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启蒙》出版于1835年，是俄罗斯汉学的奠基人比丘林为其主持的恰克图汉语学校的教学之用而编。全书共分为前言、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和附录组成。在前言中作者介绍了汉字的来历、该书之前外国人所撰写的汉语语法书以及该书撰写的缘起；第一部分是“汉语和汉字的基本概念”，第二部分为“汉语的语法规则”，附录部分包括汉字笔划、偏旁问题、部首问题、汉字的俄、法、葡、英标音、汉语中的数字、汉语中的用于谦称的人称代词等内容。《汉文启蒙》自问世后，一直持续地在19世纪的俄国汉语教学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从中外语言学发展史、俄罗斯人对汉语认识的历史的角度研究该书。
    一、《汉文启蒙》语言学背景
    1．《汉文启蒙》的俄语语言学背景
    语言学的发展起源于上古时代的语文学，当出现了古代文献并产生了研究它们的必要性的时候，诞生了语文学。语文学的发展对语言学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使人类具备了最基本的语言知识，古印度和古希腊的语文学是这方面的典范[1]。16-17世纪，由于贸易的发展而引起的地理大发现和旅行使人们发现很多新的语言，为语言学提出了最重要的任务：对大量实际的材料进行分目整理，解决语言的起源和发展问题，编写普遍语法、规范语法以及辞典。普遍语法是把逻辑学和语法学结合起来的、以通过逻辑和演绎而形成的语法理论，属哲学语法。规范语法是根据语言的一般用法和经典作家的用法。在这一时期，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自己民族语言的语法学家，在俄国，语法书籍编写方面的成就也不容小视：1596年出版了齐扎尼（ЛаврентийТустановскийЗизаний）编写的语法书[2]，1619年出版了斯莫特里茨基（М.Г.Смотрицкий）的语法书[3]，1696年卢道夫（Г.Лудольф）语法问世。
    在13-16世纪起，俄罗斯就出现了一些语法手稿资料，这些无名作者的语法手稿，对于后来俄语语法观念的形成有着很大的作用，在语法术语方面也有了基本的规则。1596年齐扎尼的语法书分拼写法、重音法、词法和句法四个部分描述俄语。1619年回国后在威廉修道院任职的斯莫特里茨基为修道院学校编写了语法书。该书也是从四个部分描述俄语，其中第二部分与齐氏语法不同，为作诗法[4]。词类有八：名词、代词、动词、形动词、前置词、连词、副词、语气词。这部语法书影响非常广泛，此后的很多教学用语法书，都是斯氏语法书的翻版或在其基础上改编而成，直到17世纪末在俄罗斯的教学活动中也未脱离斯氏的语法框架。需要一提的是，这些语法成就的核心都是“斯拉夫语”而非“俄语”。
    虽然在17世纪欧洲出版了很多语法资料，但这些知识在俄国的影响并不明显，其原因在于彼得一世时期的启蒙运动在语言学上的反映较弱，彼得一世所重视的是实用技术科学，这一时期的东方语言教学也是以俄罗斯国家的东方问题为核心的。此后，一些作家对于俄语语言的发展和语法问题特别关注，特列季亚科夫斯基[5]和苏马罗科夫[6]在俄语的音、正字法方面大胆地删繁就简，并在词法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1731年，第一部俄语语法书在科学院出版的德语—拉丁语—俄语词典中在彼得堡问世[7]，该书将斯莫特里茨基语法推布于俄语，并进行压缩和改编，内容浅显，没有从科学的角度研究语言现象。俄国知识分子要求编写俄语语法和词典的声音不断，1735年科学院成立了俄语词汇收集处（Росийское Собрание），旨在“尽可能地补充俄语的规范”、“维护俄语的纯洁性、美感，进一步完善俄语”，特列季亚科夫斯基认为，维护俄语的纯洁性就包括编写正确完备的语法。罗蒙诺索夫从18世纪40年代起就着手收集语言资料、编写语法书，于1755年（М.В.Ломаносов）出版了《俄语语法》[8]。这是第一部较为完备全面的俄语标准语语法书，是一部新型的、科学的、描写性规范修辞语法。罗蒙诺索夫以斯莫特里茨基语法及由斯氏著作改编的语法著作为基础，大量收集语言材料，运用语法的理性原则和规范原则，观察、研究鲜活的语言的特点，以科学家的精辟细致的眼光对材料进行系统化提炼和加工，为现代俄罗斯标准语规范奠定了的基础。罗蒙诺索夫《俄语语法》分为六个部分：一、论人类语言中的词；二、论俄语词的读音和拼写；三、论名词；四、论动词；五、论助词和虚词；六、论词类构造。词类问题是罗蒙诺索夫语法的核心，他把词类分为实词和辅助词（即虚词）两大类，实词包括名词类和动词，名词类又包括名词、数词、形容词、代词，动词又衍生出形动词、副动词；辅助词包括代词、副词、动词衍生而来的形动词和副动词、前置词、连接词、感叹词。这部语法书根据语义—形态学原则，从斯莫特里斯茨八大词类说观点出发，考虑到词形变化、构词法在句法上的运用特点等因素，对新的语言材料进行词类划分，在为俄语确立语法与修辞的规范的同时，伴随着语言本身的发展，也为人们语言、语法意识奠定了基础。罗蒙诺索夫的《俄语语法》影响持久，自1757年出版后，在18世纪出版了6版，19世纪出版了8版，即先后出版了14版。
