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蒋贤萍(1972-)，女，江苏宜兴人，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在读博士，西北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内容提要：《隐之书》是一部充满了诗性智慧的浪漫传奇。拜雅特在小说文本中建构了一个诗性的空间，通过对诗性历史的追溯，完成了诗性的对话：历史与现实的融合。拜雅特认为历史是可以再现的，但只能是部分地再现，而且必须借助于诗性智慧。
    关键词：拜雅特/《隐之书》/历史/诗性智慧

    英国女小说家安·苏·拜雅特(A.S.Byatt)的长篇小说《隐之书》(Possession)是1990年布克奖的获奖作品，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读者们追逐着书中人物好奇的视线，欣赏着维多利亚诗人美丽忧伤的爱情故事，并经由两位诗人的诗歌进入奇异的远古神话世界。批评家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解读它的主题，探索其叙述风格，有的对小说中人性的欲望、女性人物的神话因素等进行评述，有的对作品的象征意象及结构框架等进行分析。曾有评论者依据拜雅特在《隐之书》一书中多次提及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维柯及其代表性论著《新科学》而认定小说的时空结构是维柯式的历史循环论模式，小说的主题乃历史回归和诗性智慧的回归[1]。不可否认，维柯的《新科学》在小说开篇中出现是有深厚用意的，主人公罗兰正是在诗人艾什曾阅读并摘注的《新科学》夹页中发现了他写给女诗人拉莫特的书信草稿。笔者拟从维柯的“诗性智慧”理论探讨其中的诗性因素，认为拜雅特在《隐之书》中建构了一个诗性的空间，通过对诗性历史的追溯，完成了诗性的对话：历史与现实的融合。拜雅特认为历史是可以再现的，但只能是部分地再现，而且必须借助于诗性智慧。需要指出的是，拜雅特在《论历史与故事》中所讨论的“历史”概念是指虚构文学作品中的“虚构历史”，而不是历史著作中的“事实历史”。她在小说《隐之书》中所叙述的历史无疑也是虚构的历史，因此，本文对《隐之书》历史性的研究范畴也限于“虚构历史”。
    一、诗性智慧
    扬姆巴蒂斯塔·维柯(Giambartista Vico1668-1744)是意大利著名哲学家，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的先驱，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此后各时期许多领域的思想家和学术传统，特别是他的诗性智慧观已经成为20世纪西方文化反思的重要理论资源。在笛卡尔等理性主义者为时代立法、自然科学的光辉一片灿烂的时候，维柯却不囿于时代的法则，强调人的感性，反对笛卡尔的理性主义。正是对笛卡尔的反驳中，维柯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提出了“诗性智慧”这个重要的概念，指引人们在关注高度文明的人类理性的同时，更加强调人类的想象、直觉等感性认识的重要作用。
    维柯的主要著作是《新科学》。这是探讨人类社会文化起源和发展的一种大胆的尝试[2]319。在《新科学》中，维柯提出了著名的循环论历史观。他将人类文明的发展历史依序划分为三个相互衔接的时代，即神话时代、英雄时代和凡人时代，以此表示人类精神进化的三个历史阶段。前两个时代是以诗性智慧和诗意想象为特征，按照诗性逻辑来表现的神话时代和英雄时代，而后一个时代则是具有“充分发展的人类理性”的时代，其中神话时代作为人类历史的源头被置于三个时代之首。维柯说，“一切古代世俗历史都起源于神话故事”[3]462，“所有异教各民族的历史都有神话故事性的起源”[3]171。在维柯看来，以神话思维和神话形式来表现的人类早期历史充满着诗意想象和诗性智慧，能够凭借诗性逻辑传达出宇宙的本真精神和内在意义，这样的历史叙述可以被定义为“诗性历史”。维柯在《新科学》中将带有浓郁神话色彩的荷马史诗作为诗性智慧的典范来分析，肯定了这种诗性历史叙述的一定真实性，并因此称荷马为“最早的历史学家”，因为“神话故事在起源时都是些真实而严肃的叙述，因此‘mythos’(神话故事)的定义就是‘真实的叙述’”[3]425。按照诗性逻辑来叙述的历史神话代代相传，逐渐失去了细节真实性而越传越神了，但“起初原是真实的历史”[3]451。
