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思考

谢天振

摘  要：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该如何看待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界的泛文化研究趋势？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该如何发展？作者阐述了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关键词：文学性  泛文化  新世纪  比较文学

美国著名比较文学家维斯坦因曾在一篇题为《我们：从何来，是什么，去何方》的论文中对比较文学作了一个生动有趣、却又意味深长的比喻：他把比较文学比喻为一个“一直处于不断地自我反省与疑虑前程的那种近乎病态的渴望之中”的病人，这个“病人”“身体素来脆弱”（这是他参考了“全世界的学术与教学大纲”得出的结论——引者），“心理上也一直受到长久性危机的困扰。其文艺学领域中的朋友和反对者都忙于为其把脉，测温，以诊断其确有的或想象的疾病，为其开方配药——开的大多是兴奋剂而不是压抑剂，或仅仅是安慰剂。”（注：维斯坦因：《我们：从何来，是什么，去何方》，载孙景尧选编《新概念新方法新探索——当代西方比较文学论文选》，漓江出版社1987年，第22—23页。）

    把比较文学比喻为一个“脆弱”、“心理受困扰”的“病人”，虽然是一个西方人十几年前的幽默，有点故作惊人之语，耸人听闻，但从比较文学的历史与现状来看，这个比喻似乎也不是没有一点现实意义。比较文学的“身体”确实“素来脆弱”，这是因为它“患”有一个自它诞生之日起即有的“病”，一个与生俱来的“病”——学科地位归属不明。众所周知，作为一门新兴的、年轻的边缘学科，比较文学的学科地位一直归属不定：在美国的某些大学，比较文学本来已有自己独立的系，但近来却被归属于英文系了；在中国，自80年代初起，比较文学一直是归属在“外国文学”学科下的，但是从前几年起它却被划归到了“中国文学”学科的门下。比较文学被如此划来划去，不是基于对这门学科的科学论证，而是出于人们对这门学科的主观印象，即从事中国文学研究的学者觉得，研究比较文学是外国文学研究者的事，而从事外国文学研究的学者又觉得，研究比较文学是中国文学研究者的事，于是比较文学成了我国人文学科中的“蝙蝠”。

    至于心理上受到的“困扰”，那么最大的“困扰”莫过于对所谓“比较文学危机”的议论了。说起来，比较文学似乎一直就是在“危机”声中发展的。从韦勒克那篇著名的《比较文学危机》起，有关“比较文学危机”、“比较文学消亡”的声音似乎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此，比较文学圈内的人士早已习惯了。不仅如此，他们还进一步认为，“不应该纯粹从否定方面去看我们的学科中的危机观念，”危机意识能“导致产生一种创造性的努力”（注：勃洛克：《比较文学的新动向》，载干永昌等选编《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 187页。）。其实，回顾本世纪下半叶国际比较文学的发展史，我们甚至可以说，自愿接受危机，通过对危机的分析，自觉纠正学科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去探索学科今后应该发展的方向，已经构成了比较文学学科的一大特色。正是本着这一精神，我们拟对当前和即将步入新世纪的比较文学学科的发展方向作一番思考：作为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我们该如何看待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界越来越偏离文学本体的泛文化研究趋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比较文学的实质精神是什么？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面临着些什么样的问题？等等。

    一、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趋向

    比较文学滥觞于西方，即使时至今日，西方比较文学的发展趋向对世界各国包括中国，仍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探讨新世纪比较文学的发展方向，不能不从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的形势说起。

    众所周知，直至本世纪中叶，西方比较文学界一直是法国学派的一统天下。法国学派标举影响研究，崇尚实证主义，在研究中唯“事实联系”的马首是瞻。这种研究，在比较文学发展的早期，对梳理民族文学关系、促进民族文学之间的相互了解，曾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比较文学的深入发展，这种只重影响、刻意追溯渊源的研究引起了国际比较文学界同行的反思。这是因为：其一，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的动机里有民族沙文主义的成分——竭力证明本国给予他国的文学影响；其二，它的研究死抱住“事实联系”不放，束缚了比较文学研究者的手足，使得某些比较文学研究沦为文献的收集和整理，缺乏生气。