    1762年登上皇位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所发起的《比较词典》的编写[9]，使这一时期的俄国语言学气氛异常活跃，罗蒙诺索夫、特列季亚科夫斯基在语言学方面的钻研在莫斯科大学培养了第一批俄语语言学家，1771年莫斯科大学教授巴拉索夫出版了《简明俄语语法》[10]，作者继承斯莫特里茨基和罗蒙诺索夫的俄语语法思想，大量观察研究标准语和民间语言，在具体的语言现象方面与斯氏和罗氏的语法阐释有所不同。该书广泛地用于教学，先后出版了8版。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随着俄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水平的提高，涌现出了更多的语法书，但大都属于教科书性质，从语法思想和语法研究的角度来看少有突破。
    2．《汉文启蒙》以前俄国对汉语的认识
    历史上俄国认识中国有两条途径，即通过欧洲了解中国，通过与中国的直接接触特别是长期驻扎中国的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的消息了解中国。在对于汉语的了解上也是如此。1757年《每月文汇》[11]第5辑上刊登了波罗申[12]的译文《论汉语》（Разсуждение о китайском языке）一文，这是俄国刊登的第一篇关于汉语的特点的文章。虽然作为科学院院士的拜耶尔早有关于汉语的文章和著作发表，但其写作语言为德语和拉丁语，读者面有限。《每月文汇》是18世纪俄国最重要的杂志之一，从对俄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来看，波罗申的译文稍强。同时，可能是由于欧洲对于汉语的了解和研究更加深入，波罗申文中关于汉语的说法基本上是正确的。
    “一些人认为汉语是最古老的语言之一，因为简单、不复杂（不超过330个音单节、不变化的、以辅音“n”和“ng”结尾的词）。但这些词大部分在重音、发音、音的转换方面各有不同。因而，中国人擅于言辞。很多作家因些认为汉语的音和调总是在变化，说汉语是以音调结尾的，这种看法是没有根据的，因为欧洲语言中的很多词在使用一个音时也同样意义不同。例如，俄罗斯翻译在译俄语词“是的”时，说得快，就是肯定，说得慢，就说明还存在疑问。由于汉语中词的数量少，因而必须用大量的字使少量的词具有不同的意义。文章认为，这样的字，数量上在80000个以内（至多是这么多），所以汉语书面语要学好就很难。（以下为P308），在一本书名的《海篇》的书里收集了所有的字。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如果有人掌握10000个字，那他就能用汉语明确表达，理解各种书籍。大部分有学问的人知道的词不超过15200个字，能够掌握40000个字的人很少。接着指出存在3种语言：下等人用一种，上等人用另一种，而书籍中的语言是与前两种都不同的。最后一种语言在日常交往中并不使用，只用书书面，而且不借助《海篇》就不能读懂。一般认为，汉语中一直没有发生变化，三、四千年前和现在保持一样，这在其它语言中是不可想象的。（对于书面语来说这种看法是有道理的）。其原因在于，中国人同其它国家、民族的人没有什么往来，所以自己的语言、习俗就一直保存不变”[13]。
    3．比丘林《汉文启蒙》以前欧洲人的汉语语法书
    自1583年利玛窦入华至比丘林到达北京的1807年，二百多年间耶稣会士在中国苦心经营，直至深入朝廷掌管钦天监，在俄国人看来，天主教在华根基深厚。俄国东正教驻北京使团从派驻时起就把与在京的天主教传教士搞好关系当作一件要事。因而东正教使团成员对于耶稣会士的活动是关注的，对于他们在汉语学习与研究方面的成就也不会充耳不闻。应该说，西方传教士的汉语著作和词典对于后到北京的俄国人的汉语学习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资料。比丘林在《汉文启蒙》的前言中，特别提到了当时一度发生过重要影响的几部汉语语法书。第一部汉语法著作——西班牙传教士万济国1703年在广州出版的《华语官话语法》[14]，针对南京方言、日常口语所编写的语法，原书为西班牙文，书中的例句是用拉丁文写的。比丘林认为，该书用汉语展现欧洲欧洲特有的变化，难免力不从心，难以揭示汉语的特性。1731年拜耶尔在彼得堡出版的《中国博览》，该书原文为拉丁文，其大量资料来自生活在北京的耶稣会士，但由于作者从未深入汉语语言环境，因而对于汉语的认识不够全面，语法规则和汉字书写等方面的正确度明显欠缺。不过，拜耶尔对于汉语语言机制的把握是十分正确的。傅尔蒙的《中国官话》是第一部有汉语例句的汉语语法书，书中语法规则的描述得当，但不够全面，例句中存在错误。比丘林特别赞赏马若瑟“不把汉语牵强地同与汉语没有任何相似之处的欧洲语言的语法特点相联系”[15]，认为马若瑟在《汉语札记》[16]中运用丰富的语言资料建立的汉语语法体系，完全体现了汉语的规律，但在写法上却缺乏一部语法著作应有的形式。