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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与血亲 就家庭与伦理而言，安提戈涅能否算是普遍意义上理想亲属关系的典范?安提戈涅的死是否说明政治权力取得了对血亲伦理的胜利?美国批判型知识分子朱迪斯·巴特勒对《安提戈涅》的解读极具新意。她围绕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展开——安提戈涅在血缘关系中到底处于什么位置?这个问题引发了安提戈涅式的亲属关系危机。 巴特勒认为安提戈涅不能代表与国家对立的传统的家庭关系，因为她本身血亲混乱(安提戈涅的父亲也是他的哥哥)。正如安提戈涅自叹道的：“我母亲的婚姻所引起的灾难啊!我那不幸的母亲和她亲生的儿子的结合呀!我的父亲呀!我这不幸的人是什么样的父母所生的呀!我如今被人诅咒，还没有结婚就到他那里居住，哥哥呀，你的婚姻也不幸，你这一死害死了你还活着的妹妹”(858-872行)。巴特勒进而认为，正是由于在这个规范家庭的血脉关系中占据了一个破裂的位置，安提戈涅才能保持与中心对话。“尽管血缘关系复杂，但是她同时游离在规范之外。她的罪行因为她的血缘关系的混乱而变得模糊起来，她的存在是乱伦行为的后果，这个后果使得她的父亲也成了她的哥哥。在语言上，她占据了除母亲之外的每一个位置。但是‘占据’是以打破亲属关系和性别的连续性为代价的。”(Butler 72) 巴特勒提出了安提戈涅血缘关系不清的观点，以此质疑社会规范和文化理解力的合理性。她把安提戈涅看作是对传统家庭政治的挑战，认为亲属关系不仅仅是血缘问题，而且是认可的问题。亲属关系是社会结构中的一种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是相对于自然的一个概念，归属于人类学和人种学范畴。在现代社会中，单亲家庭、同性恋家庭和双性恋家庭的重组凸显了亲属关系的不确定性。巴特勒认为是安提戈涅引发了这种亲属关系的危机。 安提戈涅所代表的非常态亲属关系不仅不符合黑格尔的伦理要求，也不符合拉康象征界中的亲属关系规范。对巴特勒来说，拉康划定的象征界是规范的代名词，任何试图越界的事物都将面临真实的或符号性的死亡——如同安提戈涅。安提戈涅因俄狄浦斯带给她的混乱的亲属关系，而不得不服从拉康的象征界的亲属关系规范。在文化的意义上，她实际上已经死去了。安提戈涅自认为她的死是与那些已故亲人的联姻：“坟墓啊，新房啊，那将永久关住我的石窟啊，我就要到那里去找我的亲人。”(896行)事实上，对血缘不清的亲属的爱，在文化上是行不通的，注定要面临死亡，并以此来结束象征界所不容的“偏离”现象。 在巴特勒看来，象征本身只不过是社会习俗的“沉积”。对她来说，语词或能指在空白的空间里建构起真实界，使之充满了规范和表演的力量。但安提戈涅声明要遵循神律，致使语词的超凡力量超越字面意思，指向了文化理解力的危机。安提戈涅拒绝与海蒙结婚生子的结局，而是像拥抱婚姻一样拥抱石窟，拥抱死亡。虽然她没有创建一种新的亲属关系模式，但她表明以功利性的生育为目的的婚姻模式不是建构亲属关系的唯一办法。她呼吁打破文化认同的界线，对规范的短暂“偏离”似乎预示了两性关系的开放。 对于黑格尔之后的安提戈涅，批评界聚焦于她的性别伦理意识。黑格尔暗示介于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安提戈涅不具备共同体的伦理意识，因此也没有公民身份。伊利格瑞拆解了黑格尔关于性别差异和伦理选择的定论，证明黑格尔的错误是把安提戈涅仅仅放在兄妹的关系之中。伊利格瑞的安提戈涅是被父权-暴君克瑞翁驱逐出民主进程的一个政治人物。巴特勒则从黑格尔和拉康那里甄别出安提戈涅的血缘不洁和象征界界线不清的盲点，用对文化规范的暂时“偏离”来批判正统规范的局限性和文化理解力的危机。 这些批评所表达的“安提戈涅情结”并不是要把安提戈涅变成像俄狄浦斯那样的文化典范，而是通过安提戈涅表明女性在文化规范外的边界上生存的事实。通过安提戈涅，伊利格瑞、钱特、巴特勒等女性知识分子对伦理规范提出质疑，经过周密的辩证思考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在亲属关系的边界上文化理解力的局限性”(Butler 20)。实际上，伊利格瑞、蒂娜·钱特和巴特勒等人解读的并不是安提戈涅，而是她们自己。她们并不是要把安提戈涅树立为现代女性的榜样，而是要通过安提戈涅来承担现代女性的家庭责任和社会责任，即通过对经典文学人物的解构“介入”当下政治，履行她们视为己任的批判使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