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自然主义文学是在欧洲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下产生发展的。日本学者高须芳次郎在分析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兴起的原因时说：“在法国，雨果的浪漫主义文艺到了隆盛的顶点，接下来是作为对抗力量而产生的自然主义倾向。写作《包法利夫人》的福楼拜站在前列，出现了左拉、都德、龚古尔、巴尔扎克、莫泊桑等作家。其次是俄国也促进了现实性倾向，被视为自然主义思想，由果戈理开始，冈察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托尔斯泰等高举着新的旗帜，尔后波及到德国，遍及整个欧洲，……结果是我们的文艺受到上述的欧洲科学精神、唯物哲学和自然主义文学的影响与刺激，从白日梦中醒来，以至于大力倡导自然主义”。〔1〕
    当然，对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影响最大的是自然主义发源地的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法国自然主义文学鼎盛期大约在1877至1887年十年间（左拉创作《卢贡·马卡尔家族》的十年），日本自然主义盛行于明治末年（1906至1912），晚于法国二十余年。在这二十年里，日本作家对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有一个了解、接触、消化、吸收的过程。最初是通过英文报刊杂志的介绍获得一定的了解，通过原文译本阅读原著，逐渐接受其思想影响，加以模仿、改写，与日本当时的时代、现实的要求和传统审美文化融合，最后形成具有日本特点的自然主义文学。
    左拉的理论和莫泊桑的创作给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直接而深刻的影响。
    左拉的名字首次出现在日本， 是中江兆民翻译的《维氏美学》（1884）中，1888年尾崎鄂堂在《法国的小说》里对左拉作了评价，接下来是内田鲁庵、长谷川天溪等著文推崇左拉，肯定其排斥道德、宗教偏见，科学研究人生的意义。1900年森鸥外撰写《出自医学的小说论》，较为全面地介绍了左拉运用实验医学的观察方法和实验方法的理论和创作。但森鸥外从德国留学归来，是抱着理想主义的观点，因而认为左拉“缺乏理想”，与坪内逍遥等展开论争（1891至1892）。这些评价和讨论，加深了日本文坛对左拉自然主义理论的理解。当时“德莱福斯案件”中，左拉表现出为正义而斗争的通气和品质，也在人格上赢得一些日本知识分子的敬佩，客观上也促进了左拉理论对日本文坛的影响。1901年高山樗牛发表《论美的生活》，提出“本能满足”的观点，把宇宙看作自我欲望的对象，其中留下了左拉的痕迹。1902年小杉天外的《流行歌·序》、永井荷风的《地狱之花·跋》明确提出了自然主义的文学主张，天外和荷风的这两部作品也是左拉小说的模仿之作。以后的自然主义理论家岛村抱月、长谷川天溪更是在全面把握左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日本自然主义的理论体系。
    莫泊桑在日本的最初介绍者是森鸥外。他在《当今的英吉利文学》（1890）一文中，把莫泊桑当作当代西欧富于人道精神的作家提出来。其次是岛崎藤村在《论小说的实际派》（1892）中，谈到左拉的《实验小说论》时一并谈到莫泊桑的《小说论》。1893年德富芦花的《法国文学：写真派小说》详细地介绍了莫泊桑的思想、文体和创作。莫泊桑的小说最初出现在日本，是由说书艺人三游亭圆朝改写的人情话本《指物师名人长次》（1894），这是对莫泊桑的短篇《弑亲》的编译。之后，由上田敏通过英译本译出几个短篇。而真正发现莫泊桑的是田山花袋。1901年他在丸善书店二楼购得一套十一卷本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读了其中50余篇就感到了“象木棒敲击脑袋”的强烈震动〔2〕， 为其从现实人生中取材，加以大胆、直率，毫不修饰的表现所形成的艺术风格所折服。花袋随即在自己的创作中大胆摄取、吸收莫泊桑的一些东西，也编译改写了莫泊桑的一些作品。1902年发表的《重右卫门的末日》一改以前的抒情性风格，毫不顾忌人的本能和兽性的一面。不久后发表的《露骨的描写》（1904）则成为日本自然主义的重要文论。同是日本自然主义主将的岛崎藤村的创作也受到莫泊桑的启示，他的早期短篇《旧东家》（1901）、《爷》（1902）、《黄昏》（1906）、《船》（1910）等，都可以看到莫泊桑小说的深刻印痕。