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的《通用汉言之法》着重介绍汉语口语的语法特点，但其中英语的语法特点体现得较多，而没能准确说明汉语的语法特点。雷慕沙的汉语语法书结构复杂全面，观点准确无误，书中个别词的意思不够准确也是可以理解的。葡萄牙传教士江沙维的《汉字文法》[17]是一部比较完备的汉语语法书，该书汉语口语和书面语兼顾，中西文法相对应，例句准确无误。在比丘林之前出版的这些语法书中，对于比丘林有借鉴意义的是马若瑟、雷慕沙和江沙维的三部语法书。“根据这三部语法书可以学习汉语的大众语言和书面语言。但如果把这3部语法书进行比较，那么马若瑟和江沙维的语法书在例证方面比雷慕沙的著作略胜一筹，而雷氏著作在汉语规则的阐述上虽不够全面，但非常明确，比马氏和江氏著作略强。马氏和江氏著作适用于在中国学习汉语，依雷氏著作即使是在欧洲也可以相当程度地了解汉语”。[18]在这些语法著作的基础上，比丘林结合恰克图汉语学校教学的需要，集自身在华十余年对汉语的认识，广泛地吸取当时中国的汉语研究成就，撰写了《汉文启蒙》一书。
    二、《汉文启蒙》研究
    1．版本之谜
    从现有的资料和一些著述中看，似乎《汉文启蒙》有3个版本，分别于1831年、1835年、1838年和1908年几次出版。1830年，比丘林作为希林格领导的俄国科学考察团成员来到恰克图，并应恰克图商界的要求在这里开始了汉语教学，石印版便是这期间的1831年在恰克印图用于教学而印制的[19]，共32页。1834年，俄恰克图海关关长请求俄国外交部亚洲司，派亚金夫神父担任恰克图汉语学校的教师，并请求印发其汉语语法书，“1835年2月……比丘林重返恰克图，并带来了自己的汉语语法书” [20]。比丘林再返恰克图后在汉语学校任教的时间比他预想的要长，在1836年9月他在写给外交部亚洲司的信中提到，1836年内他将完成汉语语法第二部分的撰写，这个“第二部分”应该就是《汉文启蒙》中的第二部分“汉语的语法规则”。在1836年12月的报告中，比丘林提到他已编好用于教学的18组俄汉对话，还编制了一份恰克图贸易商品清单，并计划1837年把这份清单按俄文字母排序。1836年12月26日比丘林写给亚洲司的信中提到他已完成了汉语语法书的第二部分。1838年初，比丘林返回了彼得堡。1838年，《汉文启蒙》在彼得堡出版，1839年，该书获得了科学院学术出版的最高奖——杰米多夫奖。
    2．俄语语法体系与汉语语言知识的有机结合
    在19世纪之前，俄国教育从两个渠道进行，作为受教育的主体阶层贵族，其幼童教育大都采取聘请欧洲家庭教师在贵族家庭内进行，长大的贵族青少年则大都进入军事学校或留学欧洲，为普通家庭子弟提供受教育机会的只有教会学校。在教会学校里，最主要的课程是语言类，如希腊语、拉丁语、法语等，除学习各种语言外，语法、修辞、诗歌也是十分重要的，此外还有神学、诵经、算术等课程。比丘林在从宗教学校到神学院共22年的教会学校生活中，其语言天赋日显突出。留校任教后，一开始便是担任语法教师。所以，比丘林的语言学天份和语法知识是他后来撰写汉语语法书的基础。在比丘林时代，其语法观念的重要根源，便是在19世纪多次出版并在俄国教育中广泛使用的罗蒙诺索夫的《俄语语法》[21]。作为一本教授俄罗斯学习汉语的语法书，也注定了在很多方面从俄语语法的角度解说汉语语法的特点。如从最早的俄语语法书便开始奠定的由注音法、拼写法、词法、句法构成的语法体系等。
    对照罗蒙诺索夫的语法架构，首先是“论人类语言中的词”，认为词是语法体系的核心。而在比丘林的汉语语法中：在关于汉语的基本概念的第一部分，比丘林在开篇便介绍了汉语中的“词”的概念，与俄语中“词”的概念相比，汉语中的“词”的语法意义不明显——没有派生性、没有词尾变化，因而比丘林进一步从俄语语法的角度来说，汉语中似乎是没有“词”的概念，而是用不同的音表达不同的意思。罗曼诺索夫语法的第二部分是“俄语的读音和拼写”，比丘林在介绍了汉语词的特点之后便是汉语的读音规律。他借鉴《五方元音》中“其取十二字为韵……其取二十字为母”[22]的划分方法，把汉语的音划分为二十字母和十二韵，按《五方元音》二十字母中的“梆、匏、木、风、斗、土、鸟、雷、竹、虫、石、日、剪、鹊、系、云、金、棵、火、蛙”，以俄文字母对应其声母列出，将十二韵以《五方元音》中的韵目“天、人、龙、羊、獒、虎、驼、蛇、马、豺、地”，以俄文字母对应其韵母列出。然后将“十二韵”按俄语语法中音的区分——元音、半元音、双元音、辅音分别描述其发音方法和特点。需要注意的是，比丘林强调在字母“棵、匏、土”之后应有微弱气流，似附加一个字母“火”，以与其后的韵分开。从实际的发音效果来说，比丘林的这种发音方法可以有效地避免发音时[k]和[g]、[b]和[p]、[d]和[t]不分的现象。
    《五方元音》成书于清顺治十一年到康熙十二年（即公元1654-1673年）之间，后于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和雍正五年（1727年）两次修订，但内容无实质变化。该书是清代重要的中原系韵书，属北音系统，在清代和民国初年盛行[23]。俄罗斯的教士和学生由北方陆路来到中国，并在中国北方城市北京长期居住，因而在学习汉语时常用“音义兼备、通俗简要”的《五方元音》。曾作为第八届东正教使团随团学生、第十届使团团长的加缅斯基留下的《汉语发音词典》，就是《五方元音》的俄译。在俄罗斯正教北京使团图书馆的藏书[24]中，也有《五方元音》。现在在俄藏汉籍的重要机构——俄罗斯科学院东方手稿研究所图书馆，除两种未标明版本的《五方元音》外，还有金阊书业堂藏板的《五方元音》（1805年刻本）、贵文堂刻本的《五方元音》、文舆堂藏板的《五方元音》（1884年刻本），此外还有两种未标有版本的《新纂五方元音》、偶斋藏板的《新纂五方元音全书》、扫叶山房藏板的《新纂五方元音全书》（1883年刻本）、、敬文堂藏板的《新纂五方元音全书》（1840年刻本）。
