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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日之歌》:原始黄金时代的挽歌

http://www.newdu.com 2017-10-17 《浙江外国语学院学报: 胡怡君 参加讨论

    作者简介:胡怡君(1982- ),女,安徽绩溪人,上海对外贸易学院国际商务外语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上海201620
    内容提要:20世纪初苏格兰作家刘易斯·格拉斯科·吉本的代表作《落日之歌》展示了一幅苏格兰农村新旧时代交替的图景。他在作品中表达了对原始农耕社会的眷恋之情,同时也表现了在现代工业文明给旧生活方式带来冲击时人的无奈和悲剧。小说中土地代表着吉本眼中的原始黄金时代,土地与现代文明诸多因素的冲突一一反映在小说情节中。整本小说可视为对原始黄金时代的一曲挽歌。
    关 键 词:《落日之歌》/苏格兰/土地/教育/宗教/工业化
     
    刘易斯·格拉斯科·吉本(Lewis Grassic Gibbon)是20世纪初苏格兰著名小说家,在他的作品中,最出名的当属他的代表作——小说三部曲《苏格兰人的书》,包括《落日之歌》《云雾山谷》和《灰色的花岗岩》。正如题名所示,这是三部以苏格兰为背景、关于苏格兰人的小说,描述了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苏格兰农民的生活状况。但这三部小说也是超越苏格兰的范畴的,它们寄托了吉本关于人类历史发展更深刻的思考,即社会发展进程是合理的吗?现代文明是否比原始文明更接近人类的生存本质?从小说的叙述来看,吉本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颂扬的一直是苏格兰农村生活象征着的原始文明。但吉本又不得不接受现代工业文明已经取代了原始土地文明的现实,因此在他的笔下,原始文明一直在对工业文明做着无力的抗争。
    吉本的原始文明论源于他对于古老的文明和人类起源的莫名兴趣①,与他信奉的文化传播论也密不可分。《麦克米兰苏格兰文学指南》(The Macmillan Companion to Scottish Literature)一书归纳说他的思想体系主要受人类学文化传播论的影响,认为“原始人住在黄金时代,随着文明的产生那个时代业已消失。”[1]216②确实,根据英国文化传播论学者格拉夫顿·艾略特·史密斯(Grafton Elliot Smith)的观点,世界古文明的起源在埃及,早期欧美文明都是埃及文明经中东西亚传播而来[2]。埃及原始文明传至罗马接着传至欧洲大陆,所以同18世纪大多数学者一样[3],吉本认为苏格兰文明起源于由罗马迁徙而来的原始猎户,保有了最初的埃及基因,他们的后代是皮克特人,而就在他的出生地苏格兰东北部,存留着最后的皮克特后人[1]216。换句话说,只有在东北部的苏格兰,也就是三部曲中金拉第农村代表的苏格兰,才保存着人类初始的纯洁和丰富性。这种对于原始属性和土地根源的缅怀在吉本的书中一再出现。
    评论家大多认为《苏格兰人的书》中的第一部也即《落日之歌》最为出色。比如艾弗·布朗(Ivor Brown)在《落日之歌》的序言里就表达过这样的观点,小说女主人公“克丽斯·格里思的故事又继续展开于《云雾山谷》中,《云雾山谷》仍然使我难以忘怀。接下来是1934年出版的《灰色的花岗岩》。最后这一部给人的印象是草率,结尾同整个三部曲不相称。”[4]5笔者同意这样的结论。三部曲的写作描摹了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变革过程,这样的历史发展过程在立足苏格兰农耕社会、信奉原始文明论的吉本看来,偏离了原始的生命轨道。《落日之歌》所有的故事都发生在金拉第,而到了后两部,故事的背景迁移出了农村,到了工业化的城市,因此吉本似乎不仅在内容上、还在形式上重申了原始黄金时代的没落。从这个意义上说,如果把三部曲也看作一段历史,那么第一部《落日之歌》,作为最初的作品,确实是最“苏格兰”的,也是最具有原始的黄金时代特征的。