    英国学者柏林说：“在《新科学》中，维柯以经验的方式洞察了社会变迁过程中繁复历史经验下的秩序与意义，维柯认为我们与早期人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距离，这一看法使得任何试图解释遥远社会的人们都必须具有强有力的——但是并非不可能的——想象力的跨越”[4]。通过对诗性智慧的阐释，指出如何理解时空距离遥远的历史或者文化的方式，首次实现了历史与哲学的结盟，开创了西方近代历史哲学。《新科学》将神话作为史实的隐喻，对希腊罗马神话的还原和阐释，开创了西方神话学(原型批评)研究；而且，“神话历史说”已被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考古学家谢里曼和英国考古学家伊文思为代表的考古成就所证明。
    维柯通过对神话与原始人类的考察，认为想象力是创造之眼。这种创造观将诗性置于人类文化创造之本。维柯的诗性创造观首先打破了理性主义对想象的禁锢，它将想象置于理性之前，认为诗与神话不是谎言，而是真实的叙述。想象不仅可以达到确定的认识，而且是一种本源的创造力。神话作为叙事，是由人类先验的下意识结构决定的，通过它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心灵的奥秘。结构主义者则直接从维柯的创造观中得到启发，认为“诗性的智慧就是结构主义的智慧”[5]。
    维柯认为，人类心灵有五种基本功能：感觉、想象、回忆、理解和创造。他依据亚里士多德《论灵魂》中的说法，将感觉看作是人类心灵活动的源泉，但在维柯看来，感觉并非是感官印象的消极接受，而是积极地创造。维柯认为，原始人的想象力是真实的，因为它基于原始人直观的思维方式。
    巨人们按本性是些体力粗壮的人，通常用咆哮或呻吟来表达自己的暴烈情欲，于是他们就把天空想象为一种与自己一样有生气的巨大躯体。把爆发雷电的天空叫做约夫(Jove，天帝)，即所谓头等部落的第一个天神，这位天帝有意要用雷轰电闪来向他们说些什么话[6]163。
    把天空作为与自己身体相似的意识在维柯看来是人类思想史上的第一个奇迹。通过它，天与地被创造出来，并使得最初的人开始生活在一个可以理解的世界中。天与地的区分产生后，自然作为人身体的一种活动也变得活生生的，人类世界随之产生。自然由身体组成，它用自然现象与原初的人进行交流，正如约夫用雷电这样的符号说话一样，“他们相信天帝用些记号来发号施令，这些记号就是实物文字，自然界就是天帝的语言”[6]154。
    维柯多次强调诗性智慧的性质才是新科学的万能钥匙。原始的野蛮人因为愚昧无知而对周围的世界产生好奇，当他们对自然现象迷惑不解甚至产生恐惧时，便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世界。“人类本性，就其和动物本性相似来说，具有这样一种特性：各种感官是他认识事物的唯一渠道”[6]181。原始人没有推理能力，却有出于本能的强旺感觉力和生动想象力，他们按照自己的观念“以一种惊人的崇高气魄去创造，这种崇高气魄伟大到使那些用想象来创造的本人也感到非常惶惑”[6]182。在古希腊语中，“诗人”的意思是“制作者”或“创造者”，指精于制作或擅长创造某种东西、具有某种创造性智慧的人。由于把诗归原到想象，把原始民族的一切想象的产品都看成带有诗的性质，维柯对于诗的理解是取“诗”这一词的最广泛的意义[2]328。原始先民以与生俱来的、完全源于肉体的丰富想象力来解释自然、创造世界，当然称得上“诗人”。在这个意义上，维柯把他们拥有的智慧命名为“诗性智慧”。
