，Translation，and Imagism)，(47)该书入选乔纳森·哈特(Jonathan Hart)主编的“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系列丛书，全书主要有如下几章：Chapter 1: The Age of Chinese Translation; Chapter 2: Ideogram and the Idea of Poetry; Chapter 3: The Moment of the Image; Chapter 4: Personae and the Elegiac Mood; Chapter 5: Parataxis and the Moving Image; Chapter 6: The Chinese "Example" of Vers Libre; Chapter 7: Synthetic Language; Chapter 8: Pound as Translator: An overview。(48)本书的主旨是探讨在二十世纪初中国诗歌被英美作家与诗人翻译成英文，并如何被英美诗歌创作所借鉴。在此过程中庞德首开先河，他一九一五年出版《华夏集》(Cathay)。受庞德之影响，阿瑟·韦利(Arthur Waley)一九一八年出版《一百七十首中国诗》(One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艾米·洛威尔在一九二一年出版《松花笺》(Fir Flower Tablets)。这些翻译者们往往以他们所见和所需，对中国诗的英译进行归化式的翻译，而这些译文是很好的英文诗并在西方世界获得成功接受。该书很扎实地审视这段历史与翻译的过程，并展现庞德的中国诗的翻译对他自己后来的创作、对英美意象主义运动以及现代诗的创作所起的作用，是中国学者较为系统地研究庞德翻译的重要专著。谢明还为《埃兹拉·庞德的剑桥指南》一书写了“翻译家庞德”一章。
    我国研究美国文学的名家常耀信一九八四年六月在美国完成英文博士论文《爱默生、梭罗和庞德的中国影响》(Chinese Influence in Emerson，Thoreau，and Pound)，其中第五章研究庞德的中国经典的翻译，第六章探讨庞德与孔子。他自一九八六年起成为美国Paideuma杂志特邀编辑。常耀信的英文论文《庞德的〈诗章〉与儒教》(Pound’s Cantos and Confucianism)被马希尔·史密斯(Marcel Smith)和威廉·A.阿尔曼(William A. Ulmer)所编的《艾兹拉·庞德：文化的遗产》(Ezra Pound：The Legacy of Kolchur)收录。(49)常耀信在这篇长的论文里较为翔实地清理了庞德《诗章》与儒家思想的关系，并探讨庞德为何吸纳儒家来替代他的基督教信仰。常耀信的学生索金梅于二○○三年八月出版《庞德〈诗章〉中的儒学》(Confuciannism in Pound’s Cantos)(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索金梅现任南开大学英语系教授。该书是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写成的。索金梅此书共16.8万字，英文，除前言和结语，共五章。全书目录如下：Introduction: Literature Review, Research Purpose and Methodology; Chapter One: The Emergence of the Paradise Theme and Its Central Position in the poem; Chapter Two :The World Deteriorating in Smoky Light; Chapter Three: A Paradise with the Color of Stars; Chapter Four: In and Behind the Civic Order, L' Amor; Chapter Five: Self-Cultivation and Daily Renovation。(50)该书主要探讨庞德《诗章》中主题的统一性问题。因为关于《诗章》的主题研究，有两种说法：早期有人说《诗章》是一堆拼凑的散片，各章之间毫无联系与统一；(51)后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诗章》事实上在主题结构上有着统一的整体。那么，到底是什么主题把整部诗章连接在一起呢？这部书论证了儒家乐园是贯穿全诗的核心主题。我认为该书的可喜之处是作者花了主要篇幅来论述儒家思想的主题，同时也没有把话说绝，还提到了其他文化对主题建构的关系，毕竟这部博大精深的著作蕴涵许多文化的意义。吴其尧著《庞德与中国文化——兼论外国文学在中国文化现代化中作用》，该书共九章，其主题是探讨庞德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祝朝伟的《构建与反思——庞德翻译理论研究》也是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写作而成的，对庞德的翻译理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该书有八章，主要对庞德本人不太懂汉语却又翻译了大量的中国诗和中国经典这一现象进行了剖析，并探讨了庞德独特的翻译方法、翻译目的与理论，以及与他创作的关系。