    在关于汉语的语音的论述中，比丘林特别注意吸收清代的语言学成果，在康熙年间，等韵学继承和发扬明末等韵学研究的成就，出现一些颇有影响的著作，其中《康熙字典》中所附的《等韵》就很有特色，作为官修辞书，广泛地为外国传教士所采用。比丘林在《汉文启蒙》中便汲取了《康熙字典·等韵》中的分九音法，把汉语的音分成“牙音、舌头音、舌上音、重唇音、轻唇音、齿音、正齿音、喉音、半舌半齿音。在此基础上，比丘林还介绍了中国语言学史上的从五音到七音分类的演变。比丘林提到，中国人由梵语引入五调——宫、商、角、徵、羽来表示喉齿牙舌唇音，后来在舌音和齿音中分别分出了半舌音和半齿音，由此形成“七音说”，在此基础上，舌音进一步分为舌头音和舌上音，唇音进一步分为重唇音和轻唇音，齿音分为齿音和正齿音两类，半舌半齿音合为一类，由是出现了汉语发音的分九音制。比丘林总结了具体的汉字在读音方面的特点，认为汉字本身不是构成词的音，而是形成义——是具体和抽象的事物的替代物，一个音可以表示多种事物。比丘林形象地解释了汉字的反切注音方法，并说明反切再加上声调就是一个字的读音。关于“重音法”，比丘林借助中国古代音韵研究的书中都有的四声等韵图形象地标明“去入上平”四音，并细致地描述了每种声调的特点。
    按照俄语语法的框架，汉语的“文字”研究属于“拼写法”、“正字法”的范畴。这些对于比丘林有着一定的影响。另外，比丘林关于汉字的论述也体现了对郑樵的“六书”理论的因袭，如郑樵的“独体为文，合体为字”之说等。比丘林首先说明汉字有别于俄语等西方语言的明确特征——汉语中没有用以表现汉字发音的拼音，而是一些约定俗成的符号，简单的符号为“文”，复杂的符号为“字”，汉字在形态上有“独体”、“两体”、“三体”。比丘林按照中国语言学典籍中关于六书的论述，准确地说明汉字的“六书”：“象形者，圣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象其事物。随体诘屈而画其形也”[25]，比丘林向俄罗斯学生的介绍则是“象形字是通过与事物的开头的相似得到的字形”。关于汉字的“指事”，“圣人选书，形不可象则属诸事，其文有加。既不可谓之象形，而所加之物又不成字，亦不可谓之会意，居文字之间，故曰指事。或转体以别义，或加物于形体之上以成文，或省形体之半以取义”[26]，这里汉语的界定分析起来显得并不十分准确，比丘林借用西方语言学的表述——“指事字是形象地表示事物的状态、动作、性质”，准确地界定了指事汉字。象形字与指事字之间的联系是“形不可象则属诸事”，比丘林则表述为象形字表示的事物更为可感，指事字相对抽象。会意字是因“事不能该则属诸意。会合二文以成字，拟议以成其变化，故曰会意，或会本文以成字，或合向背以成字，或会二文三文以成字，可省繁文以凑字”即比丘林所说的“由一些复合而成的符号意义总合而来”。“谐声”汉字的产生，因“意有尽而声无穷，故因声以补意，立部为母以定意，附他字为子以调和其声无穷，故曰谐声”，即“该字字源的部首及部首所表示的事物或概念的意义，另一部分表示其发音”。假借论中，“文字有尽而事物无穷，因形事意声四体相同，借为他义之用，故曰假借……一因义假借，二因声假借”。比丘林的描述则是有时是声调发生了变化，有时是同一读音表示两种不同的意义。“转注”是“因形事意声四体展转，声音注释为他义之用，故曰转注”，比丘林的描述比较简单，认为转注汉字是在笔划、意义、乃至读音上发生了变化的一些汉字。清代的六书研究者中，只有段玉裁的学说有可能为比丘林所见，余者其时代均在比丘林之后，但比丘林论及六书时所用的术语却与段氏有别，如段氏《说文解字注》叙中谈及六书时“谐声”一类谓之“形声”，而比丘林的术语却是“谐声”，自郑樵六书理论推出至于元明时期，“六书”成为文字学研究的核心，戴侗的《六书故》、杨恒的《六书统》、周伯琦的《六书正讹》、赵撝谦的《六书本义》、吴元满的《六书正义》、《六书总要《六书溯源直音》、《谐声指南》等。在《六书本义》、《六书总要》等著作中，在序言或开篇的总论部分中，均有作者对于“六书”的定义清代复兴汉学，“说文”研究兴盛。在比丘林在华的清中叶，文字学研究以《说文》为主，“大徐本《说文》，小学家几乎人手一册”[27]。正值比丘林在华期间的嘉庆十四年（1809年），孙星衍覆刊宋刻大徐本《说文》，在《说文·孙序》中提到“仓颉之如作，先有文而后有字。六书象形指事多为文，会意谐声多为字，转注假借文字兼之。” [28]，关于“六书”之论仅此而已。因而比丘林的“六书”说更多地是参考了宋元明时期的论著，而不是郑樵的《六书略》，因为《汉文启蒙》第一部分第四章中，比丘林专门提到马端临认为每类汉字的数量各为多少，实际上是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经籍考》有这样的记录：“《象类书》十一卷，《中兴艺文志》：郑樵撰。