侯维瑞指出:“《落日之歌》的感人之处在于,作者用无限深情的笔触描绘这块土地粗犷苍凉的美和人们为了生存而进行的艰苦劳动、具有醇厚的苏格兰泥土芬芳。”[5]在这部小说里吉本花了最大篇幅描写那些代表苏格兰原初性存在的景物,小说里有对缅恩斯景色的优美描写,是20世纪初苏格兰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有着第一次经历文明冲突时最直接最深刻的人物心理与环境刻画。吉本意图通过三部曲表达的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冲撞的现实张力,在《落日之歌》中也有最生动的体现。可以说,《落日之歌》就是一曲关于原始黄金时代如何无可挽回的挽歌。
    一、土地和原始文明
    小说的序曲是篇考古短文,对苏格兰金拉第这片土地的来龙去脉做一个说明。序曲伊始的叙事风格与神话传说非常相似。“在狮心王威廉的时代,有个叫做科斯帕特里克·德冈德希尔的诺曼人赢得了金拉第这块地方,那时候,鹫头飞狮和类似的动物还在苏格兰乡间游荡。”“他年轻,没有土地,异常勇敢,甲胄齐全,跨上战马……最后,他的确来到了金拉第这个迭遭蹂躏的地方,人们告诉他,鹫头飞狮就睡在金拉第溪谷那儿。”[4]3-4吉本以希腊罗马英雄神话的叙事方式,旨在由金拉第构设出类似黄金时代初诞时的原始文明语境。他要告诉读者,土地是从一开始就存在、赋予也被赋予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价值。可以说,是先有了金拉第这片土地,才有了金拉第的农民和他们千百年不变的生活方式。
    因此,原始的黄金时代在《落日之歌》里先是被现实化为苏格兰东北部、接着更进一步现实化为那一片苏格兰土地。“接着在那浸透了水的地里,她忽然有了一种古怪的想法,根本就没有什么恒久不变的东西,除了她所走过的土地,决没有什么恒久不变的东西……大海,天空,人们写东西,战斗,学习,教学,说话,祷告,这些都只能持续于瞬息间,是山冈上的一阵雾雨,土地却是永远存在的,尽管土地在你手下翻动,发生变化,可它是永远存在的,你离不开它,它也离不开你,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土地会容纳你,也会使你痛苦。”[4]134在小说里,这样的表述在女主人公克丽斯的心理感受描写中多次出现,土地被当作唯一亘古不变的存在,也即永远对抗着不断迭代变化的文明产物的原始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小说里的人物很多时候是用地名来代替的,比如作者多次把住在古第斯东的芒罗直接叫做古第斯东,把布拉威里的格思里称作布拉威里,很多人物塑造也是与土地的概念联系在一起,比如,“粗暴、倔强的”[4]84高地人尤旺等等。这些都进一步说明,苏格兰人的身份,甚至是自我意识,都是通过与土地建立联系才能建立,土地给了金拉第人独特而又丰富的民族性格。
    二、土地与教育
    如果说土地是这本小说的核心,那么在小说里作者所展示的从各个角度和层面冲击原始土地的各种文明产物中,首当其冲的就是教育,亦即潜移默化的思想和价值观改变。女主人公克丽斯的个人设定因为主题的需要显得有些奇怪,一方面,在金拉第的农民中,她是唯一一个亲近过教育的人,她学习英语、法语甚至是拉丁语,热爱历史与写作,如果不是家庭变故,她本打算去外省读大学的。这些青少年期的经历与吉本本人非常相似,但是这些看似文明的萌芽在小说中却正是扼杀原始苏格兰文化的因素。如果克丽斯继续接受教育,按照她自己原来的设想成为一名教师,那么她和其他接受过良好教育的苏格兰人一样,会离开故土去城镇生活,过上所谓英格兰人的日子。但显然吉本的重点在于描述土地和文明的冲撞,因此,虽然克丽斯对知识充满渴求,另一方面,她同时对家门口那片土地深藏热爱。这两方面的倾向造成性格上的冲突,“有两个克丽斯在争夺她的心,在折磨她。你憎恨这儿和人们的粗俗的谈吐,读书学习使你今天勇敢文雅,可是赶明儿,对面山冈里的田凫的叫声把你叫醒了,它叫得那么深沉,好像就在你心里头叫,土地的气味扑面而来,简直叫你也要为之而叫,土地如此美,苏格兰的大地和青天如此可爱。”