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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本同大师对话的书——对话者布罗茨基，1972年被原苏联放逐，198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不仅是上世纪初俄国白银时代诗歌传统的优秀继承人，而且是20世纪世界诗坛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但这样的对话可能吗？大师似乎同凯撒的妻子一样是不可怀疑的，据说一辈子倡导对话的巴赫金在晚年成名时对俄国另一位符号学后起之秀洛特曼多次提出的交流倡议不屑一顾。因此辑录大师谈话的优劣标准只在于是否忠实，在西方文学史上有两个谈话录最为出名：一是柏拉图记述的苏格拉底谈话录，一是爱克曼整理出版的歌德谈话录。这两位编写者的身份大为不同，柏拉图本身也是一位极具想象力和创造力的哲学大师，他笔下的苏格拉底有着超凡脱俗的智慧勇气和始终如一的美学风格。但后人也存有疑问，即这样的谈话录在多大程度上忠实于苏格拉底的原话，反过来说又在多大程度上表达了饱含诗人气质的柏拉图本人的思想。爱克曼本人资质平平，是歌德虔敬的学生和崇拜者，把老师的每句话奉为圭臬，力求还原谈话的真实面貌。但问题在于当时还没有现代化的录音工具，爱克曼的笔录也是经过后来的整理加工，一位在学养上与谈话者相距甚远的记录者虽然不敢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储备来篡改歌德的原意，但这并不妨碍他用自己的语言翻译、覆盖原话中精深微妙的词句，所以罗素曾说过他宁肯让一个哲学死敌也不愿让一个对他心存爱戴的庸人来复述自己的话语。死敌辑录的谈话文本似乎还没有见过，但一位旗鼓相当、敢于争辩的对话者编写的谈话录就摆在我的面前：《布罗茨基谈话录》，此书是著名文化学家所罗门·沃尔科夫对布罗茨基的访谈记录，译者指出，本书中的每一次回答都是原话，像是录音记录，但最终形成的文本经过了“重组”，是多次交谈的混合体。 这也是一场漫长的谈话——跨越了14个年头，内容涵盖诗歌、音乐、芭蕾、政治、历史、城市等五光十色的文化断片，编者沃尔科夫在序言里提示，每一次谈话“都构成了一部剧作——都有着开局、潜在的冲突、高潮和结局”。在读者眼中，整部书更像是一曲交响乐，其中有升调，有降调，有变调——布罗茨基的语言不拘一格，思想灵动跳跃，经常带有诗人特有的敏感和偏执，——沃尔科夫显然不能像CCTV的主持人那样要在总体上“操控”谈话的进程，他的任务复杂而艰巨：当诗人对某一段往事不堪回首宁愿顾左右而言他时，他要抛“金”引玉，“升格”语调，激扬情绪；当诗人谈论某一话题异常冲动因而言辞过于激烈时，他要及时“降格”，还要保持谈话的兴奋。沃尔科夫在此仿佛扮演了一位音乐指挥家，不动声色地引导着谈话的流向；然而，问题在于，布罗茨基是否识破了这一点，是抗拒还是合作？我们看到，桀骜不驯的诗人在某一问题上与对方争执不下时，常常采取“变奏”策略，积极转移视角，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个主题，于是两个聪明脑壳的角逐格外妙趣横生。比如本书175页到181页关于文化交流的争论就是一次极佳的复调协奏，既有摩擦的火花，也有润滑的余音，用中国古话说就是起承转合，跌宕起伏，如曲水流觞，行于当行，止于不可不止，激发出一个个思想碰撞的漩涡，全书也获得了内在的生命节奏。 的确，节奏感是本书最大的一个特点。我们都知道布罗茨基是一位流亡者，一个在自己的祖国被审判和流放的诗人——诗人受审，这本身就是象征性的文化符码，是文化本身的一大悲剧。在阅读本书时读者心中一直存有对于这个悲剧性事件的预感，也期待着诗人揭开自己传奇性生活轨迹中的谜团，从中寻找到“解读布罗茨基诗歌中众多密码的钥匙”。但是布罗茨基却对这种追踪作家生平的解读策略弃如敝履，认为这种文艺学是“与创作相反的一个过程”（133），是市侩们（沃尔科夫在对话中试图用“读者”来代替这个侮辱性的称呼，但没有成功）在诗人身上寻找“浪漫主义英雄”的失败之举，因为诗人生活的文本要远远小于书写在纸上的艺术文本。诗歌的目的不在于抒发作者本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而在于用时间的节奏来改造个人生活的混乱无序，当诗人写作时，他的灵魂便远离了作为平常人的切肤之痛，受到诗神缪斯的神秘召唤，进入一种类似“疯狂”的无意识状态（与柏拉图诗论的相近证明了布罗茨基诗歌中的古希腊气象）。在第十章论述阿赫玛托娃的谈话中，布罗茨基借女诗人和她儿子的悲剧性事件在《安魂曲》中的升华阐明了诗歌的多重主题，对儿子热烈的爱在诗中却只能听命于文字的魔力，即时间改造后的韵律，“诗人写作时，这对于他而言所发生的事情，并不亚于他所描写的事件”（235）。