    此外，被认为属于法国自然主义作家之列的龚古尔兄弟、福楼拜、都德的创作也在当时的日本文坛产生较大的影响。如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日本评论家中村光夫认为：“这部对法国自然主义具有内在深刻影响的作品，在我国也被视为经典，被当作近代小说的标准范式。”〔3〕
    日本自然主义文学是在欧洲自然主义的刺激和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当然它具有欧洲自然主义文学的基础品貌，两种自然主义文学具有一些共同的根本性特质。这些共同点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排斥理想主义，反对人为的技巧，追求现实生活原本的“真”；重视科学实验的精神，运用心理学、遗传学理论剖析人性，注重人的自然本性的描写；突破传统美学中“美”的概念，拓展表现领域，更多着笔于平凡、琐细，甚至猥亵、肮脏、丑恶的生活现象和画面。
    日、欧自然主义相同的一面，本文不展开论述。比较文学研究更重要的是同中之异。事实上任何一种外来文学影响的接受，都不会是原原本本的照搬，接受者所处的社会时代风潮的冲击，传统文化的审美意识的制约，形成接受过程中的某些变异。成功的对外来文化的学习，是经过自身的消化、根植于本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的。由此观照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它具有明显区别于欧洲自然主义文学的独自特征。
    第一，欧洲自然主义是对浪漫派的反动，日本自然主义继承和融合了浪漫主义的本质性因素。
    欧洲的浪漫主义在法国大革命后的十八世纪后期和十九世纪初期，曾成席卷之势，盛行整个欧洲。但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巩固，人们以冷静的理性眼光代替了革命后那急风骤雨般的狂热。在十九世纪中期出现现实主义文学思潮。但现实主义紧承浪漫主义，在一些现实主义创作中还保存有一些浪漫主义，在一些现实主义创作中还保存有一些浪漫主义的色彩。以法国为例：司汤达的激情，梅里美笔下的原始野性和异域情调等都是浪漫主义的痕迹。从福楼拜开始，强调更客观、具有科学意义的现实主义，排斥任何浪漫色彩。福楼拜成为自然主义的先驱。左拉进一步引进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形成了自然主义理论体系。欧洲文学由浪漫主义到自然主义，中间间隔着现实主义思潮。现实主义是对浪漫主义的反拔，而自然主义是对现实主义的客观性、写实性的一种极端的发展。无疑，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走的是逆向的两条路线。
    左拉曾经谈到他对浪漫主义的态度：“它（指浪漫主义——引者注）是对古典文学的一个猛然的反动；它是作家们以其重获的自由，通过革命的形式，应用于文学的结果。……古典的公式至少持续了两个世纪，为什么取而代之的浪漫的公式反而没有同样长的生命呢？这里真理出现了。浪漫主义运动只不过是一场小战罢了。……时代属于自然主义者，浪漫主义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适应着法国革命的灾难，正如我要把胜利的自然主义比之于法兰西共和国，它目前正通过科学和理智而处于建立的过程中。那便是我们今天所在的场合。浪漫主义不曾适应永恒的事物，只是患思乡病，怀念着一个旧秩序和一声战斗的号角，于是在自然主义面前就崩溃了。”〔4〕
