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1月12日，由韩国高丽大学校BK21中日语言文化教育研究团与天津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联合主办的“东亚语境下中国语言文学新解读”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社会科学院举行。来自国内各地、韩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意大利、日本等国家的近40位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开幕式由王立国副院长主持，张健院长与韩国高丽大学校BK21中日语言文化教育研究团团长崔圭钵教授分别致辞。
    研讨会共收到论文30多篇，参会者从东亚语境中对汉语及语言学、文艺理论，以及中国古代文学与现当代文学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与广泛的交流，呈现出多维度、多方位的文化交融的研究态势。
    一、汉语及语言学研究。韩国高丽大学崔圭钵教授与朴珉娥博士生对现代汉语中的“完结”类型与体标记“了”进行了研究，他们提出，由动词跟NP·PP论元构成的“完结”类型在动词阶段上具有[-终点性]和[-结果]的特点，但NP·PP论元出现之后, 具有[+终点性]和[+结果]的特点。位置·姿势动词或PVCs结构动词本身具有空间型终点，属于“完结”类型，跟完整体标记“了”结合时，会产生跟现有的“完结”类型不同的结果。因此，“完结”类型可以分为“复杂完结”和“简单完结”。韩国高丽大学权赫埈教授与闵智嫄博士生对《续一切经音义》的反切进行了分析，概括了其中韵母系统的五大特征：重韵的合并，重纽问题以及四等介音的产生，部分蟹摄字的高元音化，部分三等韵字的介音脱落，入声韵尾的脱落。北京语言大学博士生尚文(Giorgio Meloni)的发言是《语言与身份》，他以满族文化为例，探讨了语言对文化的影响，以及语言对民族身份的重要性。
    二、文艺理论研究。北京语言大学博士后徐宝锋通过对英语世界中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指出，本土和海外汉学中国古代文论研究呈现为“双度缺失”状况：本土的研究缺乏西学的语境和现代阐释的自觉性，汉学的研究缺乏本土的话语历史承继性和自然性。这使得现代语境下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保持了一种阐释的张力空间，也使本土和海外汉学的中国古代文论研究者之间保持了一种彼此敬畏的心态。天津外国语大学潘道正副教授对中国当代文学做了一个审丑的研究，指出了不同阶段表现丑的不同方式。新时期伊始是以丑衬美，是审美的文学；八十年代中后期是以美衬丑，是审丑的文学，并逐渐走向了嗜丑；到了新世纪则是以丑为美，是丑的文学。他提出，由审丑的文学到丑的文学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当代文学日渐萎靡的趋势。我院张大为副研究员对东方文化思维中的“诗性正当”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提出，按照东方传统，构成传统中国文化和政治思维的核心的是“诗性正当”而非“自然正当”，“诗性正当”首要的根本特征是其背后的一个向“内部”开掘的主体性，一个“负的主体性”。这个主体性可以将政治性和自然性在“道”的层次上统一起来，由此而来的“诗性正当”的正当化机制和正当性是一种“自然的‘自然正当’”。河北师范大学王文华副教授做了题为《〈周易〉：中国叙事思想之源》的发言，他指出，中国叙事文学若完全拿西方叙事学理论来解剖必有偏颇，必须向自身叙事思想的源头回溯。他通过分析提出：中国叙事思想之源是《周易》，《周易》开启了中国叙事传统的形上思维、空间形态、深层结构和隐喻模式。
    三、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与会学者们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中外交流与跨文化研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讨与比较研究。高丽大学姚大勇副教授对中国宋代陈与义的《无往词》与朝鲜中宗时文士郑球的词进行了比较研究，指出了二者的不同，陈与义是以诗为词，郑球则是以文为词，以理入词。高丽大学宋贞和研究教授通过分析韩国的漫画、动画、电子游戏、小说等大众文化里所渗透的《西游记》特征，对中国古代小说走向何方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高丽大学金俊渊副教授与梁恩鲜博士生，对高丽初所编撰的唐律诗选集《十抄诗》中所载的中唐七言律诗进行了研究，指出其编撰目的是为了作学诗的教材以备科举考试之用，也是文人交流的需要，反映出了新罗与中唐诗人之间交流的程度。高丽大学崔溶澈教授与卢仙娥博士生，研究了韩国学者张志暎所翻译的《红楼梦》，对译文从文体特征、诗词翻译、注释方式、作品解题等方面进行了特征了分析。我院张宜雷副研究员以黄遵宪《朝鲜叹》与梁启超《秋风断藤曲》为例，对晚清新派诗人笔下的韩国进行了研究，反映出晚清新派知识分子对韩国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认识的变化过程。
    四、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参会学者们从中国视阈中以及跨文化语境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及文学现象做了广泛的交流。立足本土视野的研究者们专注于中国文学本身，对作家作品进行了更深入的开掘。南开大学博士生叶金辉对梅光迪的文学思想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梳理，他前承清末衰落的古文学，后启现代古典主义，堪称“中国现代古典主义旗手”。高丽大学钟硕研究教授以北岛的短篇小说为研究对象，分析了北岛的小说观：反对公式化，强调新的形式和内容以及个人的尊严和生命的价值，追求艺术真实性和来自于生活素质的客观真实性。南开大学博士生李贞玉研究了1966到1979年间灰娃的诗中的空间意义，灰娃诗中“人与鬼”的意义反转构建了“生灵”、“亡魂”与“阳世”、“阴间”的二维精神空间，并通过听觉、视觉、味觉等感官意象丰富了二度空间所具有的自我拯救意义。天津师范大学刘卫东副教授探讨了铁凝长篇小说《笨花》的意义，他认为，铁凝是以女性的细腻视角去关注“现代性碎片”。《笨花》疏远了新历史主义对风云史的关注，接续了“地方志”文学史的传统。在对既定历史框架认同的情况下，铁凝寻找到了新的表述空间，即，女性在“现代中国”的现代性体验。南开大学博士生樊义红提出了当代少数民族小说语言与民族认同建构的问题，他认为，母语写作体现出民族认同的诉求，非母语写作通过特殊的语言策略也巧妙地传达了民族认同，这些现象体现出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认同的辩证统一。我院王士强助理研究员对新世纪十年诗歌热点问题进行了回顾与反思，主要关注于：“下半身”诗歌与“身体写作”、“底层写作”与“打工诗歌”、“梨花体”与口水诗歌、“诗歌标准”问题讨论、“地震诗潮”等。
    立足于东亚与跨文化语境下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呈现出了一种开放的视野。来自南开大学的加拿大藉研究生魏云峰对《新青年》创办初期的外国作品进行了分析，包括英、法、美、俄、印度等国家的诗歌、小说、教材、戏剧、论文等，由此说明当时知识分子关心的社会和个人问题，表现他们对于国家和个人的焦虑和梦想。高丽大学博士生金明鹤以韩国作家朴泰远与中国作家穆时英的现代主义小说为例，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首尔和上海的各种现代象征物，再现了现代性的各种侧面。高丽大学张东天教授与金丁淑博士生分析了韩国诗人李庸岳与中国诗人艾青诗歌的个人情感和社会语言的融合，诗人们通过诗歌以抒情的形式表达了民族处于大灾难的社会现实，他们在诗歌语言上将社会现实与个人情绪相结合，把早期现代主义的熏陶创造为现实主义美学。我院张元卿副研究员，对韩国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尹永春编译的《现代中国诗选》进行了考察，通过这部诗选重新审视中国现代诗歌的域外影响，进一步完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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