    在美国，比较文学尽管早在本世纪初即已在高等院校登堂入室，并在哈佛大学等校建立了单独的比较文学系，但美国的比较文学研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处于法国比较文学家的卵翼之下，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观点和方法论。直至本世纪50年代末第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它才以法国学派“事实联系”研究的批判者身份登上了国际比较文学的舞台，韦勒克在教堂山发表的论文《比较文学的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即可视作是针对法国学派研究方法的一篇檄文。

    韦勒克对法国学派的批判主要也就集中在两点上，一是在比较文学研究中死抱“事实联系”不放，另一是研究动机中的民族沙文主义立场。韦勒克认为，“真正的文学研究所关心的不是毫无生气的事实，而是标准和质量”；他质问，那些所谓的事实联系现象，“除了可能说明一个作家熟悉和阅读过另一个作家的作品之外，还说明了什么？”他指出，“艺术作品不只是渊源和影响的总和，它是一个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从别处衍生出来的原材料不再是毫无生气的东西，而是与新结构溶为一体了。因果解释，几乎不能完全成功地确立任何因果关系所首先必具的条件，即‘当X发生时，Y必然发生’。”（注：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31、125页。）针对法、德、意等国很多比较文学研究中所谓的“爱国主义动机”，韦勒克批判它“造成了使比较文学成为文化功劳簿这样一种奇怪现象，产生了为自己国家摆功的强烈愿望——竭力证明本国施与他国多方面的影响，或者用更加微妙的办法，论证本国对一个外国大师的吸取和‘理解’，胜过其他任何国家。”（注：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129页。）

    值得赞赏的是，韦勒克的意见还得到了法国比较文学界有识之士的积极回应，著名的法国比较文学家艾金伯勒明确表示，“确实，象美国的雷内·韦勒克以及其他地方的许多人，他们是对的，……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注：艾金伯勒：《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划》，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99页。）

    接着，紧随韦勒克之后，美国比较文学家提出了一套自己的比较文学理论，雷马克在《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一文中提出，比较文学不仅仅是研究“超越一国范围的文学”，它还要研究“文学跟其它知识和信仰领域，诸如艺术（如绘画、雕塑、建筑、音乐），哲学、历史、社会科学（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其它科学、宗教等之间的关系”。（注：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能》，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 第208页。）美国比较文学家的定义，尤其是它的“跨学科研究”，即文学跟其它知识和信仰领域、文学与其它科学、宗教等之间的研究，大大拓展了传统比较文学的研究领域，为比较文学研究展现了广阔的研究前景，但与此同时它也种下了日后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泛文化研究的祸根。

    所幸的是，直到本世纪80年代中期，西方比较文学还是比较严格地局限在文学范围内展开的。这从美国教堂山年会以后历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的一些主要议题中可见一斑：如第三届年会（1961年）的主要议题为“世界上非主要语言文学的比较研究”和“共同术语的研究”，第四届年会（1964年）是“文学观念与术语：模拟、影响、独创”，第五届年会是“文学运动与思潮的国际性、口述文学与书写文学的关系、其他文学对斯拉夫文学的诠释”；再如第七届年会（1973年）的主要议题是“美洲的文学：从依赖、独立到相互依赖”和“比较文学与现代文学研究”，第八届年会（1976年）是“欧洲文学史上三个塑造时代（指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及二十世纪初）的改变（历史、意识形态、美学及其他改变因素）”，第十届年会（1982年）讨论的是“文学史的一般问题”和“比较诗学”等，第十一届年会（1985年）关注的也仍然是“比较文学、总体文学、世界文学”、“比较文学与文艺理论”和“比较文学研究的新方向”等问题。

