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俄罗斯文学能否重新主导民族思想 伊戈尔·沃尔金/文 刘文飞/译  对于俄罗斯历史和俄罗斯民族历史而言，文学的意义十分重大。如果从俄罗斯“大历史”的构成中抽去那些优秀作家的传记以及他们的作品，这部历史便不再是一部俄罗斯的历史，而可能会是另一个国家的历史。值得一提的是，在俄罗斯“文学中心主义”的作用下，某些虚构的文学情节（如娜塔莎·罗斯托娃参加的第一场舞会、奥涅金和连斯基的决斗、拉斯科尔尼科夫的犯罪等），在社会意识中均被视为实在的民族生活史实。 事实上，与中国文学相比，俄罗斯文学还相对年轻。俄罗斯文学的迅速发展期还不到两百年。但自从出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尤其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便吸引了“世界的眼球”。文学几乎成了俄罗斯人精神生活的唯一领域和民族自我意识的重要因素。这使俄罗斯文学的存在本身获得了某种前所未有的智性张力，在实际上承担起了“表述”各种重大民族问题的重任。 叶夫盖尼·叶夫图申科有过一句名诗：“诗人在俄罗斯大于诗人。”这绝对吻合19—20世纪我们的文化现实。以19世纪的俄罗斯经典作家为例，除了那些杰出的艺术长处之外，他们的创作还具有伦理极端主义的特征。对果戈理、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而言，仅有文学往往还“不够”。他们还试图在艺术和现实之间建立起新型的相互关系。他们试图将日常生活和生活的理想意义融汇成一道洪流，并使这种意义成为全世界的行为规范。他们的最高目的就是改变存在的构成，构建新的生活。 我们要公正地指出，作家成为思想主宰的这种状态在整个苏联时期也程度不等地广泛存在，直到苏联解体。俄罗斯文化的“黄金时代”、“白银时代”的优良传统都在苏联时期得到了发扬光大。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阿赫马托娃、曼德施塔姆、特瓦尔多夫斯基、扎博洛茨基、特里丰诺夫等均与我们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联系紧密。 如果说俄罗斯经典作家的文本为我们民族的自我认同奠定了重要基础，那么，近二三十年的俄罗斯文学尽管也取得了一些成就，有的甚至是相当突出的成就，但毕竟未能成为某种具有影响力的历史生活因素。国家不再是诗歌和小说中的“抒情主人公”，曾经的各种社会理想遭到质疑，重新构建的国家体制的最高目标尚不确定。社会意识的危机自然会在当代文学中得到反映。当代文学似乎既未充分回报自己的艺术选择，亦未完全呼应精神的选择。可以说，我们的当代文学还在路上，其结局也相当难料。 文学能“回归”其先前的位置吗？也就是说，它能再次作为民族的主导思想而存在吗？抑或，它的这一属性将永久丧失，在当今“不断进步的”文化社群中仅仅像是一个落伍者？这一切均取决于社会自身将向何处发展，它最终将认同何种价值等级。叶夫盖尼·扎米亚京在20世纪20年代说过：俄罗斯文学的未来就是她的过去。幸运的是，他的预言并未应验。我们希望我们的精神忧虑也不会应验，希望我们也能像古代的犹太人那样，无愧于“书籍民族”这一称号。 （作者系俄罗斯著名作家、莫斯科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