[4]36-37一个克丽斯是英格兰人克丽斯,另一个则是苏格兰人克丽斯。英格兰人克丽斯代表现代文明,在苏格兰人的话语里,这个克丽斯就成了虚伪做作以及懦弱卑鄙的代名词。吉本不忘时时穿插一些苏格兰独立战争的历史画面,这一方面颂扬了苏格兰所珍视的传统性和本源性,另一方面间接地提醒女主人公也提醒读者,所有的现代文明都是建立在牺牲他人、建立在剥削和压迫的基础上的。另外,在克丽斯学习过程中,吉本在一些细节描写上也用了反讽手法。“还有法文,真难学,那个u最糟糕;……她说了,照着那个督学的样,她觉得像只母鸡喉咙里哽着一块石头一样。”[4]37英国督学的费劲模样叫人忍俊不禁。在作者看来,那些体面的英国人所崇尚的文明、进步是对于真实无力的遮掩,在淳朴的苏格兰人眼里,这些只能是一种虚伪做作的东西。
    两个克丽斯的矛盾贯穿了大半部小说。从被迫放弃教育到意识到自己对土地的归属感,再到继承了父亲的遗产后有机会继续学业却主动放弃原来梦想的生活方式、自愿成为地地道道的农妇,这个过程并非简单地从A到B。克丽斯成为农民后,其身份中英格兰人的成分还没有完全消失,所以一旦周围人对教育的意义进行否定时,“那个英格兰人的克丽斯又一下子显露出来,她始终把这些人看成是乡巴佬,小丑,笨头笨脑的粗人。”[4]97因为她周围的农民多把教育看做“下流的玩意儿,只是教你的孩子一大堆无聊的东西,使他们趾高气扬”[4]97。生活在当下,无法不被现存的事物影响,而且,克丽斯对于土地的热爱一部分也是因为教育的结果。克丽斯周边的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是不自知的,他们在上面耕耘收获,将其视作养家糊口的工具,如果有更好的生存方式他们大可离开故土去过别样的日子,只有克丽斯知道土地象征着什么。在反驳移民到阿根廷的哥哥关于苏格兰会灭亡的言论时,克丽斯义正言辞:“苏格兰还活着,她绝不会死去,这片土地会比他们所有人,比他们的战争,比他们阿根廷人都会活得更长久。”[4]240而“书本——书本中的珍品,也不过是些空洞无物的东西”[4]70。在金拉第克丽斯找到了体现生命价值的东西,而她的个人命运,只有与这永恒存在的土地相连结,才算是真实地存在着。吉本强调的并非抛弃教育回到原始社会,而是教育不应该偏离遗留下来的古老传统,现代不意味着抛弃过去,现代正是从过去生发而来。
    另一个和教育相关的主题是语言,不仅是克丽斯学习的语言,而且还包括吉本在小说中使用的语言。吉本抛弃了象征现代文明的英语,转而使用苏格兰语。语言与土地一样给予人们存在感,生活在金拉第的人们,说着苏格兰东北低地的乡村方言。在凯特琳娜·梅瓦尔德(Katharina Mewald)探讨《落日之歌》语言使用的文章里,引用的段落中有很多名词都是苏格兰语汇,比如“dandering”“biggings”“bairns”“greeve”等等[6]163。另外,在句子结构上,吉本也打破了标准英语语法,有很多连写句,还有断句,这样就更符合口语的习惯,尤其是“and”的大量使用,使得句子间的逻辑关系更加松散,造成口语化的阅读效果,而口语无疑更原始化。另外,吉本在小说里使用第二人称叙事,梅瓦尔德认为这一做法极具创新性。她把吉本的“你”分为自我关涉的“你”和共有的“你”,认为前者在人物和读者间建立起更紧密的情感联系,而后者则表达了一种集体的金拉第声音,它把金拉第联结为一个共生社会[6]165-166。这些语言上的设计都表明吉本意图通过口语化的苏格兰语来对抗不断入侵苏格兰的“文明”的英语,而苏格兰的原始性就隐藏在这些苏格兰口语中,这样的语言更关联人们的生活,同时也将人们之间的关系凸显得更为紧密,金拉第的人从古到今都使用这样的语言进行日常交流,从中建立、表达自己的身份。
    三、土地与宗教