    大约从80年代中开始，西方比较文学界的研究兴趣开始转向，显示出泛文化研究的趋向。第十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1988年）的主题为“文学中的乌托邦”，已带有社会学研究的性质。至于此后几届年会的主题，如1991年第十三届年会的“欲望与幻想”，1994年第十四届年会的“多元文化与多语种社会中的文学”，以及1997年第十五届年会的“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尤其是在这几届年会上不少西方学者提交的论文，（注：参见拙文《从比较文学到比较文化》，载《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3期。）更是具有明显的泛文化研究倾向。

    与此同时，在美国和英国出版的几本比较文学专著也反映了西方比较文学界在此时期研究方向的变化。

    1973年和1974年在美国先后出版了两本流传颇广的比较文学专著，即维斯坦因的《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注： Weisstein,Ulric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Literary Theory, IndianaUniversity Press,1973.）和约斯特的《比较文学导论》。（注：Jost,Francois,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dianapolis,New York,1974. ）前者很明确地拥护韦勒克对法国比较文学观念的批判，赞成雷马克对比较文学所下的相当宽泛的定义。不过他在赞成雷马克的跨学科研究的同时，又强调文学与其他学科要“确有联系”，用他的话来说，他“倾向于把纯文学与其他艺术之间相互关系的研究称为‘比较的研究’，特别是在它们之间确实存在着联系和互相交融的现象时”（注：中译本参见刘象愚译《比较文学与文学理论》，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2页。）。维斯坦因在其著作的最后一章论述了“各种艺术的相互阐发”，但是全书的总体精神是以文学性为主的。后者的编写更是注重文学研究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它在对比较文学的研究历史作了简单的回顾以后，着重阐述的是可以展开比较文学研究的四个最基本的领域，即有相互关系的作品与作品之间的比较研究，文学史上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学运动和文学思潮的研究，超越一国范围的文学体裁的研究，以及文学主题、母题等的研究，对跨学科研究几乎不予涉及。然而不无巧合的是，当这两本书80年代在中国翻译出版时，两位作者在他们的中译本序里却不约而同地都谈到了比较文学在跨学科研究方面的最新发展。维斯坦因表示，假如他再写一本“导论”的话，他将“以更多的篇幅来论述包括电影在内的‘比较艺术’”（注：参见刘象愚译中译本序。）；约斯特则提醒他的读者注意，当前的比较文学研究者已“不再把注意力仅仅局限于理论分析和文学影响的实际效果上，也不再局限于其原理、影响与阶段（或译为时期——引者）、文学类型和主题思想。他们的研究范围已包罗了其他的艺术领域，诸如音乐与绘画、雕塑与建筑等。不仅如此，他们还正在把研究范围扩展到社会学、心理学、哲学及诗学中去。”（注：参见廖鸿钧等译《比较文学导论》作者“序”中译本，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这表明，即使是传统的美国比较文学家，对于比较文学向跨学科研究领域发展是持肯定态度的。但这是否就意味着他们赞成当前国际比较文学界的那种向泛文化研究发展的趋向呢？恐怕未必，最早提出跨学科研究定义的雷马克教授最近就明确对此种趋向持保留态度，即是一个证明。（注：参见本刊本期发表的雷马克教授的论文《比较文学：再次处于十字路口》。）

    英国于1973年和1993年也分别推出了两部比较文学专著：普劳厄的《比较文学研究导论》（注：Prawer, S. S. , Comparative LiteraryStudies—An Introduction,Gerald Duckworth & Co.Ltd.,1973. ）和苏珊·巴斯奈特的《比较文学——批判性导论》。（注： Bassnett, Susan, ComparativeLiterature: A CriticalIntroduction,Blackwell Publishers,1973.）于70 年代出版的普劳厄的著作明显地是沿着传统文学研究的路子展开他对比较文学理论的论述的，全书十章，分别阐述了“什么是比较文学？”、“民族性与民族文学”、“接受与传递”、“影响、类同与传统”、“翻译与改编”、“主题与原型”、“体裁、运动、时期”、“结构与思想”、“移位”以及“理论与批评”。

