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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莎士比亚或皮靴”所折射的实质上是一种二者只能择其一的二元对立论点，即贵族和平民的立场截然对立、不可调和。艺术、唯美是专属于贵族的浪漫生活情调，而皮靴、香烟则代表了底层民众生存之基本要求。 实际上，上述论调，或者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皮萨列夫等人否定莎士比亚的价值绝非偶然。19世纪60年代，虽然俄国还是欧洲资本主义国家中相对落后的一员，但其文学却已进入了一个公认的繁荣期。三巨头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哲学思考就其深度、广度来说，都不逊色于17世纪的莎士比亚。这种现象，恩格斯后来把它概括成：“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正是因为有了文学创作自身的繁荣，才有了别林斯基对普希金的称颂，斯特拉霍夫对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赞扬。尽管这种歌颂夹杂着很多民族自尊心的因素，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它确实构成了莎翁在俄国遭受冷遇的原因之一。 其次，在当时的俄罗斯文艺理论家看来，文学并不是单纯的文学问题，还是一个涉及批判、启蒙、进步的政治问题，涉及作家描写的对象及倾向性。在车尔尼雪夫斯基所生活的19世纪60年代，沙皇俄国的黑暗统治、人民的生活苦难是最大的现实。文学必须为此服务，作家应该旗帜鲜明地揭露这一切，谴责这一切。皮萨列夫说：“当社会中不但有饥饿的人，甚至还有饥饿的阶级时，那么关注次要需求的满足对社会来说便是愚蠢的、丑恶的、不成体统的、有害的。” 莎士比亚的同胞托马斯·卡莱尔说：“莎士比亚的伟大在于我所说的生动描述，即对人和事物，特别是对人的描写上。他的一切高超之处决定于此。”诗人关注的是永恒的、内在的人性善恶，而并非具体某时某地的现实。这是一种超然于俗世之外的态度。作家的超然态度在具体创作中当然不可或缺，但是，在19世纪的俄国文学批评家和读者的眼中，超然与冷漠无情似乎有着某种暧昧的联系。 其三，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虽然为经济注入了活力，却进一步拉大了贫富差距，引起了各界的不满。政府对民主阵营施以重压，逮捕了一批激进政论家。1866年，俄罗斯政府干脆关闭了《现代人》和《俄罗斯言论》两家期刊。对于年轻的平民知识分子来说，经济上的赤贫和政治上的失语令其绝望，由此产生了“打倒一切，推翻一切”的激进思想。革命者们在豪言壮语的激励下，决定用自己的鲜血照亮“俄罗斯的暗夜”，迎来“真正的白天”。自然科学成为他们最有力的助手，理性主义牢牢占据了俄国青年们的心灵。相形之下，莎士比亚作为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历史人物，在这样的环境里显得那么抽象，那么不合时宜。他注定要被那些年轻人所抛弃，即使他们中的某些人还会偷偷地念几首他的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