    诗性智慧具有强烈的情感性。原始人的感觉生动强烈，将进入视野的事物都赋予生命，对周围无法理解的事物以自我的情感为尺度去衡量。“诗的最崇高的工作就是赋予感觉和情欲于本无感觉的事物”[6]186。诗性智慧就是创造性的智慧，“是一种感觉到的想象出的玄学”[6]375，其核心的动力是想象。原始人认识事物就是凭借记忆中的材料，凭借想象把本来的形象按照情感的驱使进行改变和创造，“把分离的和各异的要素结合起来”[7]。运用想象力的过程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在世界的童年时期，人们按本性就是些崇高的诗人”[6]187。原始人没有逻辑推理能力，凭借诗性智慧把握世界，用自己的感觉和情欲来观察事物，他们创作的神话、史诗带有粗犷的、自然天成的崇高风格，是原始人对世界的诗性理解。维柯断定想象活动(即诗的活动)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
    二、诗性空间
    《隐之书》的故事时间跨越三个相距遥远的历史时期，其一是人类伊始混沌之初的远古时代，从世界的起源，人类的童年开始，早期的母性崇拜，初民的蒙昧及神灵的威力尽显其中。其二是近代的19世纪后叶，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景观中展示着男女诗人间的优美爱情及他们对信仰、艺术和人生的理性思考。其三是20世纪80年代末，学术界上演了一场滑稽可笑的学术争夺战。三个时代在小说中形成三重复式时空，组合成一个叙事整体，共同完成对人类社会历史演进的宏观描述。[8]拜雅特似乎要在一本书里写尽整个人类历史，批评界因此将《隐之书》列为反映社会演变的历史小说[9]。
    维柯的《新科学》这部著作对拜雅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她仿佛认同了神话与历史密切相关的论述。《隐之书》的三重历史时空与维柯的历史循环论决非只是偶然的巧合。以神话为源头的循环性历史观，既是维柯《新科学》的基本思想，也是拜雅特《隐之书》创作理念的基本出发点[10]。有人指出，维柯的历史循环论是《隐之书》的中心焦点[11]。林·威尔斯声称，小说“对维柯著作的指涉不仅提供了一个主题循环因素和一个基本情节模式，而且建议用一种总符码(master code)来更好地理解拜雅特貌似矛盾的文本之下的复杂结构”[12]。凯思琳·科伊·凯利在《安·苏·拜雅特》一书中也表示，拜雅特运用维柯理论来暗示“历史自我重复”之规律，为其小说的历史表述寻找权威依据。
    《隐之书》一书的全标题为《隐之书：一部浪漫传奇》，作者似乎以此暗示其历史叙事的虚构性，小说是富于想象力的浪漫之作。在小说中，拉莫特的父亲既是历史学家，同时也是神话作家，专事研究法国神话，终生致力于“从民间故事和传说中重述人类真实的史前史”[13]146。维多利亚诗人艾什更是以探寻历史奥秘为使命，他从斯堪的纳维亚的神话传说里取材，创作了史诗《饶纳诺克》。而他的《普罗塞涅皮娜的花园》一诗则力图用恒久的再生神话复活逝去的人物，因为“对艾什来说，普罗塞涅皮娜花园是早期神话时代历史的化身”[13]3。出于对历史与神话的双重关注，艾什以“早已死亡但并未消失的事物所处的恒变生命状态”作为自己始终不变的创作主题[13]230。拜雅特甚至以艾什之名虚构了《众神、众人和英雄们》的论著，显然是对维柯《新科学》中三个时代之划分的有意识的模仿和借鉴。《隐之书》里的当代学者们也多从事历史与文学的研究，罗兰的博士论文即题为《历史、历史学家和诗歌》，着重研究艾什诗歌里的历史依据。不同时代的小说人物不约而同地循着古老的神话之路去追寻悠远的历史之源。维多利亚女诗人拉莫特明确表述了她对维柯式的“诗性历史”的向往，“她要写一部童话史诗，她说，不是基于历史真实而是诗性的、想象的真实——就像斯宾塞的《仙后》……在那里灵魂不受历史和事实的束缚”[13]332。