    日本的自然主义和浪漫主义是前后相接的两个文学思潮。自然主义的中坚作家，大多来自浪漫主义队伍。日本明治社会缺乏浪漫主义文学生长的土壤，明治维新的不彻底，形成专制的明治政府，虽然在现代科技、军事上全面西化，但在意识形态上却强化专制统治，封锁自由、平等、民主思想的传入，日俄战争更强化了这一政治氛围，使得刚刚兴起的浪漫主义文学夭折了。北村透谷的自杀是包含着时代意义的象征性事件。这样，日本浪漫主义文学并没有完成它的历史使命，没有把自我主体意识确立起来。因而紧接着兴起的自然主义不得不承担起“确立自我、唤醒自我”的任务。
    这样，按欧洲自然主义的理论原则，本应是彻底排斥主体自我意识、完全服从客观事实的自然主义，在日本却以强烈的自我意识为一大标识。从这一层意义上说，日本的自然主义是浪漫主义的延续和发展。日本自然主义作家摈弃外在的规范，选择自我的内在要求，追求个性的彻底解放，对阻碍个性发展的传统习俗和家庭制度表示不满。藤村的《破戒》、《家》，花袋的《乡村教师》，白鸟的《向何处去》，秋声的《新婚家庭》无疑在这方面具有积极的意义。就是花袋的《棉被》、藤村的《新生》、泡鸣的《耽溺》也应从真诚地坦露自己的灵魂，无视旧的伦理道德，从而确认自我价值这一意义上来理解它们在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意义。
    欧洲自然主义反对浪漫主义的主观抒情，极力隐蔽自我。作为自然主义先驱的福楼拜曾与浪漫主义作家乔治·桑以书信展开论争，桑极力要求福楼拜应在作品中站出来表明自己对人物事件的态度，福楼拜回答：“说到我对于艺术的理想，就不应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应该在他的作品中露面，就象上帝不应该在自然里面露面一样”。〔5〕日本自然主义作家虽然主张“平面描写”，“无想无念”，不是作家以“我”的口气站出来议论，但从整体上说，是以他们内在要求的表白为核心，他们都是在写自己，写自己的生活、自己的感受，形成了日本自然主义由“告白小说”向“私小说”的清晰发展轨迹。
    第二、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缺乏欧洲自然主义文学的自然科学根底。
    左拉的自然主义，说到底是“写实主义+科学主义”，自然科学观点、方法是左拉自然主义的基础。欧洲自然主义的出现，是以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前提的。欧洲的近代科学经过十七世纪的“成年期”〔6〕和十八世纪的发展，到十九世纪呈突飞猛进的态势，各门基础学科都日趋完整系统，技术科学和应用科学日趋发展，尤其是细胞学说、能量转换定律和进化论三大科学发现，促进了唯物论的发展，科学思维和科学观念已经成为一种时代精神。特别是十九世纪中期关于“人”自身的科学研究的深入发展，实验医学、遗传学、生理学、心理学都有突破。左拉就是在这样的科学背景下，直接凭借和参考相关的科学成果而提出了“自然主义”的文学理论体系。他要求文学科学化，要求作家也是科学家。他说：“作家与科学家的任务一直是相同的。双方都需要以具体代替抽象，以严格的分析代替单纯经验所得的公式。因此，书中不再是抽象的人，不再是谎言式的发明，不再是绝对的事物，而只有真正历史上的真实人物和日常生活的相对事物”。〔7〕
    日本自然主义是在欧洲自然主义的启发和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并非科学所催生。虽然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倡导西方的科技，但注重的是实用技术，二十世纪初期日本尚未真正建立起自然科学、哲学体系，生理学、遗传学的理论仅仅是从法国自然主义的传入而了解到的概念，并未进行实质性的研究。因而日本自然主义作家无法象左拉那样将自然科学导入文学创作之中。被称为早期自然主义作家的小杉天外创作的《初姿》、《流行曲》当中，也写到遗传对人的影响和作用，但模仿左拉的痕迹非常明显，遗传理论的运用非常生硬。