    而于90年代面世的巴斯奈特的专著就不同了，一如它的标题所示，它对比较文学，确切地说，对传统的坚守文学本位的比较文学研究持一种批判态度。巴斯奈特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了，即承认我们现在拥有的是比较文学的后欧洲模式（post-European model ofcomparative literature），人们正在反思文化身份、文学经典、以及政治对文化影响、分期和文学史的作用这样一些关键问题，并坚决反对美国学派和形式主义研究的非历史化立场。”巴斯奈特还断言，“一旦脱离了民族文化和文化身份这些关键问题，比较文学就会迷失方向。”（注：Bassnett,Susan,ComparativeLiterature:ACriticalIntroduction,Blackwell Publishers,1973，第41页。）

    从以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最近十几年来西方的比较文学研究，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都表现出了明显的泛文化研究趋向。

    二、文学性：比较文学的生命线

    从比较文学的历史来看，当代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泛文化趋向是有其历史渊源的。事实上，早期法国比较文学家的研究已经表现出了类似的趋向。基亚在他的小册子《比较文学》里曾提到法国比较文学的先驱者阿扎尔的代表作《欧洲良心的恐慌》（1935年）和《十八世纪的欧洲思想》（1946年），卡雷的《法国作家和德国幻影》，以及阿斯克里的《从百年战争到十六世纪末在法国舆论面前的大不列颠》等论著，就都有这样的倾向。至于如何评价这种研究倾向呢？基亚的态度显得有点暧昧：他一方面说，“上述著述应该是属于纯粹的历史范畴而不是文学史范畴”，“人们越来越从文学滑到政治方面来了”；但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比较文学工作者也许就是朝这个方向为文学历史提供最宝贵的贡献的”。（注：参见基亚《比较文学》第八章，“人们所看到的外国”，颜保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年。）

    由此可见，1958年第二届国际比较文学学会年会上韦勒克的发言确是有感而发，不是无的放矢，他指出：“文学研究界今天首先应当认识到确定研究内容和中心的必要性。应当把文学研究同思想史的研究，同宗教及政治观念和情绪的研究区分开来，而这些研究往往被建议用来替代文学研究。很多在文学研究方面，特别是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著名人物，根本不是真正对文学感兴趣，而是热衷于研究公众舆论史、旅游报道和关于民族特点的见解。总之，对一般文化史感兴趣。文学研究这个概念被他们扩大到竟与整个人类史等同起来了。就方法论而言，文学研究如不决心将文学作为有别于人类其他活动及产物的学科来研究，就不可能有什么进展。为此，我们必须正视‘文学性’这个问题，它是美学的中心问题，是文学艺术的本质。”（注：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危机》，《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133页。）

    然而，遗憾的是，当年韦勒克的“拨乱反正”，没有成为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研究的主导思想。相反，由于“跨学科研究”的提出，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偏离文学本位的倾向愈演愈烈，这肯定是韦勒克、也包括“跨学科研究”定义的始作俑者雷马克本人都始料不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雷马克在1999年第六届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比较文学：再次处于十字路口》，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可视作是对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某种趋向的第二次“拨乱反正”。

    不无必要一提的是，继韦勒克之后，法国比较文学家艾金伯勒和布吕奈尔等也先后于60年代和80年代发表过类似的意见。艾金伯勒在他那本著名的《比较不是理由》一书里明确表示：“我赞成雷内·韦勒克的意见：除非历史研究（法国和苏联学者们有理由重视它）的根本目的是使我们最终能来谈论文学，甚至总体文学、美学、修辞学，否则，比较文学注定会长时期完成不了自己的使命。”（注：艾金伯勒：《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划》，《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99页。）布吕奈尔等则在他们于1983年出版的《什么是比较文学》一书中提醒他们的同行：“我们不应该让思想史把我们拖得太远”，“不要忘记在比较文学中有文学”，“‘比较文学’中的‘比较’只能意味着（同另一种民族文学）比较的（民族）文学，必要时是（同它自身）比较的文学。”（注：布吕奈尔等《什么是比较文学》，葛雷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137、139页。）但似乎也并未产生积极的影响。