    陶乃侃的英文论文题为《〈诗章四〉和〈桃花源记〉诗学》(“Canto IV” and the “Peach-Blossom-Fountain” Poetic)，(52)探讨了庞德《诗章四》的写作手法的渊源以及对以后诗章的影响。庞德该诗章写在一九一九年，那正是庞德意象主义实践接近尾声之时，他得到费诺罗萨的手稿，完成《华夏集》译稿，因此在该诗章带有明显中国文化元素的影响，这对他以后的诗章创作提高开了很好的头。该文在细读手稿与原文的基础上，结合许多历史文献与庞德的文论，对该诗章以及后来诗章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予以很好的解释。陶乃侃于二○○六年出版了一本颇有分量的专著《庞德与中国》，全书主要有五章：第一章庞德的思想观念与史学建构：国际主义历史主义比较诗学；第二章，仿中国诗：探索中国文化的肇端；第三章，庞德的《中国诗集》；第四章，长诗开头：《诗章三首》与《诗章四》；第五章，《诗章十三》与《诗章四十九》。(53)该书从庞德国际主义诗学观以及比较文学理论出发，探讨其世界文学和对中国文化热爱的动因，挖掘他与中国文化的渊源与关系，进而提出解读庞德诗结构尤其是中国诗的方法。
    中国有句成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由此可见，庞德热爱中国，他在世与身后都得到了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研究与喜爱。

    注释：
    ①杰夫·特威切尔：《庞德的〈华夏集〉和意象派诗》，张子清译，《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1期，张子清：《美国现代派诗歌杰作——〈诗章〉》，《外国文学》1998年第1期。
    ②刘延陵：《美国的新诗运动》，《刘延陵诗文集》，第241页，葛乃福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
    ③1933年2月，《现代》曾刊发高明译的[日]阿部知二的《英美新兴诗派》，对意象派及一些意象派诗人做了非常简短的介绍，对庞德也是一笔带过。
    ④钱锺书：《钱锺书英文文集》，第283页，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
    ⑤钱锺书：《谈艺录》，第42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
    ⑥见How to Read，pp.25-28；ABC of Reading，p.49。
    ⑦当然，把中国古诗的“情”等同于庞德Phanopoeia还有待商榷。
    ⑧Pound, Ezra: ABC of Reading,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34: p.29.
    ⑨⑩钱锺书：《钱锺书集·写在人生边上的边上》，第158、171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11)耿纪永：《〈现代〉、翻译与现代性》，《同济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第77页。
    (12)徐迟：《文艺和现代化》，第19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着重号为笔者所加。
    (13)见陈德鸿《二十世纪英美现代派诗作中译本经眼录》，《翻译学研究集刊》2002年第7期，第187-196页。重复翻译不计算在内。
    (14)伍蠡甫主编的《西方古今文论选》(1984)，节译了庞德的《回顾》。
    (15)见庞德等《美国现代六诗人选集》，申奥译，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琼斯：《意象派诗选》，裘小龙译，桂林：漓江出版社，1986。伍蠡甫：《西方古今文论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4。
    (16)主要统计来源为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和诗刊《星星》。这里的“专门研究”是指通篇以庞德本人的经历、创作或理论作为研究对象。
    (17)郑敏：《意象派诗的创新、局限及对现代派诗的影响》，《文艺研究》1980年第6期。
    (18)见常沛文《艾兹拉·庞德传播中国文化的使者》，《外国文学》1986年第5期。原文把《作为诗歌媒介的汉字》译为《中国文字和英文诗歌的写作手法》，把《诗章》译为《长诗》。
    (19)赵毅衡在《外国文学研究》1979年第4期上发表《意象派与中国古典诗歌》一文，着重研究庞德的意象主张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契合。
    (20)赵毅衡：《关于中国古典诗对美国新诗运动影响的几点刍议》，《文艺理论研究》1983年第4期，第20页。
    (21)见丰华瞻《意象派与中国诗》，《社会科学战线》1983年第3期；《庞德与中国诗》，《外国语》1983年第5期。
    (22)见敏泽《中国古典意象论》，《文艺研究》1983年第3期；曾俊伟：《“意象”说源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2期；流沙河：《十二象·意象》，《星星》1984年第9期；李心峰：《“意象”探微》，《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
    (23)袁若娟：《意象派诗歌与中国古典诗词》，《河南师大学报》1984年第2期，第79-83页。
    (24)肖君和：《论中国古典意象论与西方“意象派”的区别》，《贵州社会科学》1987年第10期,第28-32页。
    (25)Cookson, William, ed.. Selected Prose, 1909-1965: Ezra Pound, London: Faber and Faber, 1973: p. 344-345.