    自然科学对文学的影响，不仅是某种科学理论在创作中的导入和运用，更重要的是一种氛围对作家的感染，一种唯物精神在创作中的渗透。我们不妨稍深入一点探究左拉自然主义和日本自然主义中“真实”的不同含量。从字面看，日本自然主义作家、理论家都主张以“纯客观”、“科学”的态度来创作，但仔细研读他们的作品后就可以发现，他们所主张的纯客观、科学的态度，并非左拉所主张的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意义上的客观、科学的态度，而是始终忠实于自我，对自己的所见所感不作任何歪曲，排除一切空想地进行描述的态度。就是说，表现题材必须是一种“经验性”的题材，只有忠实于这种“经验性”，抛却功利性、世俗观念和有意识美化，方能达到文学的“真实”。左拉也是把真实当作文学的生命，强调“客观”、“科学”，把文学创作比之为科学实验。他说：“小说家既是观察者又是实验者……作为观察者，他照观察到的那样提供事例，确定出发点，建立使人活动和展开现象的坚实基地。”但更重要的是“实验者”，实验要以观察到的事实为基础，又要有所超越。“实验本身就包含有加以变化的思想，我们从真正的事实出发，这正是我们坚不可摧的基础，然而若要指出这些事实内在的联系，我们必须摆出现象并引导他们。这是需要我们在作品中发挥创造性和才智的。……实验的方法不仅不会把小说家禁锢在狭小的圈子里，反而可以使小说家充分发挥他思想家的睿智和创造者的天才，他必须观察、理解、创造”〔8〕。可见，左拉的“真实”，他的实验创作方法， 不是仅限于自我的经验性，而是要升华，在观察、理解的基础上，依据事物的“内在联系”，按照科学的规律，予以“创造”。
    这样，日本自然主义因局限于“经验性”而使得作品题材大多局限于自我告白、自我忏悔和个人生活的记录。而左拉的自然主义小说不局限于经验性观照，实际上是实验中包含着创造，因而他创作的巨著《卢贡·马卡尔家族》能“成为一个已经死亡了的朝代的写照，一个充满了疯狂与耻辱的奇特时代的写照”〔9〕，具有广阔的社会面。 而日本自然主义虽由具有社会意义的《破戒》揭开序幕，但主流却是《棉被》所代表的倾向。
    总之，日本自然主义停留于自我生活、经验性的观察阶段，而欧洲自然主义上升到整个社会的实验性的创造阶段，是有、无自然科学根底的明显表现。
    第三、日本自然主义和欧洲自然主义都偏爱“家”这一题材，但表现的侧重点不一样。前者往往表现“家”对个性的摧残和压抑，后者往往表现“家”中女性的“堕落”。
    “家”是人们生存的重要空间。在文学中，“家”是表现人生和人性的最好视角。作为以客观、冷静地剖析人性的自然主义文学，自然不会放过这一题材。从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开始，莫泊桑的《一生》，岛崎藤村的《家》、花袋的《棉被》、《生》、《妻》、《缘》、秋声的《新婚家庭》、白鸟的《微光》、《泥娃娃》等都是以家庭、婚姻为题材的作品，作品中家庭成员的关系构成作品情节的中心。然而深入探讨这一题材在日、欧自然主义作家的笔下，可以看到有不同的处理，前述的有无科学根底而导致作家视野的不同，在这里又得到反映。大体上，欧洲自然主义是以“家”去透视社会，日本自然主义是从“家”去洞察自我，如图所示：
    欧洲自然主义作家笔下的“家”是作为社会的一个细胞来描写的，家与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女人往往是作品的中心，她们在社会的诱惑或自身情欲的召唤下，一步一步地“犯罪”、“堕落”。当然，作家并不是从道德的角度去裁决这些女性的行为，而是以真实、细腻的叙述去透视社会的面貌，剖析人性的奥秘。这点只要读读《包法利夫人》、《黛莱丝·拉甘》、《娜娜》（左拉）、《玛德莱拉·费拉》、《杰米妮·拉赛朵》（龚古尔）、《一生》、《温泉》（莫泊桑）、《小弗乐蒙和大里斯勒》（都德）等作品，就会获得清晰的、具体生动的印象。