    拜雅特模仿维柯之历史循环论的思维模式，在《隐之书》的虚构文本中设置了远古的神话时代、维多利亚时代和20世纪末的当代这三大叙述时空，选取历史上的几个典型阶段来反映人类历史循环演进的历程。《隐之书》的叙述以三种不同的时间状态交错呈现，形成三重复式时空结构，分别为想象时空、历史时空和当下时空。第一叙述时空是当下时空，主要展示20世纪末西方学术圈内的终生百相，反映当代社会景观的多个侧面，其中的核心事件，即罗兰等众多学界人士对19世纪一段文学秘史的追踪考证。他们所发掘的维多利亚时代人物的大量诗歌、书信、日记等作为历史文本，零散地穿插于第一叙述时空之中，汇合起来形成第二叙述时空，描绘出维多利亚时代的历史风貌。维多利亚时代诗人艾什和拉莫特的爱情故事是其中的核心线索。而以艾什和拉莫特这两位诗人之名改写的多篇神话史诗和童话故事构筑起来的第三叙述时空，则用丰富的艺术想象对人类远古史前史进行浪漫主义描述。这些没有确切的年代和地域标识的神话传说集约起来，重现出集体记忆中由想象生成的有关人类起源和史前时期的原始生活景观的种种片断。三重复式时空在小说中形成的三位立体世界，反映了人类历史的三个不同阶段[8]32。
    在历史小说中将历史叙事与当代现实两个时空交错迭合并不是拜雅特的独创之举，而是西方当代文学中较常见的现象。与众不同的是，《隐之书》的复调叙述在历史叙事与当代现实两个时空之外又以虚拟的神话世界为远景，由此构成层层递进的三重复式时空结构。小说中不同时间和不同空间相互重叠，写实层面和象征层面彼此迭合，突出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延续性和交互作用，赋予作品以历史的纵深感和厚重性。小说中的当代人物作为一个追述过去、缅怀历史的群体，带着对自己时代的疑问重新对历史传统发生兴趣。这种寻根问祖之举，实际上就是生者与死者的对话，当代人从这种访古中获得的启示，便是死者对生者的告诫，历史对今世的警示。而对历史的反思又加深了对现实的理解，历史回归因而获得了明确的当下指向和现实意义[8]32。
    远古的历史已然永远地消失了，后人无从观察和触及，只能凭借集体记忆用神话象征体系来进行构想。拜雅特依据叙述史上的惯例，用神话思维模式在文学创造中复现人类初始的历史幻景。她从希腊神话和北欧传说等传统文学资源中取材，以史诗等传统叙事形式进行改写，然后通过精心布局插入到自己的文本里。比之其他作品的双重历史时空，《隐之书》之三重历史时空体现出更为深邃和厚重的历史感，而布局上的匀称平衡又产生了艺术上的强烈美感。在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三重复式时空具有追溯历史的意义。拜雅特以诗性的智慧构建了一个诗性的空间，用以上演一段诗性的历史。
    三、诗性历史
    
    《隐之书》以维多利亚诗人艾什和拉莫特的秘密恋情为叙述主线。两位诗人享有丰富的精神世界，沉浸在追求真理和真爱的理想之中，渴望心心相印的智性交流和真实热烈的生命体验。艾什已有家室，拉莫特不事婚姻，二人相遇、相知并相爱。艾什说，“自从我们那一次令人惊喜的谈话，我的脑中就再也容不下其他思绪”[13]4。拉莫特舍弃同居多年的女伴布兰奇，投入艾什的怀抱。二人携手同游约克郡原野，在湖光山色之间尽情享受甜蜜而真挚的爱情。两位诗人以少有的率真和果敢，在维多利亚时代狭促的生存空间里创造出一份纯洁的爱情，具有强烈的心灵震撼力。艾什在给拉莫特的信中说：“我感觉到你在呼唤我，虽然说你的声音实际上说的是别的事情，好像是在说彩虹光谱之类——但是你整个人，你的内心深处却不断地向我呼唤，面对你无言的呼唤——我是一定要响应的——只不过不是以言语”[13]187。他们之间的交流完全是心与心的交流，是诗性的交流，而无需借助于“言语”。“原始人心里还丝毫没有抽象、洗练或精神化的痕迹，因为他们的心智还完全沉浸在感觉里，爱情欲折磨着，埋葬在躯体里”[3]184。维柯对于原始人的描述完全适合于两位充满了诗性智慧的诗人。他们的生命本身是诗性的，他们的想象与创造也处于诗性的本真状态，当然，他们的爱情也是诗性的。
