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文学研究的人都知道，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历来是所有文学中的一个具有永恒探讨价值的主题，特别是在中国和西方的诗歌作品中更是如此。诗人们总是从自然界或自然景观引伸出一些奇思妙想，使他们的艺术想象力发挥到极致。在他们的笔下，自然总是被想象得更加美丽，而且将是他们理想的家园。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之下，曾经有过关于乌托邦的种种构想；而在中国文化的语境下，则有着陶渊明的《桃花源记》。这种艺术构想尤其体现在不少作家的文本中，作家们总是通过对往事和自然景观的描写和回顾来表达自己对一切人为的东西的厌恶，这实际上也形成了后现代文学的一大特色。[1]显然，在文学作品中体现出的这种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同于其在现实世界中的关系，因为那些极力讴歌大自然并且充满了浪漫主义理想的诗人们总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出某种甚于实在世界的东西。我们都知道，世界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实际上也有着两个不同的方面：既相互之间密切关联同时又相互矛盾。毫无疑问，人类如果不依靠自然就无法生存，因此，在相当的程度上，是自然创造了人，培育了人，而且甚至使人得以进化到当今这个状态。但另一方面，人们通常又不善待自然，不仅仅耗尽其有限的资源，更有甚者，他们很少想办法去保护自然。因此毫不奇怪，大自然有时当然要给人类带来一些麻烦甚至严重的灾害，而且有时还会导致人类无家可归。这种现象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往往变得比其在文学作品中的关系远为复杂。同时，上面所提到的这一切又总是存在于文学作品中的，因其文化背景和美学表现形式的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因而对于比较文学学者来说，尤其对于从事东西方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的学者来说，这更是一个颇有诱惑力的论题。本文旨在展现一些中西方作家眼中的自然的不同表现形式，通过这种共同点和差异的比较和分析以探寻一种既可用于解释西方文学现象同时又适用于中国文学阐释的共同美学。
    既然人与自然的关系对于作家来说是如此地复杂、微妙甚或诱人，因此它便成了东西方所有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永不衰竭的主题，其原因在于它始终促使人们在自然中去探寻人类实在世界所无法实现的理想。毫无疑问，当自然处于最佳态势时，它必定是人类的理想家园，尤其当人们面临剧烈的变革和民族冲突时就更是如此，这时，他们不由得流露出怀旧的情绪，往往试图在自然中觅见较之实在世界更为美好和理想化的东西。因此在这方面，自然显示出远远胜过现实世界的优越性，尽管这样一种自然显然是人为建构的和理想化的。但是由于东西方不同的文化传统和哲学背景以及作家自身的人生哲学和世界观，这样一种关系也就在不同的作家笔下得到不同的表现。我这里仅举人们经常讨论的一部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中的例子。
    几乎所有熟悉中国文学发展史的人都知道，中国诗人陶渊明曾于一千五百多年前退出官场后写下了不朽杰作《桃花源·诗并记》[2]，作为一位擅长于描绘自然景观的诗人，陶渊明对自然有着深切的爱恋，有时这种爱恋甚至在他的作品中表现为一种返回自然的倾向。显然，他深受中国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尤其是所谓“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之观念的影响，这部杰作在许多地方流露出诗人的这种思想。《桃花源记》自问世以来，便和诗人的另一些以描写自然为题材的作品不断地受到国内外学者的讨论和分析甚至争论，因为陶渊明对一种远离尘嚣世事的理想的家园的大胆预言乃至建构给了人们以极大的诱惑。有人甚至认为这是一种中国作品预示乌托邦的极好范例，因为这部作品的写作年代远远早于托马斯·莫尔对乌托邦理想的建构。在许多方面，它与乌托邦迥然不同，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它又可以被看作是东方人早期对乌托邦预示的文本。