    客观而言，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泛文化趋向也不是某几个比较文学家所能左右的，这与整个西方人文科学界二次大战以来的几大学术研究趋势有关。二战以来，西方学术界文学批评理论和文化理论特别活跃，新批评、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心理批评、符号学、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流派竞相登台，其中的不少代表人物本身即是比较文学家，由此对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研究择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与此同时，另外两个趋势，即不再把作家视为文学体系的中心、不再把解释作品视作文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并且普遍否定研究文学的美学意义的价值，这就进一步对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的泛文化研究趋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界的这种泛文化研究趋向的产生有它的必然性，在西方各国也有它的学术基础，我们无需对之妄加评议。作为中国的比较文学工作者，我们应该考虑的是，面对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研究中出现的泛文化趋向，我们应如何保持对比较文学学科的清醒的认识？

    比较文学是一门跨语言、跨国界、跨学科、跨文化的边缘学科，边缘学科的性质决定了比较文学必然要与其它学科发生紧密的关系，也注定了它会大量借鉴当代形形式式的文化理论。然而，在发生紧密关系和大量借鉴的同时，比较文学是否应当警惕不要因此丧失自己的文学立场？因为比较文学归根到底是一门研究文学的学科，一旦比较文学抛弃了它的主要研究对象——文学，比较文学的学科价值何在？无限扩大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除了说明比较文学研究的内容贫乏，把比较文学溶入社会心理学研究、国情舆论研究、甚至经济学研究等领域，从而导致比较文学学科的“消解”外，我们还能获得什么结果？

    说起来，不少中外比较文学家以及其他有关人文学者，在关于比较文学的学科定位问题上认识还是相当一致的。

    北京大学孟华教授在谈到当前西方比较文学界存在的泛文化研究趋势时说：“有不少的研究不仅脱离了具体的作品和文本，而且脱离了文学本身，完全进入了宽泛的文化领域，这就牵涉到比较文学作为一个新兴学科能不能为自身存在的合理性辩护的问题。我觉得在比较文学的学科理论尚待完善的今天，这种泛理论化、泛文化化的趋势对比较文学自身建设是十分不利的。”（注：参见《刘象愚和孟华谈比较文学》，载《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3期。）

    北京师范大学刘象愚教授针对“比较文学向漫无边际发展的现状”强调：“在什么是文学这个问题上，坚持文学的虚构性、想象性等基本特征；在什么是比较文学这个问题上，则要在承认比较文学跨文学、跨文化、跨学科研究领域的前提下特别强调‘文学本科中心论’，就是说，不管你研究的题目有多大，无论你跨进了哪种文化、哪个学科，都应该始终围绕‘文学’这个中心，你的研究目的、结论都应该以文学为旨归。换言之，不管你跨到哪里，你的研究归根结底应该是一种文学研究，而不是其它，这样，就可以把比较文学限定在一个范围以内，把比较文学和比较文化区分开来，把比较文学和其它学科的比较研究（例如比较哲学、比较宗教学、比较历史学等）分开来。”（注：参见《刘象愚和孟华谈比较文学》，载《中国比较文学》1996年第3期。）

    美国比较文学家勃洛克教授的态度也非常鲜明，他说：“我不认为比较文学在文学本身之外还包含一种归它独有的、特殊的研究内容，因此我乐意认为，所有治文学的学者，只要他们的工作完成得好，都必然是比较文学家。弗赖（Northrop Frye ）在教堂山说得有理：‘每个文学评论问题都是一个比较文学问题，或者就是文学本身的问题。’”（注：勃洛克：《比较文学的新动向》，《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 第197页。）

