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位于日本京都府南郊加茂町瓶原村的恭仁山庄，是京都大学东洋史教授内藤湖南退休后（1866—1934）的隐栖之处。1926年8月，年届花甲的内藤湖南从京都大学荣誉退官，一年后，内藤率家人及他的五万册藏书，包括珍稀善本、古籍洋书、字画拓本等，迁入这个具有和式庭院之胜、并附有独栋书库的恭仁山庄。
    2011年11月14日，我随日本关西大学文部省学术振兴会“内藤湖南研究”课题组一行六七人，又一次来到这里，重访恭仁山庄。一早从大阪关大前车站上车，一路阪急线转地下铁再转JR关西本线，凭借日本精准无误的交通系统，我们与预计日程表一分不差地，在1小时45分钟之后的10点半，走出了JR加茂站。经过一段田野在望的乡间小路，左转沿山坡缓步攀登，不久，古树掩隐的恭仁山庄大门就在眼前了。这里原是奈良平原南山城一带，至今仍可见一派田园丘陵之貌。站在高地上极目远望，木津川在远方银练般蜿蜒流淌，奈良时代“大养徳恭仁大宮”遗迹可寻，当年的内藤说，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自己晚年隐居之地，一则此处与他秋田故乡毛马内的风景很是相似，二则这也仿佛就是他心目中诸葛亮的卧龙岗。另外，对于文化中心的京都市来说，这个相对偏远静寂的瓶原村，也正合乎他“人迹不到”的隐遁初衷。
    内藤湖南曾有《恭仁山庄杂咏》三首，描写自己当年购地筑室的心情：“买得林园惬素襟，绕檐山水有清音。萧然环睹无长物，满架奇书一古琴。”“午景明韶烟客笔，晨光晻霭巨然图。幽人无力购名迹，有此江山聊足娱。”表现了归隐山泉、淡泊世事，以“绕檐山水”自娱，以“满架奇书”自豪的心情。虽然他自谦地说是“幽人无力购名迹”，而现在，恭仁山庄俨然已可称是关西一处文化名迹。
    二
    内藤湖南不仅是日本中国学京都学派的重要学者之一，他对于中国古籍版本的鉴别能力，在同行中也是有口皆碑的。他被同时代学人推为与田中庆太郎、岛田翰齐名的“汉籍鉴赏三大家”。田中庆太郎是东京文求堂汉籍书店的老板，有学问而书界见识广；岛田翰更是中国古书校勘方面的奇才专家，我有《田中庆太郎与文求堂》及《岛田翰生平学术述论》等文，介绍此二人的生平经历和学术成就。
    内藤湖南一生多次到中国考察访书，访专家、探故宫、看秘籍，慧眼识宝，曾多方设法觅得中国善本珍籍和金石拓片，收获颇大。如1905年曾在沈阳北塔寺和黄寺分别发现并获得《满文大藏经》和《金字蒙文大藏经》，1909年在北京调查敦煌文献和内阁大库文书，如1912年在沈阳故宫翻拍清内廷藏《满文老档》《五体清文鉴》全书、抄写文溯阁《四库全书》珍本等等。另外，罗振玉、董康、文廷式、沈增植、曹廷杰等中国学者和藏书家，也是他获得众多文献信息的渠道。如他曾经罗振玉介绍，于1902年到宁波，欲访范氏天一阁与卢氏抱经堂，当时私家藏书看护甚严，未果；而1909年得见敦煌文献和内阁大库文书，也是得益于时任学部的罗振玉传递了消息。1902年，内藤从文廷式处获赠《蒙文元朝秘史》全本12卷复抄本，这是当时十分罕见的元史研究珍贵资料，通过内藤此书首传日本。
    自从甲午战争前后任《朝日新闻》记者，成为“中国通”时事记者时起，内藤就热心于中国问题，至做了京都大学教授后，更是不惜重金购置珍稀汉籍善本。如1915年他曾以1500日元巨资，从文求堂购得北宋刊本《史记集解》残本58卷，1924年又购得宋绍兴九年刊《毛诗正义单疏本》残卷32卷。更为神奇的是，在内藤六十华诞从京都大学退休的1926年，他得到的一件生日“礼物”便是天壤间仅此孤本的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真是举世罕见。原来1910年，内藤曾在端方书架上见到此件宝物，并写下“陶斋（端方）尚书见示唐写《说文》，真天下奇宝也。我邦亦曾有此书数行，今已不知落在，可惜。同观者狩野直喜、小川琢治、滝精一、富冈谦藏，滨田耕作也”的题跋，17年后，终于如愿以偿，拥得秘宝归。