    在金拉第还有一个身份特殊的人——牧师。在遥远的城市里,经历了整个18世纪又持续到19世纪初的苏格兰启蒙运动后,自然科学、医学、自然历史研究等思潮已经开始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再加上19世纪进化论和进一步社会工业化的洗礼,在小说中设定的年代20世纪初,教会的力量已经大不如前,而在金拉第,教会势力则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代表着文明。如果说英格兰人克丽斯象征着不断冲击金拉第的现代文明,那么牧师这个身份则象征着文明世界对于此间社会彻底的统治。在金拉第,笼统说来只有两个阶层,农民和牧师。根据D. T.霍尔姆斯(D. T. Holms)的说法,在英国19世纪末《初等教育法》案颁布以前,只有基督教社团在“推广基督教知识,还有其他一些教会底下的教化组织。”[7]所以牧师与“国王”一样,是依靠着似乎比土地更高等级的东西控制着人民,他们不用劳作,靠农民供养,却通过宗教信仰凌驾于农民之上。根据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在《旧世界的新代替》(New Worlds for Old)中搜集的关于苏格兰农民生活状况的资料,教会是造成农民生活困境的原因之一。“父亲要养八十九头牛、十头猪,一周的工钱是十一先令,一天发三品脱脱脂牛奶。他们的茅屋受到卫生检查员的批评,据描述,卧室没有窗户……茅屋的房东也是一个农夫,他雇佣了这家的父亲,但是据说房东才该为修葺负责。那个房东是英格兰教会的一个牧师,也是治安官,禁猎区的主人,还是三四千公顷土地的所有人。”[8]土地曾给予农民身份并给予他们生活的一切,在教会统治的年代却反倒成了剥削农民的手段。同时,土地的性质也改变了,教会手里的土地并不具备吉本所说原始黄金时代的原生与原始性。
    在吉本笔下,牧师总是显出一副肉欲和虚伪的嘴脸。吉本牧师③初登场时以对《雅歌》的通俗讲解博得众人欢喜。“在讲坛上念出这样一些事情来,的确叫人听来高兴,说到女人的两乳,大腿和其他一切,说话的声音就像是一头圣公牛在哞哞叫那样。”[4]63后来牧师和自家的女仆私通,又有了私生女,都在意料之中。从人性上来说,牧师是比农民更复杂的存在,现代文明剥夺了人的淳朴和天真,吉本牧师的生活是遮遮掩掩的。吉本和克丽斯的唯一一次直接接触就是他借给她一本《医生的宗教》的书。在这里教育和宗教结合在一起。中世纪以来,教会就掌控了各种知识资源,而克丽斯学过的拉丁文,正是教会掌权的象征。而克丽斯“一看就呵欠连连,几乎要困死了”[4]68。可以想见,那位和酒吧女侍在房里一起做祷告的牧师也不会看这本书一眼。吉本也通过对其他农民身份和命运的设定来表达对教会的不满。克丽斯决定投身土地时只有两个人成了她的朋友,查伊和罗布,他们一个是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另一个则是无神论者,这两个尤其是后者都是试图自己掌握命运的人,他们同克丽斯一样不笃信宗教,但对土地却有着同样深深的眷恋。到了小说后半部,在克丽斯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农妇,再谈起宗教时,已经是完全不在乎的神情。“我不相信他们曾经信过教,那些苏格兰人……他们从来不信教。至于教堂么,那只不过是一个让人们聚会,争论,评判上帝的去处。”[4]240
    与教会相比,在小说中不断出现的异教石碑,虽然显得死气沉沉,却才是和土地交融在一起的力量源泉。这些石碑应该是皮克特人,即这片土地最原始的主人留下来的,在《皮克特人的语言》一书中,凯瑟琳·福赛斯(Katherine Forsyth)附了四张带有皮克特符号和图形的欧哈克石碑,其中有三张就在阿伯丁郡和金卡丁郡附近[9],而金拉第所在的金卡丁郡史前石碑,和小说中的描述十分相似。艾弗·布朗在小说序言中说:“这些石碑在他(吉本)看来是把苏格兰大地同一切普遍而持久的事物连在一起的,是初民们的象征,他们在迷失方向之前一直是过得很快活的。”[4]6初民们的迷失是指他们深陷“由定居农业而产生的文明,才产生了罪恶和堕落,产生了对暴虐的神明和暴虐的帝王的崇拜,产生了迷信权力、战争以及现代人的一切苦难。”[4]5小说里一次又一次在无意识中出现的石碑总是带着原始崇拜的气息:“那些石碑的又尖又长的影子映在东边,也许这就跟它们在两千年前的一个黄昏时一样,那时节,那些未开化的人就在这些影子后面一边爬上山坡,一边唱歌,而暮霭也正映在这些寂静的丘岗上。”[4]65石碑把当下的经历与原初的记忆联系起来,而且和土地一样给克丽斯带来一种未知的却又愉悦的感觉,这是触及原始存在的时刻,是暂时投身于最简单却又最辉煌的黄金时代的时刻。“日日夜夜站在布拉威里湖边的那些石碑,在它们周围总有一些东西在黎明之前又在哭呀,笑呀,再度生活下去。”[4]81那些东西是不断被继承的原始情绪、未经现代文明加工的最自然的表达,它们一度像那些石碑一样被深锁在土地里,只有克丽斯无意间才能遇见,而且克丽斯知道通过那些东西“就可以按迹追索她的一生,追索它那暗黑的一望无际的等待着人们去耕耘的土地”[4]81-82。