    其他西方比较文学家，如艾金伯勒、哈瑞·勒文等也都有类似的意见。

    那么如何体现比较文学的文学性呢？我们以为，首先，要对比较文学这门学科有一个正确的定位。比较文学是一门开放的学科，一门边缘学科，一门发展中的学科，但它最根本的属性是文学研究。一旦它偏离了文学，那就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也就是为什么韦勒克、艾金伯勒等人再三提醒，在“比较文学”中有“比较”一词，但另一个词“文学”也是不应被忘记的。

    其次，强调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性，要求比较文学工作者要以文学文本为出发点，并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迄今为止，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较多突出文学作品的外部关系，属于X+Y的双项研究模式，而甚少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在价值、进行那种考察和挖掘某一部作品的内在价值的单项研究。然而，假如我们的研究只能提供一幅民族文学间的文学交流图，而不能让人们通过我们的研究发现一部作品的内在的价值、认识一个作家的独创性的话，那么比较文学研究的价值恐怕也将因此而受到人们质疑了。

    最后，强调比较文学研究的文学性，还要求比较文学工作者能正确处理文学与其它学科之间的关系。本来，跨学科研究的提出，是为了开拓比较文学的研究空间，扩展比较文学工作者的学术视野，以使我们对我们的研究对象——文学——可以作更加全面、更加深入的分析。但是，假如我们忘记了自己的出发点，而让比较文学成了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政治家乃至经济学家们研究的素材，那么尽管这种研究仍有其价值，但它就不再是比较文学的研究了。

    文学性，这是比较文学研究的生命线。在即将进入21世纪的时候，但愿我们的比较文学工作者能正视这个问题，及时调整我们的研究目标和方法，让比较文学为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发展作出切实的贡献。

    三、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面临的问题

    自从比较文学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大陆重新崛起以来，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飞速发展。短短20多年的时间，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出版了好几百部比较文学论著，发表了近万篇比较文学论文；此外，还出版和发表了相当数量的比较文学译作。中国比较文学的成绩是巨大的。

    总的说来，对于中国大陆的比较文学研究来说，文学性问题并不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我们的比较文学研究大都局限于文学范围内，以文学为出发点和归宿点。诚然，近年来我们也翻译介绍了不少西方当代的文化理论，包括一些有泛文化研究倾向的研究论著，但那是为了让我们的读者了解我们的国外同行的研究现状，为了让我们的比较文学工作者能更好地与国际比较文学界对话，而不是丧失自己的研究立场，跟在人家背后亦步亦趋。

    对于即将步入21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来说，最大的问题恐怕是如何在国内众多的人文学科内站稳自己的脚跟，体现出自己的独有的价值来。毋庸韪言，虽然比较文学在中国大陆已经取得了引起国际同行注目的成就，但在国内仍有一些人对之不甚了了，有的甚至持怀疑态度。这当然与某些人习惯于以对待传统学科的观点去看待比较文学这门新兴学科有关，他们要求比较文学也像其它传统学科一样，有明确的学科界限，有明确的学科理论，而这些恰恰是比较文学所没有、也不可能有的，也是比较文学因此而区别于其它学科的特征。然而，尽管比较文学没有像传统学科那样明确的学科理论，但它对自身学科的原理、方法论、研究对象等，还是有其独特的思考的。因此，探索、建设和发展比较文学自身的学科理论，完善比较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内涵，应该是未来中国比较文学的一个首要任务。

    如果说，西方某些国家的比较文学教学近年来显得不是很景气的话，那么，这些年来中国的比较文学教学倒是发展得非常迅速。上百所大专院校开设了比较文学课，而且受到学生的普遍欢迎，出版了多种较有质量的比较文学教材，比较文学的学位点也在不断地增长和发展。但是，我们的比较文学教学也不是没有一点问题。由于原国家教委把比较文学专业与原有的世界文学专业合而为一，如何妥善处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关系，开设好比较文学课，便成了摆在我国比较文学教学工作者面前的一大问题。此外，在研究生的课程设置方面，各高校大都因人设课，缺少合作与交流。然而，研究生教学却是直接关系到中国比较文学是否后继有人、关系到未来的中国比较文学向何处发展的事。可见，比较文学教学也是摆在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面前的大问题。