当西方汉学家詹姆斯·海尔塔武尔(James Hightower)于本世纪七十年代发表其英译文时，这部作品终于对西方和日本的学者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尽管他们生活在一个有着丰裕的物质文明的后工业和后现代社会，但他们却向往着陶渊明所建构的那种恬静幽雅的田园生活环境。[3]因此这部作品又可以被解读为一个不断地被东西方的读者阅读和建构其意义的寓言。每当人们受到自然灾害或其他人为的毁灭性损失时，诸如战争或民族间的冲突或者其他形式的动乱，等等，总不由得会想到陶渊明为我们描绘的那个理想的家园：一方面，他们对混乱的世事感到腻烦，另一方面，就诗人陶渊明来说，他实际上为人们创造了一个理想的家园，在这里，没有剧烈的冲突或争吵；一切都是那样幽雅宁静，美丽和自然；每个人都举止得体，显得彬彬有礼，从不伤害别人；这里从来就没有所谓的等级制度之分，不存在什么统治者或臣民，村里村外都是一个样。正是在这个地方才能实现所谓的“乌托邦共产主义”的理想。显然，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这样一个充满幻想的故事是不可能存在于人世间的，尽管也许可以发生在很久以前人们的想象世界，甚或文学作品中。众所周知，历史是不可能复现的，历史的复现只是在寓言的意义上才得以实现，或更为精确地说，在文学作品中才得以实现，因为在那里才能最完美地体现作者对世事的憎恶和对自然的热爱。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在现在来读陶渊明的作品并试图去对之作出新的解释呢？依我之见，这部作品与当今的现实密切相关，生活在当今时代的人们对现实总是不甚满意，他们始终以各种方式探寻理想的处所，因而如果我们试图以一种能动性解读的方式来发现这部作品的意义的话，我们就不难发现，它的意义正体现在这一点：一方面，人们为了使大自然变得更加美好，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尽了自己很大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人类又在更多的方面做了不少损害大自然甚至损害人类自身的事情。这就是人类目前所面临的一种无法克服的悖论。人们所能够做的事就是在文学作品中建构各种形式的自然形象，以便以自己的方式和意愿来使得自然变得更加美好。尽管所有的人，不管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都热爱自然，但他们仍然以不同的方式来对待自然。因此我们便在不同的文学作品中有了人与自然之关系的各种不同形式的表达。这种差别尤其体现在有着巨大文化差异的东西方文学作品中。
    从事东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学者们常常喜欢拿陶渊明和英国十九世纪的“湖畔诗人”华滋华斯相比较，因为后者也十分喜爱在自己的作品中描绘大自然或自然景观。他们很容易将这两位诗人看作是代表对待自然的两种不同态度的最好范例，当然这种差别主要是不同的政治立场、文化背景以及文学传统所使然。诚然，如果我们从比较的角度仔细地阅读这两部作品的话，或将这两位诗人也“文本化”(textualize)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这两个案例来找出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的主要相同点和差异：陶渊明这位自愿退居田园以便“远离尘嚣”的中国古代自然诗人深受道家哲学思想的影响，因此在他笔下展现的自然之概念就是一种人与自然的统一，或曰“天人合一”；而华滋华斯这位十九世纪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则出于对法国大革命的失望和对当时的社会现实的幻灭而不时地在作品中流露出怀旧的情绪，他也向往着回归自然。很明显，这两位诗人都被人们看作是自然诗人，分别以在作品中讴歌大自然并寄托自己对自然的深深爱恋而著称，但是由于他们各自所处的文化背景、知识传统以及表现方式的不同，因而在他们的作品中就显示出了对自然的不同态度。
    正如我们前面所读到的，陶渊明对自然的表现更具有寓言性，而非仅仅是现实性。他试图在自然与现实之间拉开一段距离，以便使自己创造出的理想的家园——桃花源——具有永久的美。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桃花源倒越来越对古人和今人有着难以消逝的诱惑力。来自不同国度的人们都试图从这一古典文本中发掘出当代意义。既然我们生活在一个远比陶渊明时代的桃花源进步和先进的时代，因而我们就拥有使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十分便利的现代科学技术，我们可以创造我们的古人连想都不敢想的任何人间奇迹。但是，身为处于世纪之交的现代人的我们，为什么又不时地去梦想对我们从来就是远不可及的乌托邦呢？确实，人们总有着某种怀旧感，尤其是在现实世界难以实现自己理想的时侯就更是如此，其表现形式往往大都体现在文学作品中。
