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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俄国形式主义的历史影响 俄国形式主义的产生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同时，它作为20世纪初期世界性的探索文学性、重审文艺学思潮的一个重要组织部分，它作为一种文学思潮和历史运动，它产生之后也必然对世界范围文艺学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伊格尔顿指出，“如果人们想为本世纪文学理论的重大变化确定一个开始时间，最好是在1917年，这一年，年轻的俄国形式主义者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发表他拓展性论文〈艺术即手法〉，自那以后，特别是最近25年来，文学理论取得惊人的发展，‘文学’、‘阅读’和‘批评’经历了深刻的变化。[8]”佛克马·易布思也指出，“欧洲各种新流派的文艺理论中，几乎每一流派都从这一‘形式主义’传统中汲取启示，都在强调俄国形式主义传统中的不同的趋向，并竭力把自己对它的解释，说成唯一正确的看法。”[9]俄国形式主义20年代在国内遭到批判之后，经由雅科勃松影响了以穆卡洛夫斯基为首的布拉格学派，后来又影响了法国和西方的结构主义、符号学。这条诗学的历史发展线索应当说是十分清晰的。 俄国形式主义对世界诗学发展的历史影响是被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是历史的事实，问题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俄国形式主义对本土诗学发展的影响，对20世纪俄罗斯诗学发展的影响。在一些人看来经过20年代猛烈的毁灭性的批判运动，一些代表人物也做了“检讨”，俄国形式主义在国内似乎已经寿终正寝了，起码是影响力不大了。其实这种看法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形式主义在国内非但没有绝迹，而且以它科学的部分，有理论价值的部分，深刻影响20世纪俄国诗学的发展，显示出它顽强的艺术生命力。 在19世纪俄国文艺学中实际上是存在两个传统，一个是以别车杜为代表的讲政治、讲历史的社会学诗学，一个是学院派中以维谢洛夫斯基为代表的讲艺术讲形式结构的历史诗学，以往常常只知前者不知后者。十月革命前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艺术社会学逐渐形成并占统治地位。他们继承了别车杜的传统，但也存在教条主义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把文学简单混同于政治和经济。这时，更年轻的形式主义者继承了维谢洛夫斯基的传统，向文艺学中的庸俗社会学发起挑战。他们的主张有很高的理论价值，也存在明显的弱点，因此遭到了猛烈的批判。这种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性的、政策性的，而不是学理性的、学术性的，它无法以理服人，只能以势力压人。形式主义尽管后来成为骂人的代名词，但它以其内理的内核，仍然以“非主流”的状态顽强地存活于20世纪的俄罗斯诗学中，并且逐渐与历史主义相融合，形成俄罗斯诗学的重要走向，充分显示出它的生命力。这一点在20世纪俄罗斯诗学重要代表人物维戈茨基、普洛普、巴赫金、洛特曼等人身上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一历史事实对于思考文艺学的发展有着重要的启示。 维戈茨基（1886-1934）、普洛普（1895-1970）、巴赫金（1895-1975）等人先后在20-30年代发表自己的代表作，是俄国形式主义代表人物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雅科勃松（1896-1982）的同时代人。他们在俄国形式主义遭到批判之后，在吸收其有益成分的基础上，经过理论创新，取得了新的理论成就。他们虽然也在文艺社会学占统治地位的年代长期受到压抑，但最终在世界文论界大放异彩。 维戈茨基是苏联早期杰出的心理学家，苏联社会文化历史学派心理学的代表人物。1925年出版专著《艺术心理学》时，他还不到30岁，当时就在心理学与文艺心理学异军突起。他在专著中批判了形式主义把艺术理解为手法的观点，同时也吸收了形式主义有益的成分，并融入自己的理论体系之中。他十分强调艺术形式的重要性，认为“艺术开始于形式开始的地方”，“艺术作品只有在它既有的形式中才能发挥它的心理影响。”[10]他指出艺术学离不开心理学，试图通过对作品的分析把文艺学和心理学结合起来，建立以文学作品为自身研究对象的客观艺术心理学的理论体系。他的核心观点就是“从艺术作品的形式出发，通过形式要素和结构功能的分析，揭示审美反应和确定它的一般规律。”[11]这里的关键是通过分析作品的内在矛盾来揭示审美反应的心理机制。在专著中，他对克雷洛夫寓言、布宁短篇小说和莎士比亚悲剧进行详细分析，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明自己的观点。维戈茨基显然吸收了形式主义应重视形式分析的有益成分。但又不为形式而形式，而是将形式结构分析同审美反应分析有机结合起来，走出审美反应研究的新天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