    日本自然主义作家所描与的“家”就是他们所理解的“社会”，因而他们的笔触往往限于“家”的内部而很少拓展到“家”之外。藤村在《〈家〉跋》中说：“写作中省略了屋外发生的事情，仅限于描述屋内的景象”，是非常有名的，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时代的专制政治氛围和科学根底的缺乏，使得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在观察社会，希望在社会中发展自我的时候，就只是发现了束缚自我发展、体现封建压迫的、存在于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家”，而未能发现社会。因而他们的不满是针对“家”而来的。“家”与自我的冲突，在“家”的压迫下，“我”的痛苦和哀伤成为日本自然主义作家笔下的重要主题。而且与欧洲自然主义创作恰好相反，小说中心人物不是女性，而是有了清醒的自我意识，却处于苦闷无聊中的男性青年知识分子。他们极力挣脱“家”，但又只是一种徒劳的努力。女性在日本自然主义小说中都是勤劳、善良、美好的形象，该押上道德法庭的倒是那些追求个性解放的男性知识青年。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在“家”的题材中表现的是一种矛盾心态：要确认自我，追求个性解放，但对自己的行为往往从道德的角度加以自责，以“忏悔”来净化自己的灵魂，从而获得精神的“新生”。读《棉被》和《新生》大概最能感受到日本自然主义作家的这种复杂心境。
    第四、日本自然主义比之欧洲自然主义，其基调显得忧伤悲观。
    日本自然主义理论家长谷川天溪把“暴露现实的悲哀”看作自然主义文学固有的特征，他引述别人的歌谣：“世间一年复一年，悲伤随之也增多”，接下来说道：“这种有增无减的悲哀背景，才是真正近代文艺的生命。离开这一背景就不可能产生有血有肉的文艺。”〔10〕的确，与法国自然主义文学比较，悲观忧伤的基调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突出特征。
    欧洲自然主义虽然有象莫泊桑作品中的悲观色彩，但从整体上看，左拉、都德、龚古尔兄弟等的创作都有着自然科学在背后支撑，显示出他们的自信。他们显然看到了社会丑恶的一面，也表现了世间阴暗的东西，但激励着他们创作，确立起人生价值的是探索人生、人性奥秘的热情，掌握某种社会规律的欲望。左拉认为自然主义的文学创作是“人类最有用、最道德的创造者从事的工作”，通过对人和社会的冷静剖析，“对人进行实验”，从而使人成为“控制美与恶的主人，调整生活，匡正社会，”到那时候，“我们将进入一个人类有无比能力、足以驾驭自然界的时代，那时人类将利用自然界的规律，让最大的自由和最完全的正义主宰大地。再没有任何目标比这更崇高、更伟大。我们在精神方面的任务便是，渗透事物的所以然，从而支配万物，使之成为听由人类操作的齿轮”〔11〕。这样的表述洋溢着理想的激情。这里有盲目崇信科学的偏颇，有忽略人文科学、文学创作自身特点的不足。但怀抱着这样的事业责任感和人生目标的作家，其创作无疑会以自信和乐观作为底蕴。因而他便建构起规模恢宏的文学世界，具有磅礴的气势。
    相反地，日本自然主义文学，往往是在自我内在世界的一隅，向壁叹息：物质生活的贫困、精神生活的压抑，生理本能的骚动，家庭内部的纷争，交汇成一支哀伤的低吟曲。藤村小说中背负沉重家庭桎梏的主人公，花袋笔下年轻伤感的“乡村教师”，秋生作品中前途迷茫的各色妇女，白鸟塑造的徘徊现实之外的知识分子，泡鸣描绘的肉欲煎熬下的人们，都是一颗颗哀伤、痛苦的灵魂。他们看不到前景，找不到自我的位置，怀抱着哀伤的情怀，忧伤度日。花袋和泡鸣最后都走向了过度的虚无和神秘之境，这不是偶然的。
    法国自然主义作家中，对日本自然主义创作影响最大的是莫泊桑而不是左拉。这正是因为莫泊桑的悲观色彩容易获得日本自然主义作家的共鸣。
    日本自然主义忧伤、悲观的基调，首先是窒息时代的投影。同时代的著名诗人石川啄木曾描绘这一时代：“今天我们所有青年都具有内讧自毁的倾向，极其明确地说明了这种丧失理想的可悲状态——这确是时代窒息的结果。”〔12〕其次是自然主义作家处于觉醒状态。麻木也就无所谓悲哀，只有清醒地意识到处境的可悲和不幸，才能产生阴郁伤感的情绪。再其次是日本文学传统审美意识的作用。从总体上说，自然主义是破坏传统的文学，但传统总在不知不觉中缠住破坏者的手足，在革新中刻上传统的印痕。日本文学自平安朝以来，讲究“物哀、“幽玄”、“余情”，悲即美，美必悲，在单薄平淡的表层下余韵悠深；花落鸟鸣，潜藏着人世的辛酸。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着意刻划人物的感遇情怀，孤苦忧伤，往往以潇潇春雨、古刹坟冢、落日暮霭、河川流逝等意象加以烘托映衬，这些无疑是传统审美意识作用的结果。