    两位维多利亚诗人迷恋于人类更遥远的历史，醉心于解读和阐释神秘的过去，因为“维多利亚人不仅仅是维多利亚人。他们阅读过去的历史，并使之复活”[14]。拜雅特运用民间故事、神话和传说这三种人类早期文化的基本形态，借维多利亚两位诗人之手，复述了多个流传已久的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展示出一个个生动鲜活的远古画面。拜雅特用抽象的时空和朦胧的意象，在古老的神话框架中描绘出混沌初开的原始世界图景。颇具古风的大量史诗，神秘荒诞的超验叙事，生动地演绎出人类童年的状况，在荒诞的小说世界里再现虚构的神话历史。北欧神话里的主神奥丁，地球上第一个男人阿斯比和女人爱姆布拉，被冥王掠为冥后的普罗塞涅皮娜，半人半蛇的仙女梅鲁西娜，水晶棺里沉睡的美丽公主，以及被囚于高塔的少女拉庞泽尔等人们所熟知的神话和童话人物又复活了。这种充满诗意想象的人类童年之历史幻象，是人们在没有前人的文字记载可依据的情况下对史前史的浪漫想象。有西方当代学者考察了早期叙事史中历史与神话的这种重合现象，提出了“历史化的神话”(historicized myth)和“神话化的历史”(mythified history)的概念。这种叙事所表现的不是历史学意义上的真实历史，而是文学意义上的虚构历史，所以维柯在《新科学》中将之定义为“诗性历史”。正是这些神话故事填补了历史记载的空白和远古经验的缺失，突破了人类认知的时间和空间的局限，凭借集体记忆完成了超越时空的历史建构，使后代找到了回归历史的可能途径。
    在《隐之书》中用神话模式来表现人类的早期历史，是拜雅特个人的艺术选择，同时也是叙事传统使然。人类早期历史作为《隐之书》的三大时空之一，是小说虚构历史叙事的重要组成部分。拜雅特曾表示，“这些诗歌(即神话故事)是文本的组成部分，在其开始的地方开始，在其结束的地方结束，而且与(童话)故事一样，就是在它们出现的地方写的”[8]34。它们承担着重要的历史表述功能。
    神话是人类文明最早的载体，拜雅特有意向神话回归，追溯人类远古的历史图景。在《隐之书》中，署名艾什的神话史诗《普罗塞涅皮娜的花园》反映出留存于集体记忆中的神话时代的乐园意象。拜雅特借艾什之言描述了一个在语言的世界里由想象力创造的神话天地：
    这是诗人们无不造访的地方
    有些寻觅已久，有些不期而至，
    有些迎战过妖魔，有些在睡意
    沉沉中偶入此道。
    ……
    这一切历历在目。花园和果树
    树根边的龙蛇，金色的果实
    树影丛中的女人
    流水和草地[13]436。
    ……
    这一切都是真的又都不是。这地方正如
    我们所命名，又不是。是的[13]439。
    神话所叙述的事件大多是世界创始、万物萌发等诸种宏伟大业。在拜雅特通过诗人之笔再造的神话场景中，阿斯神奥丁、霍尼尔和洛基杀死了霜巨人伊米尔，用他的身体建构了大地，天地世界初具形态。众神用榛树和桉树分别造出男女两个人形，地球上诞生了最初的人类阿斯克和埃姆布拉。女先知西比阿蜗居瓮中永生不死，黑巫师施魔法将公主的城堡凝固于水晶玻璃中。小裁缝获得了不可思议的神秘力量，一把神奇的钥匙战胜了邪恶的巫师，拯救出被囚于水晶棺的公主。神话模式随着历史的演进逐渐淡化，但从未真正消失，人们仍时时回归神话以寄托自己的美好愿望。神话所展示的虚构历史如同一面镜子，是当代人反观自身的一种有效途径。正如拜雅特所说，“我们大家都用祖先的神话和虚构故事来生成意义，将其作为使我们在地球上经历产生意义或激情的一种方式”[8]106。
    亚里士多德比较了诗和历史的区别后断言，“可信的不可能之事比可信的可能之事更为可取。”他认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写可能发生的事”[15]。拜雅特正是这样一位小说家，她在真实的历史时空里讲述着可信的虚构故事。拜雅特借用另一英国作家朱利安·巴恩斯(Julian Barnes)的话来定义她所理解的由文本再现的虚构历史：
    什么是世界历史?只是黑暗中的声声回音；是闪烁了几个世纪后暗淡下去的点点意象；是故事，是那些时而重叠的历史古老故事……我们编造一个故事来弥补我们不知道或不愿接受的事实；我们保留几个真实事件，就此编造出一个新故事……我们称之为历史[16]。
    在《隐之书》的扉页，霍桑的一段引言明确表达了拜雅特表现历史的创作动机：“……试图将过去的时光和正离我们飞逝而去的现在联系起来”。拜雅特借维多利亚诗人之手创造了诗性的历史，我们从中却不难读出艾什和拉莫特两位维多利亚诗人的爱情故事。《仙怪梅鲁西娜》中的骑士和梅鲁西娜，《水晶棺》里的小裁缝和公主，《黎之城》里的男人和女人等等，都无不投射着艾什和拉莫特的影子。在某种意义上，这些神话故事才是他们爱情的更加真实的历史记载。如果脱离了艾什和拉莫特的文本背景，单纯这些神话故事仿佛失去了全部的意义。艾什与拉莫特在创造诗性历史的同时，也在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一如人类的原始祖先们，以他们独有的诗性智慧创造了人类世界。
