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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哈贝马斯 现在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中影响最大的人物。他依然在德国哲学界和思想界发挥重要影响，这些影响也远远超越了德国。 2007年尼森（Peter Niesen）与赫尔拍特（Benjamin Herborth）的《交往自由的无政府主义—哈贝马斯与国际政治理论》[7]一书，关注的是哈贝马斯理论在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历史效果。他们认为，国际政治许多领域中都形成了新的协调机制，并极其有利于通过交往解决问题的这样一种机制的出现，这为哈贝马斯的行为理论和社会理论提供了用武之地。但他们同时也指出，交往自由的无政府主义因素最初是如何在国际政治中发挥作用的。由此，他们还深入探讨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具有超越性的协调力量才能够进入到论证当中，以及如何才能阻止新的统治形式破坏传统的民主协调形式等问题。当然，在哈贝马斯研究中，也不乏质疑之声。丹尼尔·亨利希（Daniel C. Henrieh）2007年在《哈贝马斯：不用形而上学支撑的哲学家？》[8]一文中指出，哈贝马斯认为自身哲学用不着形而上学提供支持，可是，离开形而上学的支持，他又如何才能理解形而上学，又会采取怎样的策略来抹去自身的形而上学因素呢？作者认为，哈贝马斯的这一策略与其话语伦理学的基本观点是相互矛盾的。 哈贝马斯2008年在《一种我们缺少的意识：与哈贝马斯讨论》[9]一书中，有两篇文章，这敞开了哈贝马斯研究的新维度。这本文集聚焦于宗教问题。早在2004年，哈贝马斯与教皇本笃16世约瑟夫·拉辛格（Joseph Ratzinger），分别代表世俗学界和神圣学界，面对面地就“启蒙和宗教”对话交锋，引起宗教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后来，延续这个对话，哈贝马斯不断撰文回应，这就是本书中的两篇文章：《一种我们缺少的意识：论信仰、知识与现代理性的悲观主义》、《一种答复》。哈贝马斯强调达成现代理性的自我理解，必须要对宗教意识做出澄清。不管怎么样，随着世俗与宗教冲突的日益严峻，宗教问题越来越进入前台，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特别是哈贝马斯在新的历史时期关注的重点之一。 2009年6月18日，“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领袖”哈贝马斯迎来了他的八十岁生日，当天的《南德意志报》发表了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的贺文《坚定不移的激情：为什么说哈贝马斯的声誉和影响是名至实归的》，高度赞誉哈贝马斯的个人修养与学术成就[10]。最值得学界关注的重要著作，还是哈贝马斯自己编纂整理由苏卡普出版社出版的五卷本《哈贝马斯哲学文集》[11]。概括来看，文集第1卷《社会学的语言论基础》（Sprachtheoretische Gruudleguug der Soziologie）是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的导论；第2卷《合理性理论与语言学理论》（Rationalitäts und Sprachtheoretische）以交往理性为核心，是交往行为理论在理论层面的展开；第3卷《话语伦理学》（Diskursethik）以话语伦理为核心，是交往行为理论进入实践层面的阐发。第4卷《政治理论》（Politische Theorie）和第5卷《理性批判》（Kritik der Veruuuft）则是交往行为理论在政治学层面与哲学层面的思想回应和具体应用。这套五卷本的《哲学文集》是对其哲学思想的重新整合，充分展示其思想逐步打开的历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全面把握哈贝马斯思想体系的哲学视角，同时也弥补了哈贝马斯多年来未能就自己最为关心的哲学问题撰写专著的遗憾。 《哲学文集》透露了两个重要信息值得我们重视。一个是哈贝马斯特别重视交往行为理论的“早期形态”。文集第1卷开篇即收录了“高斯讲演录”[12]，在此，哈贝马斯将经典的社会建构理论转换为以语用学为基础的社会交往理论，即用日常语言交往实践来保证“内在的真理有效性”，代替以往用以建构社会关系的“先验意识”；用实施言语行为的主体来代替先验的主体。这是哈贝马斯转换社会学的理论基础的一次尝试，标志着哈贝马斯完成了对交往行为理论的理论奠基。另一个则是哈贝马斯对后世俗社会与宗教问题的关注《哲学文集》第4, 5两卷中有三个主题与宗教相关：“民族，文化与宗教”，“宗教的挑战”和“宗教的对话”。[13]事实上，进入新世纪，特别是美国“9.11”事件之后，哈贝马斯更加鲜明而频繁地论及“后世俗社会”（postsäkularen Gesellschaften）中宗教信仰的思想意义和社会作用。哈贝马斯意图用“后世俗社会”这个概念把握当代西方社会的双重特点：在世俗化持续进行的同时，是宗教团体和宗教力量的继续存在、甚至在部分国家和地区还有进一步扩大规范和影响的趋势。哈贝马斯指出，随着全球文化多元化，当代社会进入了“后世俗社会”，为了实现合作共赢，迫切需要在“信仰”与“知识”之间开展“对话”。后世俗社会中的宗教问题，是哈贝马斯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已经在后世俗社会、宗教问题研究方面得到很多学者包括德国学者的重视。 2009年《德国哲学杂志》的两组专题文章便展现了人们重视与反思后世俗社会中的宗教问题的新趋势。一个专题是“信仰与知识”[14}，是学者们面对神学对哲学的挑战，从信仰与知识的角度反思哲学、反思宗教。哲学家们已经把“宗教”作为哲学必须面对的问题，虽然“知识”战胜“信仰”正是现代哲学的开端，但是面对后世俗社会的现状，哲学再度反思“知识”与“信仰”之间的关系。另一个专题以查尔斯·泰勒的著作《一个世俗时代》[l5]为讨论对象。该书采用经验主义的方法，从“选择性”和“多元化”视角梳理了天主教神学与现代性之间的紧张关系，对现代社会的宗教处境问题提出思考。专题中的三篇评论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对泰勒的思想提出批判。汉斯·约阿斯（Hans Joas）的泄俗的选择：世俗化的高涨及其后果》批评泰勒过于强调中世纪的基督教，而不是从整个文明进程来理解现代性；同时在武断的历史观下，过高评价了他所谓“后涂尔干的宗教生活形式”在整个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弗里斯（Hent de Vries）的《世俗性的深层维度》则批评泰勒的经验主义路径和全球化宗教进程构想之间的脱节矛盾之处，所以他既不算是历史的或经验的，也不能算是社会学的或心理学的。霍斯勒（Vittorio Hosle）的《无神论的形而上学史》指出，泰勒著作的缺点在于将襄读宗教与笃信宗教一分为二，没有正确衡量无神论的思想影响，还有强调了天主教却没有充分考虑到新教神学传统等。[16]泰勒所提出的宗教的当代处境问题，不仅是一个纯粹的神学问题，也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社会问题，更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的哲学问题。总之，关于宗教与后世俗社会的思考在今天显得格外迫切，人们开始重新挖掘和审视“宗教资源”，正如哈贝马斯的兴趣转向，这也将成为德国哲学乃至世界哲学研究的一个新动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