    若从接受美学的理论视角来看，我认为，每一个时代的读者都可以基于自己时代的生活和阅读经验从不同的角度对《桃花源记》作出新的解释。因此在这个，基于我们在细读这个文本时对现实的指涉，我们就能重新发现这一理想的家园的现实意义。它实际上起到了某种以理想化的玫瑰梦来反拨并非尽如人意的现实之作用，但是梦毕竟是梦，梦是永远不能成为现实的。因此桃花源的意义不仅仅在于陶渊明本人的乌托邦建构，而在更大的程度上在于他为当代人预示出了一个理想的家园。我们生活在当今这个并不稳定的且到处是工业化带来的环境污染的世界的人们难免不产生一种怀旧感，其表现形式就是试图建构各种类似乌托邦理想的家园，尽管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的努力肯定失败。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不少中国学者都认为陶渊明对桃花源的建构或多或少表达了他对世事和人生的消极态度，或者说是通过返回自然来实现对现实的逃避，或者说反映了他对不尽人意的现实的看破红尘的态度。但在当今世界，特别是在东西方的冲突结束后的今天，文化上的差异将在很大程度上产生作用。因此，重读陶渊明的诗作和桃花源的故事将更有意义，尽管我们并不相信他那充满幻想的描绘。我们的文学作品中有诸如桃花源这样的理想的家园，这无疑是十分难得的，因为在这里不存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任何冲突或矛盾，也没有喧嚣的城市生活或工业污染，在这里，我们真正到达了一种理想的境界，在这里，人与自然的关系达到了一种完美的融和，以致于自然竟成了始终令人们神往的理想的幻像。在自然中人类才得以实现自己的崇高目标，使自己升华到完美的境地。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其理想的方式得到展现：和谐融洽得几乎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显然，对于生活在人间的我们，这不啻是一个使人难以企及的乌托邦，但是这对于人们在文学作品中寻求这样一种不可能存在的理想的家园，是必不可少的，因为文学作品赋予人们以极大的想象力。
    也许从陶渊明所建构的桃花源这一中国式的乌托邦理想来看，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一种基本的中国式的人生哲学，即一种和而不同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中西方文化各自的特征而言，差异显然是存在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差异就非得以对立的形式出现，有时处理协调得当照样可以达到和谐，这就是在和谐的基础上保留各自的特征。在陶渊明眼里，现实远远不能令人满意，但是他又不想去以任何暴力或其他形式的剧烈的革命来改变丑恶的现实，那么他所希望建构的就只能是一种远离尘嚣的东西，并试图发现某个不同于现实但又不想去取代现实的处所。如果我们将其拓展到当今的中西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研究方面，我们就能找到解决中西方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之差异的暂时的方法。这两种文化都没有必要去压倒对方，因为差异会永远存在下去，但并无必要形成一种对立关系。找到一切都很相似的东西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味趋同，我们就会以丧失自己的文化和民族身份为代价。中国文化应当而且有可能同西方文化和谐地共存共处，中国文化也可以和西方文化在许多层次上进行对话。在这个意义上，冲突将会逐渐地由一种和谐共处而非剧烈对立的关系而取代，而且双方的文化特征都可以不同程度地得以保留。在这方面，陶渊明为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也就是说，在任何时侯，人类都应当有自己的理想，并且应当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奋斗。如果不能在现实世界实现自己的理想，人们便有可能在文学作品中对令人怀念的过去加以建构。也许正是由于他的返回自然和返回过去的倾向，陶渊明才被不少学者批评为逃避社会现实，这一点是不足为奇的。