    比较文学在中国学界被一些人忽视，其中一个原因恐怕是因为比较文学的研究远离当前国内的文学实际。比较文学给人的印象仿佛它只研究民族文学、尤其是历史上的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只研究民族文学间对主题、体裁、结构、形象、手法等的借用，而不关注当代文学，不作价值判断，这其实是一个误会。艾金伯勒早就说过，“文学的比较研究不应当局限于‘事实联系’的研究，而必须尝试把研究导向对作品的价值的思考，甚至于（为什么不呢？）对作品进行价值评判。”（注：参见《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99页。）韦勒克也说过：“比较文学不能局限于研究文学史，而排斥评论和当代文学。……那种要在文学史研究和当代文学之间设置严密的障碍的意图是注定要失败的。”（注：韦勒克：《比较文学的名称与性质》，《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 145页。）他还说：“比较文学应当回到当代文学研究和文艺批评的洪流中去。”（注：参见《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132页。）这样， 比较文学如何介入到当代的中国文学实际中去，并发出能引起国内文学界同行注意的声音，这又是一个摆在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面前的课题。

    最后，虽然比较文学迄今为止已有上百年的历史，比较文学工作者也已经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实际上还有许多研究领域有待研究者进一步开掘。勃洛克就曾指出，譬如有些文学形式、文学潮流和文学运动，对于文学研究有着头等重要的意义，却完全没有得到足够的开掘；再如文学体裁方面，像短篇小说、神怪故事、流浪汉小说或历史小说等体裁，也缺乏应有的研究；还有文学潮流和文学运动，如人文主义、唯理主义、存在主义、象征主义、自然主义、表现主义，等等，等等，都有待从比较文学角度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至于翻译，那更是一个极其广阔的研究领域，等着中外比较文学家去涉足。艾金伯勒说：“我愿意看到我们的学生得到指点，去从事翻译的比较研究；而不是被引入歧途，搞《美国文学中的俄国幻景》或《俄国文学中的美国形象》等诸如此类的伪社会学研究。无论他研究的是拜斯（Saint-John Perse）的一首诗的各种英语译作，还是阿巴德（Tōoth Arpáad）或弗勒斯马尔蒂（Vorosmarty）的一首诗的各种法语译作，或者是考察同一首诗的三种、四种、五种、十种在语音和结构上互不相同的语言的翻译，任凭怎么说，他毫无疑问是在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如果‘本文阐释’的方法运用得娴熟的话，翻译的比较研究能使我们从深度上识破诗人的艺术奥秘；能使我们分辨出每一首诗中哪些是属于散文中也能加以表现的主题和思想，哪些是只有诗才能奉献的和只有诗才能征服的；使我们确定这种诗意中哪些部分是可以言传的；使我们发现在翻译中什么东西在一种语言中失落了，而在另一种语言里得到了保存。有时译作偶尔也会有助于人们对原作的理解，或者由于译作比较原作更出色，结果背叛了原作。”（注：艾金伯勒：《比较文学的目的，方法，规划》，《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113页。 ）比较文学中存在着的这些有待进一步开掘的研究领域，实际上也是对新世纪中国比较文学工作者的挑战。我们有没有可能在这些领域取得让世人瞩目的成绩呢？

    当我们站在世纪之交，回顾中外比较文学的过去，瞻望中国比较文学的未来时，我们一定会对一位比较文学家的话产生共鸣。他说：“当前没有任何一个文学研究领域能比比较文学更引起人们的兴趣或有更加远大的前途；任何领域都不会比比较文学提出更严的要求或更加令人眷恋。”（注：勃洛克：《比较文学的新动向》，《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第206页。）

    让我们祝愿新世纪的中国比较文学将更加灿烂辉煌！^

【作者简介】谢天振，上海外国语大学社科院

（转自《中国比较文学》2000年01期）

（责任编辑：罗小凤）