中兴後，安石之《字说》既废，樵复理其绪馀。初有象类之书，复约而归於六书。象形类六百八，指事类百七，会意类七百四十，转注类三百七十二，谐声类二万一千八百十，假借类五百九十八。”[29]这里比丘林虽然在作者出处的认识有误（另外比丘林还把“象形”字错误地说成是“形象”字），但对于汉字六书分类数量的事实完全来自中文典籍，也可以反映出其关汉语语言学论著的程度。作为汉语掌握到一定程度并急于了解中国的外国人，一些图书提要、索引必然成为他们的主要阅读对象。在正字法方面，比丘林因袭了小学典籍中关于汉字形体演变的记录，汉字的古、籀、篆、隶、行、草之“六义”述例清晰，同时还特别细致地提到了在具体的书写方式上存在笔划的减少或变形等方面的变化（正写、减写、讹写、错字、同字、通字），以及在我们今天看来属于标点法范畴的汉语书写惯例。
    《汉文启蒙》的第二部分是“汉语的语法规则”，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从西方语法学的角度对汉语进行词类划分并逐类描述，二是从汉语训诂学实字和虚字两方面展现汉语的语法意义。这里比丘林没有把西方语法学框架中的“句法”直接加诸于汉语语法研究，而是根据汉语的实际使用规律和中国语言言学研究的成果，探索汉语的语法规律。因为“词”是汉语语法的核心，“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和虚词占有重要的地拉，它们是汉语表示语法关系的主要手段”[30]。在这部分里，为便于俄罗斯学生理解，比丘林首先对照俄语中的“词”的语法意义——词性固定不变、有变格、变位以及性和数的词尾变化形式，说明汉语的“词”不具有这些语法意义，汉语“词”，其词性不是唯一的，也不具有变格、变位等语法变化。比丘林继承了语法史上的词类说以及罗蒙诺索夫俄语语法中关于词类的思想，通过名词、形容词、代词、动词、副词、前置词、连词、语气词八个词类描述汉语中的词。与俄语中的名词相比，汉语中的名词在词义上有具体和抽象之分，抽象名词是处于主语位置的动词或形容词。汉语中的名词通过在前面加“小”构成主观评价形式即俄语名词的指小表爱形式，在汉语书面语中，名词不附加别的词，但在口语中，名词与“子”、“头”、“儿”等词连用，会获得特定的意义，如“帐（意为帐本）——帐子（窗帘、床幔）”等。在对形容词的描述中，比丘林结合俄语中形容词分类和特性，用于说明汉语中的形容词，把汉语中的“比、些、益、又、尤、俞、更、不如、逾、越”等与形容词、副词的连用看成是形容词和副词的比较级、最高级的语法形式。在数词方面，与俄语中的数词范畴一样，汉语中的数词也分为3类：数量数词、顺序数词和集合数词，比丘林分别说明其用法。另外，汉语中的天干地支、十二属相、十二时辰等也在数词部分介绍出来。遗憾的是，比丘林忽视了量词，只在一处简单地提到了“个”与数词的连用。在代词和动词的描述中比丘林继续套用俄语中的语法范畴，代词的分类、动词的态、体、时等都结合俄语中的语法观念对比说明，甚至把俄语动词的形动词、副动词的概念解释汉语中“之”、“者”、“所”等词与动词的连用，以便于俄罗斯学生的理解。介词与俄语中的前置词相对，比丘林将之分为位于与之搭配之前的和之后的两类。连词则按意义分为了7类。语气词指用于句末表示心理活动、或具有拟声意义的词。
    罗蒙诺索夫《俄语语法》的最后一个部分是“论词类构造”，意在从整体上总结俄语词类划分的特点。与此相对应，比丘林《汉文启蒙》的最后三个部分以“汉语中词类的划分”为主题，分析汉语中词类划分的总的特点，比丘林把汉语语法研究中的“实字”和“虚字”观念纳入其中，分析汉语句子中词与词之间的关系。从汉语语言学的“实”、“虚”之分起于唐代来华高僧弘法大师的《文镜秘府论》之《二十九种对》，但该文偏重于研究属对原则，宋代徐锴的《说文系传·类聚卷》开始将具有“语之助”意义的字逐一解释，认为这些字“皆虚也，无形无象。故拟其口气之出入、舒疾、高下、聚散以为之制也”，并进一步说明“词之虚立，与实相扶，物之受名，依词取义”。明清之后出现了研究虚字的一些专门性著作，如为作诗写文之用的袁仁林的《虚字说》、为训诂之用的五引之的《经传释词》等著作。但比丘林并没有直接沿用这些著作中关于虚字的论述。据《俄罗斯汉学史》[31]一书中记载，比丘林说，《读书作文谱》是其撰写《汉文启蒙》的基本资料。这里《俄罗斯汉学史》的作者或比丘林的记述有误。《读书作文谱》为清人唐彪所辑著，作者生平事迹现已不详。在仇兆鳌为《读书作文谱》的序言中称之为“金华名宿”，毛奇龄在序言中称之“出为师氏者若干年”。“在《读书作文谱》中，作者辑录古今先贤之言论，加上自己的评说，分类论述读书法、作文法及书法”[32]。该书用了很大篇幅讲如何读收古文，要求学生熟读、深思、博览，而非语法论著，在比丘林的《汉文启蒙》中即便是例句也未见取自该书。不过，清代是语言学研究发展迅速的时期，在刘淇的《肋字辨略》问世后，除袁仁林的《虚字说》外，比较著名的还有很多，其中就有唐彪的《虚字诀》，为墨林堂刊本[33]。作为比丘林《汉文启蒙》基本资料的，很可能是唐彪的《虚字诀》。遗憾的是，《虚字诀》一书现已不存。
    比丘林把230个虚词按起语辞、接语辞、转语辞、衬语辞、束语辞、叹语辞、歇语辞分类，说明其在句中的作用，并逐词解释词义。