    如果说，陶渊明对自然的态度是一种之于剧烈的人类变革和社会现实而无动于衷的道家哲学的话，那么我们应当指出，华滋华斯的返回自然则有些不同，因为他之所以逃避社会现实，是因为他对由法国大革命所导致的激烈的社会变革感到诚惶诚恐，他曾一度以极大的热情支持过这一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但后来眼看着许多人被无辜杀死而改变了原先的态度。正如他在一些作品中所描写的，他对法国大革命的失望致使他濒临情感崩溃的边缘，当他“由于这些矛盾而搅得他心神不宁”时，他甚至“在绝望中产生了一些道德上的问题”。他受到了剧烈的情感折磨，近乎精神崩溃，但后来却又断然与自己的过去相别，以便“与我的真实自我建立另一种形式的沟通”，这些复杂微妙的情感经验都隐匿在他的许多优秀诗作中。显然，作为一位沉缅于对往事的回忆之中的浪漫主义诗人，华滋华斯是这样表达的，“在平静地聚集起的情感中”，他始终被以往的一种难以摆脱的同自然水乳交融的经验所萦绕着，而这种经验则恰恰是他本人所十分珍视和热爱的。眼前的一些自然物或景观突然把他童年时代曾有过的天真质朴的经历再度突现出来了，致使他陷入对往事的爱恋和向往之中，因而在他的许多诗中，诗人都情不自禁地缅怀这些萦绕他脑际的往事。对于一个像他这样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来说，他不得不对自然和现实作出或者积极或者消极的反应：前者显然比后者更为美好，而他采取的则是后一种态度。因此在他的许多自然诗中，他都情不自禁地通过描绘大自然的强有力来表达自己的悲怆情绪，在他看来，自然没有必要同人或现实相和谐。他之所以喜好用最常用的口语词汇来表达复杂的意思，其目的在于显示他本人与自然达到的认同，而正是在这种认同关系中他才得以寄托他本人的希望。在华滋华斯那里，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同样表达得尽善尽美，但却以视当下的现实为仇敌而且毫无美满可言为代价。在他的诗篇《丁顿寺旁》(Lines Composed aFew Miles above Tintern Abbey on Revisiting the Banks of the Wye during a Tour)中，诗人这样写道：
    此时此刻，半灭的思想之火在闪烁
    诸多往事渐渐黯淡，
    似乎一片渺茫，
    脑中的形象再度浮现；
    我此时此刻不仅怀有
    当下的快乐，还有那令人快慰的回想
    此时此刻生机盎然，更有那未来的
    精神食粮。我敢企望
    虽然已时过境迁，当初我
    来到山里时的情景；有如小鹿一般
    我跑跳着翻过山峦，经过那深深的
    河流，还有那孤独的小溪，
    每当自然——更像是人——被引导着
    从他惧怕的东西那里飞越，而不
    像在寻求自己热爱的东西。那时的自然
    (我孩提时的那些游戏，
    动物的那些欢蹦乱跳之情景均已消逝)
    就是我所看到的这一切。……我能描绘出
    当时的情景。那飞瀑的响声
    像炽热的激情萦绕着我；那高高的岩石，
    山峰，那深不可测的树林，
    它们的颜色和外形，如同往昔
    在激发我的欲望；情感的爱恋，
    无须更遥远的魅力，通过思想
    只有思想而无须任何兴致和视觉来获得。
    俱往矣，一切巨大的欢乐不再出现，
    一切巨大的狂喜……。[4]
    显然，在上面这段描写中，华滋华斯对大自然的向往甚至认同溢于言表，他的逃避社会现实和返回自然之倾向并非出于他本人的意愿，尽管他确实十分热爱大自然因而甚至试图在上述诗行以及另一些诗文中将自己认同于自然。但正如艾布拉姆斯所总结的那样，"华滋华斯权衡诗歌价值的最重要的标准是‘自然’，而他所说的自然则有着三重的原始主义涵义：自然是人性的最小公分母；它最可信地表现在‘按照自然’生活(也就是说，处于原始的文化环境，尤其是乡野环境中)的人身上；它主要包括质朴的思想情感以及用言语表达情感时那种自然的、‘不做作的’方式。”[5]因此他坚定地相信，一切优秀的诗歌都是诗人的真实情感的“自发的流露”，没有这一前提那就不能被当作是优秀的诗歌。这样看来，毫不奇怪，他本人对自然的态度与陶渊明就不尽相同，而且他始终想在对过去历史上曾出现过的黄金时代的缅怀中表达自己对现实的幻灭，而不像另一些浪漫主义诗人(尤其是雪莱)那样，把希望放在未来。但是通过这种比较，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一个相似之处：过去的事情是不可能在现在再现的，它只能留在人们的记忆和梦幻中。在陶渊明讲述的故事中，当那个渔人以及另一些人未能找到桃花源时，也就不再有人对寻觅这种幻觉中的处所感兴趣了，它只是不时地萦绕着诗人的记忆。文学创作也是如此，当作家在一瞬间失去创作的灵感时，灵感是很难再出现的。而陶渊明和华滋华斯对自然的讴歌之所以至今仍能吸引当代读者，另一个重要原因则在于他们对文学想象力的诉求，而当今的文学则恰恰缺乏这种想象力，因而常常显得苍白无力，难以达到震憾人心的效果。