    四、诗性对话
    在《隐之书》的故事伊始，主人公罗兰博士坐在伦敦图书馆，打开了一本尘埃满布的旧书，这便是扬姆巴蒂斯塔·维柯的《新科学》。“这本书厚重、暗黑、尘埃满布，封面硬壳弯曲不平，嘎嘎作响；当年曾受到善待。书脊早已散落，像一块庞大的标牌从书页中突伸出来”[13]1。拂去历史的尘埃，《新科学》作为历史传统的突出象征被置放于《隐之书》全书的首要地位。这个意味深长的开头巧妙地标示着小说回归历史的趋向。此后拜雅特在《隐之书》中反复提及维柯和他的《新科学》，声称“维柯在神话和传说的诗歌隐喻里寻找历史事实”[13]3。拜雅特在虚构的小说世界中复现历史、回归传统的做法印证了布卢姆当年的断言：“我们并不是与死者角逐的新人。我们更像向亡灵问卦的牧师，竖起耳朵想听听死者的声音”[17]。在《父辈》、《祖辈》和《祖先》等文中，拜雅特深入探讨了历史与小说的渊源关系，并表现出艺术家“小说表现历史”的高度历史使命感。《论历史与故事》这一文集反映了她强烈的历史情结，小说《隐之书》正是她这种文学理念的高度概括。
    与其丰富的虚构历史内容相适应，《隐之书》的叙述风格驳杂多元。书中各种体裁交错相间，包括史诗、书信、日记、传记、叙述讲演、批评文章、临终遗书等，大量的文中文形成纷乱杂陈的文本碎片，各片断之间没有任何过渡性文字说明。小说各章节的模式和体例似乎没有统一的标准，除常规的散文小说体外，许多章节以维多利亚诗人艾什和拉莫特的诗摘为尺牍，引出叙述正文。其实，这种貌似混乱杂糅实则丰富多元的叙述特色正是拜雅特刻意追求的艺术效果。在《论历史与故事》中，拜雅特坦承她在《隐之书》中就历史叙述可能采取的体裁形式之多元性进行了“认真地游戏”[17]48。小说人物拉莫特之言其实传达着作者拜雅特自己的叙述观：
    所有的古老故事都经得起以不同的方式一再地讲述。只是要求让必不可少的简洁、清晰故事形式保持鲜活、经过打磨……还得添加上作者你自己的东西，使所有这些都显得有新意和原创性，不带隐秘和个人目的。[13]314
    拉莫特所作的《天真故事集》便是对父亲当年讲述的故事的加工改写，并用与自己的叙述方式重述出来，在继承父辈的历史内容和叙述传统的同时，赋之于自己的艺术创意，而这正是拜雅特的文学理想和艺术追求。在《论历史与故事》一书中，拜雅特在论及当代作家对历史小说焕发新的创作热情以及新历史小说形式与主题的丰富性时，多次提到海登·怀特，并将其“历史的文本性”理论视作重要原因之一：“历史小说的复兴与一种关于历史写作本身的复杂自我意识同时出现”[14]9。她承认，我们对于过去的理解建立在我们对于现在的认识之上，只有通过与现在的类比，了解过去才成为可能。拜雅特对于后现代思潮中那种将历史完全等同于文本，将历史所指彻底放逐的历史相对主义观念并不认同。确实，她意识到自身对历史所做阐释的历史性，意识到在实在意义上历史真实的不可企及，然而她又绝不放弃对历史本源与真相的执著追求。
    弗雷德里克·霍姆斯称拜雅特的《隐之书》用“历史想象再现维多利亚过去”[18]。罗兰的生活和学术研究都是与过去的历史紧密相连的。他所做博士论文即以《历史、历史学家和诗歌》为题。他在伦敦的住处是一座历史上遗留下来的维多利亚旧宅，前辈诗人马维尔(Andrew Marvell)曾在此处的花园里创作诗歌[13]415。罗兰一直感觉自己与历史同体相连，早已故去的先辈们无时不在他潜意识中隐藏，历史的意象和前人的声音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重温起前辈们的遗作，罗兰仿佛置身于降灵会上，他听到了前辈艾什的声音，听到了历史上维柯的声音。在历史转世轮回的不断循环中，人类生命之链绵延不断：
    他看见了树，果实，水流，女人，草地和蛇，形式单一又五花八门。他听到了艾什的声音，肯定是他的声音，他那准确无误的声音，他听到语言在周围流动，不受任何人、任何作者或读者之限，组合成自己的范式。他听到维柯在说初民们都是诗人，最初的词语就是物的名字……[13]409