    有趣的是,吉本安排了一个看似和谐的结局。小说最后新来的牧师和克丽斯结合了,可这位牧师和原先的吉本牧师完全不同,他们的结合也不代表宗教又一次占有了克丽斯。和他的父亲老牧师班夫一样,这位新牧师信奉作者所说的野蛮人和黄金时代那一套,简直就是他的代言人。他自己赶马车,和农民做朋友,不要农民的钱,另外“他把布拉威里海湾那些旧石碑像竖起来,清洗干净,各就其位,那都是些异教徒模样的石像,还在四周围起了围栏”[4]281。即使在这位牧师宣称土地上劳作的旧时代将一去不复返时,那些话听起来就像是小说家吉本自己跑进了小说,发了一番感慨。“这片土地变了……庞大的机器很快会出现在这片土地上……那些小佃农,那些拥有自己的房屋住宅和比他们血肉还亲的土地的小佃农消失了。”[4]284克丽斯在自己的婚礼上唱的那首《森林中的花儿》再次响起,歌词的最后一句是:我们美丽的土地变成了一片枯土。这样的哭诉,伴随着苏格兰长笛,不断回响在金拉第的田野山谷,回响在古老的石碑四周。
    四、土地与工业化
    虽然吉本留恋土地,希望回到最初单纯美好的生活方式,但是历史的洪流不可阻拦,工业化的步伐越走越快。原来靠牛犁手工耕种收割的土地上现在机器轰鸣:“收割机那不住转动的梿枷已经把谷物推到了耙齿上,完成了一次操作,做得很有规律而且很好,收割机马上加快速度,从头到尾,割得干干净净。”[4]78“尤旺驾着他新置的漂亮的割捆机……玉米秆弯下去,被压到飞板上,然后集拢到叉齿上,被割倒,捆起,再一捆捆地吐出来。”[4]134这幅农业社会与工业社会交融的情景,吉本只是很客观地向我们呈现出来,并没有表示出抨击工业化的倾向。只有唯一一次,通过克丽斯的父亲格思里,作者表露出对农耕社会行将消失的乡愁情绪:“现在,他也越来越看清楚,在这里,小佃农的日子行将结束,无人理睬了……这些全靠自己一双手向土地讨生活的最后一批庄稼汉的日子就是这般情况……极少数的乡下人在拼命搞钱,大多数则回到了深渊;原来他比爱自己的灵魂和上帝都更爱的土地,则笼罩着一片黑暗。”[4]134小说的尾声则是金拉第这片土地的渐渐消失。土地所有者意图通过卖地圈钱,而有能力买下土地的农民也不再耕种粮食,老戈登圈地养起了羊,芒罗也圈起了地养鸡,埃利森则买下了缅恩斯圈地养羊,生生不息绵延几千年的生活方式被判了死刑。“这片土地上再也不会有成片的树林了。”[4]134“人们说这儿再也不会长玉米了,因为树木全给砍光了。”[4]134寥寥数笔,却似无尽的叹息。
    其实吉本在小说里并没有大篇幅写时代交替时的工业社会景象,而只是把圈地运动作为一个缓冲器,当做苏格兰工业社会化的预言。早在18世纪中期,圈地运动就推动了英格兰的工业化,正如在金拉第,土地的丧失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农民的转型,可以想象,那些买不起土地的农民唯一的出路就是到斯通哈文、阿伯丁、甚至爱丁堡或格拉斯哥的工厂里做工。在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18世纪末棉纺厂的兴起标志着工人阶级的萌芽。“工厂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象征而诞生,这种社会力量摧毁的正是‘自然进程’”[10]205。工业化带来一种新的生产关系和社会秩序,汤普森书中的产业工人受访者对这种新的社会秩序持反对态度,“他们全都被抛进因人多而形成的罪恶之中……这些人只要不在工厂里劳动,就必定去偷窃、挥霍和抢劫……”[10]205-206这种土地流失导致道德败坏的因果链也符合吉本信奉的回归原始文明论。吉本似乎在控诉:离开土地进入工厂的金拉第人还算得上是金拉第人吗?
