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巴赫金:体裁诗学和历史诗学 巴赫金(1895 - 1975) 是俄罗斯具有世界声誉的思想家和文艺学家，他的代表作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1929) 和《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1940) 。 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讲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问题。在我看来，这部专著与其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不如说是巴赫金的诗学，巴赫金是通过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复调小说的分析来阐明自己的诗学观点的。巴赫金的诗学研究是多方面的，他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到的就有社会学诗学、体裁诗学和历史诗学，当然还应当包括文化诗学。在诗学研究中，他既注重文学的社会历史根源和文化根源的研究，更注重文学内部结构的研究和文学体裁形式的研究，而且将二者有机结合起来。一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既是体裁诗学研究———他极力主张“诗学研究恰恰应从体裁出发”，同时又是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他又竭力揭示复调小说体裁产生的文化历史根源。在他看来，诗学研究不应局限于某个方面，它广泛涉及体裁诗学、社会学诗学、文化诗学和历史诗学各个领域，同时多个领域的诗学研究又不是毫不相干的，它们之间有深刻的内在联系，并形成一个诗学研究的整体，他的诗学研究是一种整体诗学的研究。 在诗学研究中，巴赫金把形式结构，把体裁、体裁诗学提到重要的地位。他认为“体裁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2]（365）“诗学恰恰应从体裁出发。”[11]（174）他的这种认识是同他对诗学的看法相联系的，他认为诗学研究应当深入到文学的内部，离开文学内部的形式结构研究、离开体裁的研究，就算不上诗学研究。在同形式主义的对话中，他批评形式主义对体裁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把体裁仅仅看成各种手法的组合。他提出把体裁诗学做为诗学研究的出发点和立足点，除了看到体裁是作品存在的形式，是已完成的整体，看到作品每个结构成分只有和体裁相联系才能理解外，对体裁的重要性他是从两方面加以理解的，第一，他认为体裁不仅仅是形式，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割的。他指出“每一种体裁都具有它所特有观察和理解现实的方法和手段”“， 不能把观察和理解现实的过程与以一定体裁的形式艺术地表现现实的过程割裂开来，”“艺术家应该学会用体裁的目光来看现实。”[11]（180-181）这就是说，体裁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形式，它是作家艺术家观察和思考世界的形式，是有富有潜在含义的形式。第二，体裁不仅具有作家的个性，它也是具有社会性的，体裁的产生和变化融合着社会历史文化的变化和作家个性变化。他指出:“体裁的现实性是它在艺术交往过程中实现的社会现实性。因此，体裁是集体把握现实、旨在完成这一过程的方法的总和。通过这种把握能掌握现实的新的方面”。从这个角度讲，他认为“体裁的真正诗学可能是体裁的社会学。”[11]（182）正是根据对体裁的这种理解，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中，巴赫金首先是从体裁出发，分析作家在小说体裁上的创新。在他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大的贡献是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体裁、新的艺术形式，而且也是新的思维形式，是看待生活的新原则。作家对小说复调形式的创造是同作家对现实生活中对话性的发现相联系的，作家是通过复调的新形式来表现他对生活的新发现。因此他认为只从思想入手是无法真正理解作家创作的本质，只有抓住作家在小说体裁上的创新，在艺术形式上的创新，才能真正把握作家创作的本质。巴赫金对小说体裁形式的分析，是同对小说社会生活内容的分析紧紧结合在一起的，并没有先后顺序之分，这是他的结构研究，体裁研究的重要特色。 巴赫金的诗学研究在从体裁诗学切入之后，又进一步引向深入，一头伸向文化诗学，研究复调小说体裁同民间狂欢文化的关系，深入揭示复调体裁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另一头伸向历史诗学，从形式和体裁历史演变的角度，研究复调小说体裁同狂欢体小说体裁的历史渊源关系，这是巴赫金诗学的历史研究最有特色、最精彩的部分。巴赫金在阐明复调小说的体裁和情节布局特点之后，明确指出:“现在我们该从体裁发展史的角度来阐述这一个问题，也就是把问题转到历史诗学方面来。”[12]（155）他把作家的复调小说看成是同独白小说相对立的小说体裁、一种新的体裁形式。为了更深入地了解和把握复调小说的本质和特征，他不满足于对这种小说的新形式从体裁诗学的角度进行分析，还力求对这种小说体裁是如何形成的做历史分析。如果说体裁诗学是从共时的角度研究文学体裁和形式，历史诗学就是从历时的角度研究文学体裁和形式是如何形成和发展的。他在谈到从事历史诗学研究的目的就明确指出:“我们所作的历史性分析，印证了共时性分析的结果。确切地说，两种结果相互检验，也相互得到印证。”[12]（248） 巴赫金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欧洲小说史上创造了全新的复调小说，但他又不是“孑然独立”，他所创造的复调小说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巴赫金指出，“艺术观察的形式，是经过若干世纪缓慢形成的，而某一时代只是为这形式的最后成熟和实现，创造出最适宜的条件。揭示复调小说的这一艺术积累过程，是历史诗学的一项任务。”[12]（70）他认为欧洲小说体裁有三个基本来源，这就是史诗、雄辩术和狂欢节，随着哪个来源占主导地位，就形成了欧洲小说史上的三条线索:叙事、雄辩和狂欢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正是属于狂欢体这条线索，是狂欢体的变体。而这种狂欢体的历史源头是同狂欢节文化相联系的古罗马的庄谐体体裁，它包括苏格拉底对话和梅尼普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复调小说不是简单的重复古代的狂欢体，而是在历代狂欢体文学的基础上加以创新，并把这发展到顶峰。我们只有了解狂欢体历史演变的过程，才能更深入地把握复调小说的本质和特征。巴赫金说，历史的回顾“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入更准确地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体裁和情节布局的特点，”同时“，这个问题对文学体裁的理论和历史，有着更为广泛的意义。”[12]（156） 从体裁诗学、文化诗学到历史诗学，巴赫金把诗学研究既看成是一个不断深入的研究过程，同时也看成是一个整体的研究，其中体现着艺术内容研究和艺术形式研究相融合，结构研究和历史研究相结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