    作为一位比较文学研究者，我采取的是一种平行研究方法，拿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和华滋华斯的诗歌中所描绘的自然作比较，在这里我谨想提请广大读者注意当今时代出现的一个重要现象：在发达国家，人们已经拥有了一切物质上的东西，但这一切都是人为的或科学技术造就的，因此他们并没有对之感到满足，倒是回过头来更加珍视自然并尽其全力来保护自然；而在一些正处于现代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却不顾一切地在耗尽自然资源，根本不考虑如何采取必要的措施来保护自然。所以在这些国家，也许应包括中国，由于对自然的这种肆无忌惮的破坏，已经给人类带来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自然灾害，这时的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经由和谐转变为对立。在中国的语境下，人们习惯于滥用“人定胜天”这类产生于特定环境的带有政治意义的口号来形容人与自然的对立和斗争，而根本忽略了人与自然可能达到的和谐，在许多地方，人们甚至把自然视为人类的天然敌人。但是一旦人与自然的这种平衡关系失掉，人类将迟早出现更为严重的灾难，不管我们对自然如何，它都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来回报我们，或者使我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或者给我们加倍带来灾难或惩罚。因此在这方面，发达国家曾有过的教训足资我们借鉴和思考。这也许就是为什么陶渊明这位曾建构了远离尘嚣和都市混乱的世外桃源的中国诗人在西方和日本如此受欢迎的一个原因，[6]因为他所建构的桃花源正是人们所热切向往的理想的家园。同样，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些后现代作品中常常出现返回原始或自然的倾向的原因，毕竟当人们在经历了各种世事变迁之后，已经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了保护自然的重要性。也许这就是展现在一切文学作品中的历史的循环，尽管其展现方式不尽相同，但热爱自然和将人类自我认同于自然也应当是人的本性。
    附注：
    [1]很明显，在中国当代一些被称为具有“后现代”倾向的作家，例如莫言、苏童、格非等的笔下，返回原始和返回自然的倾向也是一大特色。
    [2]陶渊明《桃花源·诗并记》，引自《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年版，第271-272页。
    [3]在1995年10月日本京都举行的“理想的故乡：东方与西方”国际研讨会上，一位日本学者直言不讳地承认，“我们现在什么物质上的东西都已拥有，因此我们才更加向往桃花源这类充满理想主义的东西"。
    [4]引文见艾布拉姆斯等主编《诺顿英国文学选》(Norton Anthology of English Literature)，第4版(1979)，第2卷，第157-158页。
    [5]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和批评传统》(The Mirror and the Lamp： Romantic Theory and the Critical Tradition)，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 1953年版，第105页。
    [6]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在“理想的故乡：东方与西方”国际研讨会上，除了我本人作了一个“命题”发言论及陶渊明外，大会的主题发言人芳贺澈也作了“桃花源和乌托邦”的长篇发言。我认为，尽管我们可以对这二者作比较研究，但其中的巨大差异仍然可辨识出。
    作者简介·王 宁 1955年生，江苏扬州人。英文和比较文学博士，北京语言文化大学教授兼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研究所所长、国际比较文学协会文化研究会委员。著有《深层心理学与文学批评》、《比较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比较文学与中国文学阐释》等。

责任编辑：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