    五、土地和死亡
    土地离克丽斯越来越远,这是通过死亡来隐喻的。除了母亲,克丽斯在小说中亲身经历了父亲和丈夫的死,而两者正是为数不多对土地有感情的金拉第人,尽管他们对土地的感情不像克丽斯那么自觉。格思里是个倔强的老头,从早到晚似乎只知道赶着他的一双儿女去地里忙活。克丽斯虽然讨厌他的极端父权,憎恨他因为情欲甚至想要在她身上得到一些慰藉,但是他死时,她明显觉得父亲所代表的那个农耕社会也一点点消失了,葬礼上,“她胡乱地想起过去多年来他们都没有看到的他那种种好的地方,比如他做事迅捷,讲公道,不倦地同土地斗争,做了土地的主人”[4]130。格思里正是通过“斗争”或者征服这种方式爱着土地的。还有尤旺,那个不知疲倦孜孜耕耘的高地人,同克丽斯结婚后,他早出晚归,“和马匹在牧草地里,他耕出了第一犁;他身子躬在犁辕上,一只脚踩在垄沟里,一只脚踩在垄上,那只崭新的犁头粗糙而又尖利,翻起了深红色的粘土。”[4]189克丽斯在尤旺身上嗅到了泥土的芬芳,也感染到了土地的生命力,这就是他们之间的爱情。尤旺在小说里出现两次死亡,第一次是他从战场回来,完全一副自弃样子,那个时候,对于克丽斯来说,已经是尤旺真正的死亡了,因为热爱土地的尤旺已经消亡了,后来尤旺身体上的死亡只是顺理成章的安排。在尤旺象征性地死去后,克丽斯有过一次出轨,她爱上了代替尤旺和她一起干农活的长脚罗布。“当他们干完了一趟活,在蒙蒙夜色下顺着田间小路和水渠慢慢走回充溢着忍冬树气味的院子时”[4]256,她心中涌起那种曾在她的生命中燃烧过的感情,那就是曾和尤旺在一起踩在布拉微里这片土地上时有的感情。所以克丽斯真正爱着的是土地,或者热爱土地的人,农民尤旺被农民罗布所取代,这反倒说明了克丽斯对于土地从一而终的情感,土地才是心中持续出现的主题。
    战争把尤旺和罗布从克丽斯身边夺走,这也可以看作是现代文明摧毁土地的隐喻。战争的实质就像汤普森说的一样,是挥霍和抢劫。工业的发展要求原料资源和市场进一步扩张,这导致德法之间在欧洲争夺霸权,也即小说中一战爆发的原因,而在土地上劳作的金拉第人觉得事不关己,除了查伊,这个在农业社会,思维却已经被吉本设定为要推翻压迫的社会主义者。查伊这个人物应该是仿效当时的激进的费边社成员塑造的。他“认为我们大家都应该有同样数目的钱,不应该有富有穷,人人都应该彼此一样”[4]13。战争对他来说正是达到平等的有效方式。但对于其他庄稼人,要不是征兵法,他们才不会让自己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所以是战争,是工业化,是现代文明把人们拉离故土,走进本不属于他们的腥风血雨里去。被枪毙前一晚,尤旺又想起了土地,“讲起了那些本该由他去灌溉的庄园……又讲起了他的那些马儿”[4]265。这样的思乡情绪正贴合了小说结尾处的描写:克丽斯在那些皮克特人的石碑旁哭泣,而金拉第这片土地像模糊的尤旺身影一样、像落日的余晖一般渐渐消失。
     
    注释:
    ①关于吉本对于古代原始文明的探索成果可参见其所著The Lives and Achievements of the Great Explorers,The Conquest of the Maya等书。
    ②此处及下文所有中译均是笔者自己的译文。
    ③请注意吉本给小说中的负面人物——牧师也取了吉本的名字,这可能暗示其实他自己的世界也是被现代文明包围着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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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M].钱乘旦,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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