    (26)见《埃兹拉·庞德的中国汤》，《读书》1988年第10期。
    (27)蓝峰：《“维护说”析——庞德诗歌理论及其与孔子思想的关系》，《文艺研究》1984年第4期。
    (28)流沙河：《意象派一例——伊兹拉·庞德〈地铁站内〉》，《星星》1984年第10期。
    (29)周上之：《美的瞬间和意象派的创作方法——庞德代表作〈地铁车站〉赏析》，《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
    (30)申奥：《美国现代文坛怪杰——庞德》，《外国诗》(2)，第178-191页，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1984。
    (31)克劳斯·多尔曼：《遗落在荒原上的恨——美国名诗人庞德追忆》，《世界博览》1989年第4期。
    (32)郑敏：《庞德——现代派诗歌的爆破手》，《当代文艺思潮》1980年第6期。
    (33)单就期刊文章的数量来看，从1980年代到现在，这个话题一直都是焦点。
    (34)Terrell, Carroll F.: A Companion to the Cantos of Ezra Pound, published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National Poetry Foundation University of Maine at Orono, Orono, Maine,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 x.
    (35)(36)Zhaoming, Qian: Ezra Pound's Chinese Friends, Stories in Lett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41、89.
    (37)Chih-Ying Jung, Angela: "Ezra Pound and China", Contents,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1955.
    (38)(39)Jung, Angelia and Guido Palandri: Italian Images of Ezra Pound , Taipei : Mei Ya Publications, Inc., 1979: p.1-5.
    (40)Wai-Lim Yip: Ezra Pound's Cathay,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4.
    (41)叶维廉：《庞德与潇湘八景》，长沙：岳麓书社，2006；新版：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8。
    (42)Guiyou Huang: Whitmanism, Imagism, and Modernism in China and America, London: Associated University Presses, Inc., 1997: p. 123.
    (43)Zhaoming, Qian: Pound and Chinese Art in the "British Museum Ezra", see, Dennis, Helen M.: Ezra Pound and Poetic Influence, p. 100-112, Amsterdam-Atlanta, Ga 2000.
    (44)(45)Zhaoming, Qian: Ezra Pound's Chinese Friends: Stories in Letter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xiv-xv.
    (46)Feng, Lan: Ezra Pound and Confucianism: Remaking Humansism in the Face of Modernist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Toronto Buffalo London, 2005: p. v-vi.
    (47)(48)Ming, Xie: Ezra Pound and the Appropriation of Chinese Poetry: Cathay, Translation, and Imagism, New York and London: Garland Publishing, Inc. A Member of the Taylor & Francis Group, 1999: p. iix.
    (49)Smith, Marcel and William A. Ulmer: Ezra Pound: The Legacy of Kulchur, The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Tuscaloosa and London, 1988: p.86-112.
    (50)索金梅：《庞德〈诗章〉中的儒学》(Confuciannism in Pound’s Cantos)，第VII页，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
    (51)Elliot, George P.: "Poet of Many Voices." Walter Sutton ed. Ezra Pound: A Collection of Critical Essays. (Twentieth Century Views), New Jersey, 1963: p. 161.
    (52)See Dennis, Helen M.: Ezra Pound and Poetic Influence, Amsterdam-Atlanta, Ga 2000: p.114-129.
    (53)陶乃侃：《庞德与中国》，第1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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