    西方入华传教士的汉语语法书中也都有关于实字和虚字的论述，马若瑟把汉语中的词分为“实子”、“虚子”，并提到“实子”又可分为“活子”和“死字”，但没有明确说明什么是“实子”、“虚子”[34]。在《汉语札记》[35]的第二部分“论书面语”中，马若瑟专设“虚词”一章，把虚词按其功用分为18种，涉及约60个虚词，用英语解释每个虚词的用法，再辅以大量实例。江沙维的《汉字文法》中也将虚字列为专门一章，每词先概括说明其作用，然后是丰富的例句，例句和说明均为葡汉、文白对照形式，一共涉及20个虚词。比丘林对成若瑟和江沙维的汉语语法书评价很高，但《汉文启蒙》并没有直接取自这两部语法书的内容。马若瑟对虚字的分类比较零散和直观，优点在于对于每一词的英文解释细致，例句较多，如“之”的用法，马若瑟归纳出7种用法，并以40多个例词、例句加以说明。江沙维《汉字文法》也是对虚词逐一解释，简洁明了，释例大多为句子。“之”在《汉字文法》中有3种用法：“语助辞也”、“有所指之辞也”、“至也”，例句10多条。比丘林同马若瑟、江沙维一样，认为“之”是汉语中最重要的虚词。在《汉文启蒙》中，比丘林把“之”的用法归纳为5种，对于用法的解释比较全面，每种用法有两条例句。在论及虚字时也除象马若瑟、江沙维的语法书中概括说明外，还进一步的具体解释实字与虚字：“在句中表示某一事物或事物的性质、动作、状态的，是实字。“在句中表示动作的性质、事物之间的关系、评价、心理活动之间的关系，或者只为增强表现力和展现思维过程的，是虚字”。在例句的选用方面，《汉文启蒙》与《汉语札记》、《汉字文法》并无因袭关系。
    “词在句子中的次序和虚词是汉语表示语法关系的两个重要方面”[36]，比丘林在关于实字还是关于虚字的论述中，都特别重视其在在使用时的顺序。在第十一章“实字的使用”中，比丘林开篇便明确指出“实字的使用是有顺序的”，然后结合俄语语法中的简单句、复合句、陈述句、疑问问、以及动词时、体、态、名词的格等语法范畴进一步说明实字的用法。在第十二章“虚字的使用”中，比丘林同样首先说明“虚字在句中按一定的顺序分布”，然后具体说明一些虚字的用法，并辅以例句。
    除在前两个部分中系统地阐述汉语的语言规律外，在11个附录中，比丘林一方面将前两部分中的阐述进一步具体化，一方面具体说明汉语中一些比较特别的语言现象，如拆分一些特殊汉字的笔划，以实例表现汉字的六体，以实例说明讹用的汉字，以实例说明异体字通体字俗体字、古体字和今体字，用俄语列举汉字所有读音（共446种）和音调，汉语的法语、葡萄牙语、英语注音，列举汉语中的1-15画的偏旁部首，列举汉语中的量词（43个），说明汉语中以天干地支表达顺序的规律，说明不同身份的人对于“我”、“我们”、“我的”、“我们的”、“您（你们）”、“您（你们）的”之意的表达方式，针对恰克图汉语教学的需要，还特别列出了恰克图中、俄贸易商品的俄汉对照表。
    3．《汉文启蒙》——体系完整的语法教科书
    17-18世纪，前一时期地理大发现和历险旅行积累的丰富的语言材料需要概括和整理，同时欧洲大陆上各民族的书面标准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普遍唯理语法》应运而生，并形成了对欧洲的语言学发展影响重大的波尔·罗瓦雅尔语法学派[37]。按照波尔·罗瓦雅尔语法学派的理论来看，人们借助于各种符号——语音、字母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符号由两部分构成：词的意义是符号的内部因素，音和字母是符号的外部因素。所以，波尔·罗瓦雅尔语法分为两部分：语音和语法。“语音”部分的研究对象是音和字母（所谓字母，是指在时间上传递语音和空间上保存语音的一套书写符号）。“语法”部分是运用判断和推理的理论对词法和句法进行分析。《汉文启蒙》中的第一部分“汉语和汉字的基本概念”在描述汉语的语音，作为汉语的书写符号——汉字和汉语语音的关系，即从汉语的音、形两方面描述汉语，总结汉语读音和书写方面的规律，并详细介绍汉字的分类方法和习字规则，使学生全面了解汉语语言的外部因素。第二部分“汉语的语法规则”，将汉语的词分为8个词类，并分类描述其特性。在关于实字与虚字的论述中，比丘林通过介绍它们在句子中的位置和功能，分析汉语中句子之间的关系，体现出对汉语句法规律的探索。《汉文启蒙》就这样通过对语言的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的全面描述，为学生构建出较为完整的汉语语法体系。
    《汉文启蒙》是俄罗斯人编写的第一部汉语语法书，作者长期在北京生活，对于在华欧洲传教士在北京、在欧洲出版的汉语语法书十分熟悉，并且作者认为，雷慕萨、马若瑟、江沙维所编写的汉语语法书是值得借鉴的。不过，从比丘林汉语语法的内容来看，作者并没有直接借用其前人所编语法书的内容。马若瑟的《汉语札记》是对汉语中一些语法要素的记述，尽管每一要素的描述都非常细致，但全书并不具备完整的语法体系，也许正因为此，作者以“汉语札记”来命名该书。江沙维的《汉字文法》是比丘林比较推崇的一部语法书，共8个部分：汉字笔画和偏旁、文白短句、文法、句法、问答、俗语、历史传说、汉语作文，全面地介绍与汉语相关的知识。全书以例句为重，从语言学角度对具体语法要素的阐述较为简略。比较而言，比丘林的《汉文启蒙》是作者以自身的语言观念和语法知识为基础并结合该书的读者——学习汉语的俄罗斯学生应该具有的知识结构编写的，具有基本的俄语文法知识是比丘林对于恰克图汉语学校招生的要求[38]。尽管如此，比丘林明确地认识到汉语的独特——“汉语中没有任何与其他语言相似的地方”[39]，在《汉文启蒙》一书中，比丘林把独特的汉语语言纳入欧洲语言的语法框架之中，以使俄罗斯学生易于把握汉语的语法特性，达到最终掌握这种语言的目的。
