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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恩格斯：制度与阶级 卡莱尔并不反对依靠工业来获得财富的社会体制，如评论家罗森贝格所说，卡莱尔批判的是工厂的黑暗而非工厂本身， 他只是要求更为公平地分配这些财富。19世纪上半叶，工业化所带来的财富和工人阶级的贫困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卡莱尔在《时代特征》一文中就已经开始反思工业社会是否在进步：“国家富裕了……国人却变穷了”。 他在《过去和现在》的开篇写道，英国状况是世间有史以来最危险也是最奇特的状况之一，英国富甲天下，但英国还是要饿死。 他继而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英国的巨大财富，到底是谁的？”（6）他认为英国工业取得了累累硕果，却没有使英国人富裕起来，因而是一种“被施了魔咒的财富”，不属于任何人：“我们的财富比古来任何民族都多，但我们从中得到的好处又比古来任何民族都少。我们所谓的辉煌的工业实际上是不成功的；如果我们听之任之，那它就是一种怪诞的成功。”唯有更公平地分配这些财富，才能实现真正的成功。（5-6，183）狄更斯在《艰难时世》中也借人物之口说：“我想我没法子知道这个国家是不是繁荣，或者我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兴旺的国家里，除非我知道是谁得着这些钱，而且我是不是也有一份。” 恩格斯虽然也认为工人阶级“一天天地更加迫切要求取得社会财富中的自己的一份” ，但他已经认识到，靠贵族和资本家的施舍是没有希望的，私有制的存在使得这个问题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善。他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在私有制下谈“国民财富”没有意义：“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 卡莱尔没有看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他的社会批评更多地采取了道德视角。托利党认为当时的经济困境并非谷物法所致，而是由于大量资本流入工厂主手中，引起了过度生产：“现在生产过剩，而你们的工人却饿着肚子！”卡莱尔认为这是无所事事的土地贵族对工厂主的恶意攻击，毕竟后者还在努力生产，而前者只顾狩猎寻欢。（170-171）在卡莱尔看来，生产过剩并不是问题，重要的是工厂主要解决好分配问题，使工人劳有所得。而恩格斯已经发现“资本家的剥削在英国社会中占有根本的重要意义” ，而生产过剩则是资本主义自身的弊病，如他和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说：“在商业危机期间，总是不仅有很大一部分制成的产品被毁灭掉，而且有很大一部分已经造成的生产力被毁灭掉。在危机期间，发生一种在过去一切时代看来都好像是荒唐现象的社会瘟疫，即生产过剩的瘟疫……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 有经济学家指出，《共产党宣言》中的很多经济和历史分析都来自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恩格斯在后一本书中分析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将英国状况问题的矛头指向了前者，说他们“羞于向全世界暴露英国的这个脓疮；他们不愿意承认工人的穷苦状况，因为对这种穷苦状况应负道义上的责任的，正是他们，正是有产的工业家阶级”。 恩格斯认为无产阶级终将推翻资产阶级：“他们为什么一定要克制自己的欲望，为什么一定要让富人去享受他们的财富，而自己不从里面拿一份呢？……当无产者穷到完全不能满足最迫切的生活需要，穷到要饭和饿肚子的时候，蔑视一切社会秩序的倾向也就愈来愈增长了。” 卡莱尔也意识到，如果英国状况问题得不到解决，很有可能会爆发法国那样的革命，因为法国大革命从根本上说也是“受压迫的下层阶级在反抗压迫的、玩忽职守的上层阶级”。 不过，卡莱尔仍认为“玩忽职守”的统治阶级一旦认识到自己的失职，就能负起责任，避免革命。在他看来，宪章运动只是英国状况问题的一种表达，可以警醒信奉“放任自由”原则的统治阶级；而工人阶级所要求的民主也和“放任自由”一样，只会导致混乱和无政府状态。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主要是前述“两大阶级”的斗争；而卡莱尔仍将社会分作贵族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认为国家仍需由“真正的贵族”来统治，工人阶级所要求的只是“被引导，被统治”的权利。 但对于谁是“真正的贵族”，卡莱尔的观点也经历过转变。恩格斯看到了这一点，他认为《宪章运动》虽然与《过去和现在》的基本观点相同，但“托利党的色彩更强烈些” ，也即更偏向贵族阶级。在写《过去和现在》时，卡莱尔已经对皮尔（Robert Peel）的托利党感到失望，认为土地贵族已经堕落，转而寄希望于工业资产阶级，认为工厂主才是“英国当前的希望”（207）。他在给马歇尔（James G. Marshall）的信中提到，英国社会所需要的“真正的贵族”是“工业领袖”，而非“闲人领袖”。 卡莱尔希望“真正的贵族”能实现强力统治，这也是他一以贯之的思想。早在《旧衣新裁》中他就已经指出，未来政治的基石就是英雄崇拜，并由此产生敬畏之心。 恩格斯把卡莱尔的这种思想归因于他的宗教思想，认为卡莱尔的泛神论使之追求一种比人本身更高的东西，因而渴望有超人一等的“真正的贵族”或“英雄”。 雷蒙德•威廉斯则认为，卡莱尔反对社会，但又无能为力，便不自觉地崇拜起了强权。 但更根本的原因还在于他对英国状况的认识。他认为英国处在一种混乱无序的状态，希望“真正的贵族”能够恢复秩序，结束英国工人阶级穷困无助的状态，结束英国人精神上的迷失状态。恩格斯对卡莱尔关于英国现状问题的总结也反映了这一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