在这一点上布罗茨基与普希金无限接近，或许还有他很不喜欢的勃洛克：作为诗人，他们都强调诗人在日常生活中虽然是“微末中的最微末者”，但在阿波罗所要求的神圣的牺牲中，他们用时间节奏把万物从混沌中拯救出来，赋予了与世界音乐合拍的形式。有趣的是，在谈话中沃尔科夫坚持研究诗人生平的必要性，为此还和布罗茨基有过一场精彩的辩论，但在编排本书时却否弃了直线式的年代学叙事，而采用了更加复杂的诗学对位法，把布罗茨基从审判到流亡包括获奖的传奇事件同对众多历史性人物的评述、对城市文化和各门类艺术的思考交织在一起，主题话语的前后呼应，人物命运的反复对照，使得阅读过程宛如花径寻幽，峰回路转，却又首尾连贯，浑然一体，充满了音乐的节奏体验。 布罗茨基来到西方后很快就进入了主流文化圈，用他自己的话说，他落入了“同时属于两种文化的状态”，“就像是坐在一座山的峰顶上，看着两侧的山坡”（187），似乎能饱览两个世界的风情，收获生活的无限与创作的爆发。然而，布罗茨基的流亡不是因为政治信念，不是因为艺术自由，流放是他“神秘个体”存在的自我选择，是自我主动地从身边世界的疏离，因此他的流亡获得了一种终极的审美价值。在本书第一章，仿佛对流亡生活的预示，谈到了布罗茨基早期诗作中回避彼得堡巨大的宫殿和豪华的装饰，却在城市工厂的边缘获得了独特的感悟，他明白：“郊区——这是世界的开始，而不是它的结束”（5）。在繁华的彼得堡大街上漫步的少年突然感到了孤独和寂寞——他刚刚写完了一首诗，意识到周围匆匆而过的人群仿佛遵循着一条线性法则，永远无法领会激动诗人灵魂的奇思妙想。这和走在纽约的大街上体会到的陌生感并无二致。为此本书的第二章对茨维塔耶娃的评述仿佛也成为了后来一系列事件的铺垫：这就是诗人独具的“加尔文式”的道德准则，对“非此即彼”的极端生存理想的追求，把人类和民族历史的痛苦抒发为“非个人”的呼喊的“国家”诗歌，对于“疯狂世界”（46）的拒绝，——这一切都注定了诗人被捕和遭遇放逐的命运。尤其要说明的是，布罗茨基认为我们所面对的现实不仅仅是当下的生活环境，还有一个由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弗罗斯特、奥登、曼德尔什塔姆等大诗人的文本构成的文化现实，他们的创作构成了我们的世界观的组成部分，“我们接受世界的方式，就是对他们诗歌中所表达内容的一种合乎逻辑的（或许是不合乎逻辑的）总结”（29），在本书中，我们看到了布罗茨基个人命运的轨迹与影响着他的那些大诗人的诗歌创作轨迹的重合，看到了果戈理、陀斯妥耶夫斯基、勃洛克、别雷等大作家笔下彼得堡大街变幻莫测的远景和对世界文化的眷恋培养出的充满现代气息和古典品格的“王者”诗风。 本书的译者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刘文飞先生在一本研究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书中指出，布罗茨基和阿赫玛托娃的诗浸透了浓重的悲剧意味，达到了美学上的崇高，笔者以为这一论断深得诗人品格与创作之要旨。不错，悲剧的崇高，这首先就是诗人在悲剧性生存境遇中为自己设定的与帝王抗衡的崇高地位，这也应合了布罗茨基诗歌的古希腊主题，而古希腊悲剧的主人公不是帝王将相便是英雄半神，在动辄倾覆城邦的宏伟事件中展现崇高的审美范畴。布罗茨基在本书中多次论述了诗人有着与帝王同等的权力，能够控制国民的生活，不过前者影响精神，后者只能压迫肉体。对于如丘特切夫之流摧眉折腰事权贵的诗人，布罗茨基极为蔑视，他最为推崇曼德尔什塔姆关于斯大林所写的《颂歌》，在这首诗里，曼德尔什塔姆仅仅抓住了俄国文学的永恒主题——“诗人与沙皇”，把颂歌和讽刺诗两种对立风格进行了奇妙的融合，这使得斯大林觉得诗人已经高傲地进入了他的领地，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威胁。在第十章布罗茨基谈到了以赛亚·伯林出访莫斯科面见阿赫玛托娃的轰动性事件，根据阿赫玛托娃在诗篇中的解释，他们的会见甚至成为“冷战”肇始的原因！——而布罗茨基认为，阿赫玛托娃的推断离真相不远：斯大林认为他自己才是俄国唯一的男主角，与伯林同行的英国首相丘吉尔之子造访的人竟然是阿赫玛托娃而不是他（王子觐见女王），这一点让斯大林大吃女诗人的醋——“诗人与沙皇”的局势依然如旧。沃尔科夫总结说，这完全是大仲马的历史传奇：“帝国因王后冒失的一瞥而摇摇欲坠，或者因扔下了手套”（240）。读书至此，你不得不佩服俄国诗人的想象力和勇气！ 有着“帝王”般高贵血统的诗人只应该向语言效忠，而语言就是诗神缪斯说话的声音，诗人凭语言而不朽，流亡者凭语言而延续，诗歌凭革新的语言打破僵化凝固的生活，个性凭诗的语言坚守独立之人格和自由之精神。“诗人-沙皇”的对立，或者作为变体的“诗人-群氓”的对立，使得专制统治和无个性的现代民粹主义同样让人无法忍受，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诗人都是永恒的“流亡者”、“全民公敌”和“异类”，因为他们对语言无限忠诚，因为他们对文化无限眷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