    以上所述北宋刊本《史记集解》、宋刊本《毛诗正义单疏本》以及唐写本《说文解字》木部残卷，均被日本文化财审议委员会指定为“日本国宝”。加上同为“日本国宝”的平安朝写本《春秋经传集解》残篇，合称“恭仁山庄四宝”。内藤有《恭仁山庄四宝诗》七绝四首，分别题咏此四书，并书赠他的重要书友田中庆太郎。诗中有“收来天壤间孤本，宋刊珍篇单疏诗”，“奇篇只合属吾曹，岂许老伧论价高”，“史记并收南北宋，书生此处足称豪”等语，那种坐拥书城，独享千古孤本的书生自得之情，溢于言表。此外，他还收藏有宋刊本《眉山七史》（《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元路学刊本“六史”（《三国志》《南史》《北史》《隋书》《唐书》《五代史》）以及《玉篇》零本、《中州集》、《君臣图像》等等珍贵典籍。
    恭仁山庄还收藏有众多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名人字画、珍贵拓本，如顺治御笔芦叶达摩画像、戴东原篆书立轴、章学诚墨宝“与朱少白论文”、溥仪书“博学多闻”及其他清人书画数十点，这些是内藤的收藏品；另如肃亲王善耆书“兰亭叙”，王闿运诗翰、叶德辉行书条幅、何福谦墨梅图、郑孝胥行书大立轴、罗振玉篆书对联、陈宝琛的七律、梁鼎芬的扇面、赵尔巽的花甲祝寿诗直幅等等，则是上述人物题赠内藤的酬唱之作。2009年，关西大学陶德民教授编有《内藤湖南与清人书画——关西大学图书馆内藤文库所藏品集》一书，对内藤文库里的书画藏品做了初步调查和整理出版。陶先生说，复印出版的，其实还只是其中最精美的一小部分，其余更多藏品，尚待继续调查研究。这些书画拓本，兼具学术的、艺术的和文物的多重价值，构成恭仁山庄文化遗产中典籍善本之外的另一重大部类。
    三
    从1927年入住到1934年主人在此病逝，六七年时间内，恭仁山庄成为一条学术文化和艺术品鉴赏的热线。这里，不仅吸引了日本关西甚至关东地区的学者、藏书家、记者等前来探访、求教，更有远道而来的中国官绅、藏书家、出版家，如郑孝胥、郭沫若、杨钟羲等名流登门拜访。今天，我们这个由日本、中国、美国的学者共同组成的课题组六七人，在这里座谈，缅怀当年“拓室因添善本书”（山庄扁额，林则徐手迹）的盛况，共话近百年来内藤学术的思想影响和研究现状。这项活动本身，似乎也体现了内藤学术或者说恭仁山庄给后世留下的文化遗产，至今仍然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内藤湖南去世一年后的1935年，大阪府立图书馆征得其家族同意，举办了“恭仁山庄善本展”，并有珂罗版《恭仁山庄善本书影》图谱一册行世，大阪府立图书馆编，小林写真制版所1935年出版。后人曾因此误解为“恭仁山庄本已交大阪府馆收藏”。其实不然，“善本展”之后，全部展品已交还其家族。
    现在我们所知道的恭仁山庄书籍的去向，大致有以下三处：第一，内藤身前工作的京都大学“内藤文库”，主要收藏内藤几次中国行为大学购回的满、蒙文档案、史料等。第二，1938年，其家族将恭仁山庄的宋元极品——宋元刊本67种、唐宋元明抄本31种，正式转让给大阪府医药业豪富武田家族。武田家族“杏雨书屋”收藏以本草医书为主的中国古代典籍，自买入内藤藏书的精品后，其藏书更富价值。作为私人财团的藏书处，杏雨书屋并不向外公开。吾师严绍璗教授调查日藏汉籍珍本经年，曾多方打听、辗转请托，终于在1985年叩开这座私人藏书楼的神秘大门，亲眼目睹和著录了这些稀世珍宝。事见他的《日本藏汉籍珍本追踪纪实》之相关段落。第三，1983年，关西大学购入恭仁山庄及山庄附设之书库及书库内全部藏书，至此，内藤藏品中宋元本以外的明清精刻精校本，包括一般古籍、洋书、杂志、字画、拓本、身前手稿、往来书信等等全部资料，入藏关西大学图书馆，关大图书馆特辟“内藤文库”专室收藏。可以说，这里收藏保存了恭仁山庄遗产的最大部分。关大“内藤文库”并整理出初步的藏书目录及手稿、书画、信函的索引，便于利用者检索查阅。
    今天看来，关大“内藤文库”，作为记录一个时代中国关系的图书资料库，蕴含着关涉晚清民国史、古籍版本学、中国书画史、中国古代交通史、日本中国学史等多方面的学术资料，另外，它还保存着内藤亲历的晚清民国中日人物往来、伪满时期内部文书等等文化交流、社会政治方面的未公开资料。它的价值和意义不容低估，对于它的研究和利用有很大空间。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内藤湖南研究”课题组成员将分别由多个学科领域和视角来利用“内藤文库”，进而将“内藤湖南研究”更推进一步。

责任编辑：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