    结语
    比丘林出版于19世纪30年代的《汉文启蒙》，充分利用中国语言学研究成就，广泛地参考了作者以前在华传教士和欧洲汉学家所撰写的汉语语法书，针对俄罗斯学习汉语的学生的特点，是一部语法体系完备、语言学观点清晰的原创性语法学著作，是俄国汉语教学最重要的教材。目前，学术界对于西方人的汉语语法研究成就颇为关注[40]，但或许是由于语言障碍的原因，或许是由于对俄罗斯汉学的忽视，比丘林的《汉文启蒙》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深入地研究这部语法著作，对于汉语史、俄罗斯汉语教育史、俄罗斯汉学史、中俄文化交流史和清代贸易史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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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公元前六世纪以前，古印度出了古代文献《梨俱吠陀》，由1028篇用不同诗格写成的艺术水平很高的抒
    情诗，通过对这本颂诗的语言（被称为吠陀语）的研究，规范了梵语，创建了具有应用描写性质的语法，
    后在公元前三或四世纪后半叶，波尼尼编写了由3996条韵文体规则写成的《语法规则八章》。古希腊哲学
    家对语言多有研究，赫拉克利特和德谟克利特关于词的真实意义的讨论、亚里士多德关于词类的学说，虽
    然还不具备真正的语法意义，但对语法的创建却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公元前二世纪前半叶，亚历山大
    语法学派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亚里斯塔尔库斯根据词的形态特征划定出八大词类，名词、动词、形动词、冠
    词、代词、前置词、副词、连接词。
    [2] Грамматика словенска, съвершенаго искуства осьми частей слова и иныхъ нуждныхъ, новосъставлена Л.
    (Лаврентиемъ Зизаниемъ..., Вильно, 1596.
    [3]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лавеския правилное Синтагма, потщаниемъ многогрешнаго мниха Мелетия Смотриского
    въ Киновии братства церковнаго Виленскаго при храме Сошествио пресвятаго и животворящаго Духа
    назжанномъ, страннствующаго, снисканное и прожитоае лета отъ воплощения Бога Слова 1619.
    [4] 俄语诗歌中，重音、音节数、词尾字母是诗歌构成的重要因素，因此，斯氏语法书的这一部分较齐氏语
    法书的“重音法”来说，内容上更为全面。
    [5]
    [6]
    [7] Teutsh-Lateinisch-und Russisches Lexicon Samt Denen Anfangs-Grudnden der Russischen Sprache.
    [8] Михайл Ломоносо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напечатан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к при Император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1755.
    [9]
    [10] А.А.Барсов. Краткия правил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грамматики, собранныя изъ разныхъ российскихъ грамматикъ в пользу обучающагося юношества в гимназияхъ Московска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М., 1771.
    [11] Ежемесячныхъ Сочиненияхх, т. V, 1757 г.. стр. 161-164.