    在谈到《隐之书》的创作初衷时，拜雅特曾经这样说，“可以有一部叫做《隐之书》的小说，探讨活着的和亡故的思想之间的相互关系”[8]68。她在《隐之书》中设置了一幕由灵媒主持的降灵招魂的问亡术，导演了一场生者与死者之间的虚拟性对话，两位维多利亚诗人都到场参与，拉莫特希望与自杀身亡的昔日女伴布兰奇对话，艾什想要问明与拉莫特所生孩子的生死下落。这一诉诸巫术与亡魂对话的情节设计是一则富有意味的象征，标志着人们与亡灵对话、与过去交流的愿望。[39]其实，这只是小说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场景。《隐之书》就是小说家在虚拟的文本世界里实施的一场今人与古人的想象性对话，是当下与历史的融合交流。有学者评说，“创作历史小说的行为本身就是唤起死者，就是使已埋葬的过去复活，便可当作一种当代精神姿态”[19]。艾什的墓碑上铭刻着多恩《死神，别得意》中的诗行，“短暂的安眠之后，我们长醒不寐”。[13]144拉莫特的故居伯塔尼(Bethany)则与《圣经》里死而复生的拉撒路(Lazarus)所住的地方同名。在克拉布家的晨餐聚会上，大家谈起斯托夫人声称与夏洛蒂·勃朗特的魂灵交谈一事，布兰奇热切地表示她相信这样的事情可能发生而且确实发生了。(25)作者在叙述中构筑历史与现实的叠加时空，对历史真相的追寻与对当下生存经验的观照相互交融。
    小说结束时，罗兰从文本批评家变为一个诗人，使他比以前更加接近于维多利亚诗人艾什。这也是将他与历史和文学传统联系起来的关键时刻。罗兰内心深处的诗性精神得以复苏，字词以诗歌的形式向他涌现：“他还有时间感受感受之前和之后的奇怪之处；一个小时前，他还写不出诗，现在，诗文如同雨水般落下，真实无比”[13]446。现在，罗兰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向世界敞开自己的心扉，通过逐渐萌生的诗性精神与艾什建立了更紧密的联系。拜雅特似乎相信，真正具有诗性的灵魂可以解读晦涩的文字，可以接近历史，获得真相。因为罗兰和莫德正是凭着一种诗性的冲动寻找到了维多利亚诗人艾什与拉莫特的爱情秘密。但我们永远无法完全占有历史。艾什在写给拉莫特的书信中就曾表达了自己无法接近真相的困惑：“事实是……我们生活在一个古老而疲惫的世界里——一个被层层堆积的观察与推测所淹没的世界。年轻的普罗提诺霍帕提默岛的使徒约翰在人类文明早期明媚的春光里可能捕捉到的真相，现在已被重写了无数遍的羊皮纸所遮蔽”[13]154。
    小说中，除第一人称限知视角外，作者在维多利亚的叙述中还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作为补充，以解限知视角留下的悬念。拜雅特这是为了讲述她小说中的历史学家和传记家们不曾发现的东西，为了让读者进入文本的想象世界。一处是第15章艾什和拉莫特遮人耳目的约克郡秘密之旅，另一则是故事终结之后，游离于故事之外的全知叙述者出场，交代无人知晓的一幕历史场景。“有些事情发生了，却未留下可辨的痕迹，无人提及，不见记载，但如果说以后的事情不经意地继续着，仿佛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情，那就大错特错了”[13]474。1868年维多利亚夏日的原野上，一位散步的男子遇到了一个天真的小女孩。女孩不知道眼前的男子就是自己的亲生父亲，而男子隐约地感觉到这是自己的亲生女儿。当代史学家亦无从得知历史上发生的这一幕，只有作者和读者分享艾什父女相见不相认的秘密。因此，我们通过诗性的智慧可以接近历史，但也只能是有限地接近，永远无法完全占有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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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雨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