    通过比较可以看到，日本自然主义作家们对欧洲自然主义的接受，作出了他们自己的选择，作了某些变异和改造，形成了日本自然主义的独特性。上述的强烈的自我确立意识，局限于自我经验的题材，对家族制度的批判以及忧伤悲观的基调就是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独特性。
    导致日本自然主义的这种独特性的原因，固然可以从社会、时代精神方面去考察，也可以从传统审美观中去探讨。但更本质、更深刻的原因是日本自然主义作家处于文化的变革转型时期。明治年代是日本由传统封建文化向现代资本主义文化发展的时期，新的文化模式尚未确立，旧的文化模式已经解体；制度文化、物质文化已“全盘西化”，而深层的价值观念却还是由封建观念主宰着，甚至由于“文化反弹”而在某些方面得到强化。生活在文化转型期的作家们活得异常沉重：新的价值观念在召唤他们，旧的传统意识又羁绊着他们，观念的矛盾导致他们行为上的矛盾和情绪上的无奈。
    欧洲自然主义作家所处的欧洲十九世纪后期情况不大一样。欧洲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冲突在文艺复兴时代开始，经过几百年的交锋，由法国大革命的战火而完成了这种转型。欧洲自然主义作家已经处于资本主义文明确立、发展时期，他们面临的不是自我的确立、自由平等的呼吁，也没有传统旧文化的沉重包袱，而是以新的工业文明推动人类的发展，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人的内在需求的满足等问题。因而他们要解决的是如何运用科学的原理来解决人们的精神问题。
    不同的文化阶段，决定了日、欧自然主义文学的不同面貌。日本自然主义虽然师法欧洲自然主义，但不是肤浅的照搬和模仿，而是扎根于日本的土壤。
    比较是为了说明对象的特征，并非作出价值判断。如果要对日本自然主义和欧洲自然主义作出一种价值的比较，将是一件费力而不讨好的事情。因为它们分属不同的文学体系，有不同的演变路向和审美传统，难以摆在同一标准下分别高低。若把它们置于各自的文学系统中看，则可以说，法国自然主义作为现实主义在科学时代的一种极端发展（我们不把自然主义看成与现实主义相对立的文学思潮），似乎预示了传统现实主义的终结。二十世纪欧洲的现实主义是与现代主义相融合的新现实主义。而日本的自然主义以其革新和真诚的姿态，反映了近代日本社会的本质方面，是日本近代文学成熟的标志。
    注释：
    〔1〕高须芳次郎：《日本现代文学十二讲》，新潮社，1930 年版，354—355页。
    〔2〕田山花袋：《东京三十年》， 转引自宫城达郎《近代文学潮流》，双文社，1977年版，12页。
    〔3〕中村光夫：《日本近代文学和福楼拜》， 《日本近代文学大事典》第四卷，371页。
    〔4〕〔7〕左拉：《戏剧上的自然主义》，《西方文论选》（下），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247页。
    〔5〕福楼拜：《致乔治·桑》（1875年12月）， 《西方文论选》（下），210页。
    〔6〕D·贝尔纳：《历史上的科学》，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 255页。
    〔8〕〔11〕左拉：《实验小说论》， 《西方文艺思潮丛书·自然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470页，480页。
    〔9〕左拉：《〈卢贡·马卡尔家族〉总序》， 《西方文艺思潮丛书·自然主义》，69页。
    〔10〕长谷川天溪：《暴露现实的悲哀》，《近代文学潮流》，66页。
    〔12〕石川啄木：《时代窒息之现状》，《文学思想》，筑摩书房，1965年版，199页。

（责任编辑：孙宝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