    [12] 波罗申（С.А.Порошин，1741-1769），是18世纪俄国的文化名人之一，谙熟18世纪法国哲学家的思想，曾为皇太子的老师。参加《每月文汇》的编辑。在翻译《论汉语》一文时年仅16岁。
    [13] 同注释11。
    [14] 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1703. 该书1703年在广州刊印。中译本见姚小平、马又清译《华语官话语法》，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3年。
    [15] 《汉文启蒙》前言。
    [16] Notitia linguae Sinicae. 中译本见李真译《汉语札记》，大象出版社2009年即出。
    [17] 江沙维(Joaquim Afonso Gonçalves，1780—1844)，葡萄牙籍汉学家、遣使会传教士，19世纪上半叶在澳门活动的著名汉学家。於1814年開始在聖若瑟修院任教拉丁語、英语、漢語和音樂等課程，他編寫漢語教材和汉语法书《汉字文法》，主編了多種權威性的中外大字典，如《拉丁語法》、《葡漢字典》、《漢葡字典》、《洋漢合字匯》、《拉漢小字典》、《拉漢大字典》等。其汉语语法书中文书名为《汉字文法》，下书西文：Arte China cnstante de Alphabeto Grammatica comprehendendo modelos das differentes. Macao, 1829. 关于江沙维，详见叶农的《试述澳门圣若瑟修院在遣使会管理时期的发展》，载《学术研究》2005年第12期。
    [18] 见《汉文启蒙》前言。
    [19] П.Е.Скачков, Библиография Китая..., 1964, стр.481, 15261.
    [20] П.Е.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7, стр.110. 但俄罗斯现藏的《汉文启蒙》均为1838年版，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缩微胶片也为1838年版，但正如曾详细整理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历史的阿多拉茨基所言，所谓的1838年版封皮上，数字“8”似是由“5”修改而来，且在该版的扉页上，有东方学家沙尔姆阿签署的通过审查的鉴定：“允许出版，出版后需向审查委员会送交3份，1834年9月11日于彼得堡”，如果依此认为该书是1835年版本，但从比丘林的经历及书信、报告手稿中可见，1835年，其语法书的第二部分内容以及附录中的一些资料均编写于1836年之后，且1838年之前未见关于此书的评论。斯卡奇科夫的《中国书目》中未见1835年版《汉文启蒙》的条目，而只有1831年的石印本和1838年和1908年的版本。
    [21] Михайл Ломоносов, Россий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ка, СПб, 1755. 罗蒙诺夫夫的语法体系分为五大部分：人类语言总论（о человеческом слове вообще）、俄语的读音和拼写（о чтении и правописании Российском）、名词（о имени）、动词（о глаголе）、语言中的虚词（о служебных частях слова）、词类连用（о сочинении часте лова）。
    [22] 李学勤主编《中华汉语工具书书库·五方元音》第六十三册，第52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
    [23]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54-356页。另见张晓《〈五方元音〉研究述评》，载《济南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第6期，第70-74页。
    [24] 俄罗斯东正教驻北京使团自1821年入华的第十届起开始注重图书的收集，在19世纪后半期，第届东正教使团成员维诺格拉托夫整理了这些图书，于1889年在彼得堡出版了《俄国驻北京东正教和外交使团成员学术论著和中文图书》（），从该书目来看，当时该图书馆藏中文图书七百多种。但这些书籍在义和团运动中全部被烧毁，现已不存。
    [25] 引自明代吴元满所撰《六书总要》，见李学勤主编《中华汉语工具书书库》第十五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29页。
    [26] 引自《六书总要》，同前引书。
    [27] 何九盈，《中国古代语言学史》，广东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86页。
    [28] 《说文·孙序》，见《说文解字》，中华书局，2002年，页一。
    [29]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页四二五。
    [30] 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9页。
    [31] П. Е. 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1974, стр. 112,
    [32] 见唐彪辑著《读书作文谱》一书中李国钧所做的序言。岳麓书社，1989年10月。页七。
    [33] 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51页。
    [34] Joseph-Henrg-Marie de Premare, Notinia Linguae Sinicae, Canton, 1847, p. 27.
    [35] 同上，第178-223页。
    [36] 赵振铎，《中国语言学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页。
    [37] 波尔·罗瓦雅尔本是巴黎郊区凡尔赛南部的一所修道院，建于1204年。1598年，阿尔诺（A. Arnauld）受命管理该修道院，此后波尔·罗瓦雅尔逐渐作为教育和科学的中心而闻名于世。在这里编写过许多教科书，如阿尔诺和朗斯罗（C. Lancelot）编定的《普遍唯理语法》、阿尔诺和尼科尔（P. Nicole）合编的《逻辑或思维的艺术》等。波尔·罗瓦雅尔语法属于逻辑类型学语法，《普遍唯理语法》前言中称，该书的目的在于建立“一切语言共同的理性基础，并确定这些语言的主要区别”。波尔·罗瓦雅尔的逻辑和语法对逻辑学、语言学的影响重大。索绪尔认为这是一种正确的语法方法，乔姆斯基对其以转换的思想研究自然语言以揭示自然语言的深层结构有着高度的评价。
    [38] П. Е. Скачков,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го китаеведения, М. , 1977, стр. 108-115.
    [39] 前言第3段第1句。
    [40] 据《世界汉语教育史研究学会2007-2008年通讯》统计，自2000年以来，中国学者发表关于历史上外国人的汉语语音、文字、语法研究论文39篇、关于历史上外国人所编汉语教材的论文37篇，出版关于外国人汉语语音、文字、语法、方言研究的译者、专著8部，高校中以此为论题的硕士、博士论文20余种。

责任编辑：孙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